30年前，父亲逼我把安置房让给弟弟，如今他却找我养老，我：做梦

＂做梦！你当年逼我把房子给了弟弟，现在要我养老？门都没有！＂我挂了电话，手还在发抖。

我叫赵长林，今年五十有八，在东北一个县城生活了大半辈子。

1986年那年，我二十岁出头，刚从技校毕业分配到县织布厂。

那时候的安置房，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啊，单位分房可是天大的好事，有人等十年都未必能等到。

记得那是个寒冬的早晨，窗户上结了厚厚的冰花，屋里的煤炉烧得通红，却仍驱不散刺骨的寒意。

天还没亮，我就被父亲叫醒了。

他坐在我床边，半旧的棉袄散发着淡淡的樟脑丸味道，脸上的皱纹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显得格外深。

＂长林啊，厂里给你分房子的事情，我和你妈商量过了。＂父亲搓着粗糙的双手说，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缭绕，＂你把房子让给你弟弟吧。＂

我一下子清醒了，猛地坐起来，差点撞到头顶的木板。

＂爸，那是我的安置房！我刚参加工作，好不容易分到的！＂

＂你弟弟马上要结婚了，没房子怎么成家？＂父亲的语气不容置疑，脸上露出那种我从小就害怕的威严表情，＂你还年轻，可以再等等。＂

＂我也不小了，等下来分不到这么好的房子了！厂里现在效益好，以后谁知道啊！＂我急得声音都变了调。

我们家住的是砖瓦房，三间正房一间厨房，冬天一到，墙角经常渗水，地上潮得能榨出水来。

母亲这时候也进来了，擦着围裙上的面粉，拉着我的手说：＂长林啊，你是哥哥，让着弟弟是应该的。＂

她的手上全是老茧，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风霜。

＂你看，他马上就要娶媳妇了，你总不能看着他们小两口没地方住吧？这不是显得咱们家不像话吗？＂

我低着头不说话，手指绞着已经发黄的棉被边缘。

这个家里，我从小就是＂应该让着弟弟＂的那个。

弟弟赵长河比我小三岁，从小就是家里的宝贝疙瘩。

好吃的、好穿的，总是先给他。

上学时，我的书包用了三年，帆布都磨出了洞，还是用针线缝了又缝；而弟弟每年都有新的，还是镇上供销社里最气派的那种。

＂长林，听爸爸的话。＂父亲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手上的老茧硌得我肩膀生疼，＂你是长子，家里的事情你得多担待。＂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弟弟要是没本事，将来也不会有出息，这不是在害他吗？＂我小声嘀咕着，却不敢真的反抗。

＂你说啥？＂父亲声音提高了八度。

我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父亲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母亲也松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就这样，我把60平米的小两居让给了弟弟。

那套房子在县城最好的位置，离百货大楼只有两站地，冬天有集体供暖，夏天还有大树遮阴，窗外就是小花园，每到傍晚，邻居们都会出来乘凉，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好不热闹。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搬到了厂里的集体宿舍，和三个同事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

宿舍的墙皮剥落，窗户漏风，夜里睡觉时冷得直打哆嗦。

我睡的是上铺，每次爬上爬下都格外小心，生怕吵醒了脾气不好的师傅。

弟弟结婚那天，全家人都喜气洋洋。

母亲早早就去了理发店，烫了个＂苏联头＂，那是当时最时髦的发型。

父亲穿上了存了好几年的＂的确良＂衬衫，胸前别着一朵大红花，腰板挺得笔直。

他们张罗着摆了十几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

席间，父亲端着搪瓷茶缸倒满了二锅头，到处敬酒，得意地介绍：＂这是我儿子的新房子，60平米呢，还是楼房呢，条件多好啊！＂

我坐在角落里，盯着桌上的剩菜剩饭，没人注意到我红了的眼眶和紧握的拳头。

邻座的老张叔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低声说：＂长林啊，吃菜。＂

他是我爸的老同事，知道内情，却也帮不上忙。

那以后，我又等了五年才分到房子，还是个30平米的单间，连个独立厨房都没有，厕所更是公用的。

每天早上排队如厕成了最大的烦恼，赶上拉肚子的日子，那简直是人间炼狱。

但那时候，县织布厂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效益越来越差，发工资都成了问题。

我记得有一个冬天，厂里连续三个月没发工资，大家都靠着平时的积蓄和借贷度日。

食堂里的菜越来越少，从荤素搭配变成了白菜萝卜年年见。

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不少人开始＂下海＂经商。

我看到了机会，借了亲戚的五千块钱，辞了工厂的工作，开始做小生意。

那时候借钱可不容易，五千块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够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了。

起初只是在市场上摆个小摊，卖些日用百货。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骑着自行车去批发市场进货，然后在街边摆上一整天，晚上收摊都已经华灯初上。

冬天手脚冻得生疼，夏天太阳晒得皮肤黝黑，但只要有生意做，我就咬牙坚持。

生意做得不大不小，但总算能养活自己。

最难熬的是城管来的时候，一声哨响，大家抱起货物就跑，跑慢了可能连本钱都保不住。

我有一次差点被撞到，货物散了一地，看着那些被踩坏的商品，我蹲在地上偷偷抹眼泪。

父母那时候跟弟弟住在一起。

弟弟在县里一家国企上班，吃的是＂铁饭碗＂，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他们家电视机、录音机、电风扇，样样俱全，弟媳妇还有一台缝纫机，在街坊邻里中很是有面子。

每次我回去看父母，都能听到他们夸弟弟工作稳定，媳妇能干，孙子聪明。

＂长林啊，你什么时候也找个对象成家？＂母亲总是这样问我，一边说一边瞟着我破旧的衣服和粗糙的双手。

我苦笑着回答：＂我这条件，哪个姑娘看得上？＂

确实，那些年我忙着做生意，勉强维持生计，连件像样的新衣服都买不起，哪有心思谈恋爱？

每天晚上回到那个狭小潮湿的出租屋，打一盆冷水洗脸洗脚，然后蜷缩在床上，听着隔壁传来的吵闹声，心里空落落的。

直到28岁那年，我才通过一个熟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李巧云。

巧云比我小两岁，在一家小服装厂做缝纫工。

她长得不算漂亮，但眼睛明亮，笑起来特别温柔。

第一次见面是在街心公园，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手里拿着一本《读者》杂志。

我们聊得很投机，从童年趣事到现在的工作，从喜欢的食物到对未来的憧憬。

她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后也没嫌弃我，反而说：＂能靠自己的双手打拼，比什么都强。＂

那一刻，我觉得她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们结婚时，连像样的婚礼都没办，就在街边小饭店摆了三桌酒席，请了几个亲近的亲友。

巧云穿的婚纱是她自己从厂里的边角料缝制的，虽然简单，但在她身上却格外好看。

父母来参加了婚礼，但弟弟因为＂有事＂没来。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带着全家去市里的友谊商店购物，听说新进了一批进口商品，他要给儿子买套＂喜羊羊＂玩具。

我和巧云结婚后，生活虽然清贫，但也算和睦。

我们住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平房里，家具简单得可怜：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一张方桌，两把凳子，几乎就是全部家当。

冬天屋里很冷，我们就紧紧挨着睡，互相取暖；夏天又闷又热，只能搬张小竹床到院子里，听着蛐蛐的叫声入睡。

但我们很珍惜这份简单的幸福，每天都充满希望。

1995年，女儿出生了，我们给她取名赵小雨，因为她出生在一个雨天。

那天下着倾盆大雨，我骑着自行车带巧云去医院，路上摔了两跤，裤子和鞋全都湿透了，但心里却是说不出的喜悦。

小雨出生后，我的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

我从摆摊升级到在市场里租了个小铺面，开始批发一些服装。

每天天没亮，我就骑着三轮车去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进货，挑些时兴的衣服带回来卖。

巧云辞了工厂的工作，来帮我打理店铺。

她的手很巧，会给衣服做些小改动，使它们看起来更加时髦，深受年轻姑娘们的喜爱。

我们省吃俭用，一点一点积攒钱财，希望有朝一日能买个自己的房子。

2000年初，东北地区的国企改革如火如荼，县织布厂彻底倒闭了，很多老工人下岗在家。

厂区变得冷清，曾经热闹的厂门口现在只剩下几个老人在下象棋，谈论着过去的好日子。

弟弟所在的国企也开始改制，他成了最早一批下岗职工。

那天，弟弟突然来到我的店里，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衫，神色慌张。

＂哥，我下岗了。＂他坐在店里的小板凳上，声音低沉，＂厂里只给了几千块钱补偿，以后怎么办啊？＂

我倒了杯茶给他，茶叶是从顾客那里换来的，泡在搪瓷缸里，香气四溢。

＂现在很多人都下岗了，得自己想办法。＂我说着，看了看店里来来往往的顾客。

＂我没做过生意，不知道该干什么。＂弟弟叹了口气，用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爸妈都跟我住，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压力太大了。＂

我沉默了一会，想起了那套本该属于我的房子。

＂要不你先来我这帮忙？工资不高，但能解决温饱。＂

弟弟勉强答应了，但他做事总是心不在焉，对顾客也不够热情。

有一次，一个老主顾来买衣服，他连价格都说错了，害我亏了不少钱。

就这样，弟弟在我的店里帮工。

但他没做多久就觉得苦，嫌工资低，没过三个月就不干了。

后来听说他去跟人合伙开了个小饭馆，做些家常菜，生意一开始还不错。

但很快就因为卫生问题被投诉，加上经营不善，没多久就赔得精光。

2003年，父亲突发脑溢血住院了。

那天我正在店里忙着，接到母亲哭喊着打来的电话，说父亲突然倒下了，已经送去医院。

我立刻放下手中的活，骑上摩托车就冲向医院。

医院里消毒水的气味刺鼻，走廊上躺满了病人，有的甚至直接睡在地上的褥子上。

父亲被安排在一个六人间里，面色苍白，呼吸急促，连人都认不清了。

医生说需要立即手术，费用至少要两万。

我和弟弟轮流照顾，医药费我出了大半。

弟弟说他手头紧，只拿了五千块钱，还是借的。

我不忍心跟他计较，毕竟是自家兄弟，患难见真情啊。

父亲出院后，身体大不如前，左半身不灵活，需要长期照料。

＂长林啊，你爸这样了，我们俩照顾不了他。＂一天晚上，母亲拉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水，＂你看能不能接我们去你那住？＂

我愣住了，看了看自己租住的小房子。

＂妈，我家就30平米，一家三口已经很挤了，哪还能住下你们？＂

＂那你弟弟家呢？他那不是60平米吗？＂我下意识地问道。

母亲叹了口气，眼神躲闪：＂你弟媳妇说房子小，再说你弟弟现在失业在家，心情不好，怕影响他。＂

我咬了咬牙，心里一阵刺痛。

当年把房子让给弟弟，就是为了他成家立业，现在父亲病了，他却推三阻四。

＂妈，实在不行，我帮你们在附近租个房子，我出钱。＂

最终，我在父母家附近租了个小房子，让他们住下。

那是一个平房院子里的一间房，虽然简陋，但好在离医院近，方便父亲看病。

每个月我都会送去生活费，周末带着巧云和小雨去看望他们，帮他们打扫卫生，买些生活用品。

弟弟呢？偶尔去看看，基本上不管钱。

他总是说自己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连自己都养不活。

但我注意到，他每次来都穿着不错的衣服，手腕上还戴着一块新表。

2005年，我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开始从外地批发服装，在县城里开了两家店。

我们的小店铺被装修一新，货架上的衣服琳琅满目，连店门口的招牌都换成了亮闪闪的霓虹灯。

我和巧云拼命工作，早出晚归，风雨无阻。

小雨渐渐长大，成了一个懂事的小姑娘，每次放学回家都会帮我们整理货物，周末还会到店里来帮忙。

终于，我们在县城买了套90平米的新房子，位于一个新建的小区，环境非常好。

搬家那天，我请父母来新家吃饭。

父亲坐在轮椅上，看着宽敞明亮的房子，眼睛湿润了。

新房子里铺着锃亮的瓷砖，客厅挂着一台29寸的彩色电视机，厨房里有崭新的冰箱和煤气灶，卫生间更是一应俱全，淋浴、马桶、洗手盆，样样都有。

＂长林，你有出息了。＂父亲拍着我的手说，声音有些哽咽。

我心里五味杂陈。

三十年前，如果我坚持留下那套安置房，或许我的人生会不一样吧？

不过，转念一想，正是那些艰难岁月，锻炼了我的意志，让我学会了独立自强。

＂爸，您和妈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吧，这房子够大，能照顾您。＂我真诚地邀请道。

父亲看了看母亲，摇了摇头：＂不了，我们住习惯了，就不折腾了。＂

我知道，他们是不想给我添麻烦，心里更是一阵酸楚。

父亲在2008年去世了，我为他操办了丧事，所有费用都是我出的。

按照老家的习俗，我们为他置办了一口上好的棺材，请了乐队吹打，摆了三天酒席，让所有亲朋好友都来送他最后一程。

弟弟连一分钱都没拿出来，只在葬礼上哭得最大声。

村里人都说他不孝，他却振振有词：＂我也想尽孝，但我条件不允许啊！＂

送走父亲那天，我站在坟前，泪流满面。

想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虽然他总是偏心弟弟，但我知道，在他心里，也是爱我的，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母亲之后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那时我们已经买了更大的房子，有150平米，带个小花园，小雨也上了高中，家里条件好多了。

母亲在我家住得很舒心，每天晨练、看电视、打麻将，日子过得充实。

有时候，她会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风景，轻声说：＂要是你爸还在，该多好啊。＂

2015年，小雨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家人都乐开了花。

我和巧云省吃俭用，给她准备学费和生活费。

母亲也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说要贴补孙女的学业。

那是一个装着红布的小盒子，里面放着五千块钱，都是她这些年省吃俭用存下来的。

＂奶奶，您留着自己用吧。＂小雨不忍心接，眼圈都红了。

＂傻孩子，奶奶有你爸妈照顾，不缺钱花。＂母亲拍着小雨的手说，＂这钱是给你买书用的，奶奶盼着你将来有出息。＂

这些年，弟弟的日子过得起起落落。

他做过很多行业，开过饭馆、修过车、卖过保险，种过地、开过出租车，但没一样能坚持下来。

他的儿子也不争气，初中都没毕业就辍学了，整天游手好闲，后来还进了少管所。

弟媳妇被气得得了重病，花光了家里仅有的积蓄。

弟弟偶尔会来我家，嘴上说是看望母亲，其实是想借钱。

每次我都会给他一些，不多，但足够解燃眉之急。

母亲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有一次她偷偷对我说：＂长林，你别总给你弟弟钱，他这不是在好好过日子，是在坑你啊。＂

我笑了笑：＂妈，没事，我现在条件好了，帮衬一下弟弟，也是应该的。＂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很清楚，弟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需要我让房子的小弟弟了，他只是不愿意靠自己的双手去闯。

去年冬天，母亲去世了。

临终前，她拉着我的手说：＂长林，你这辈子吃了不少苦，但你是个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

我泪流满面，只能点头。

母亲走得很安详，脸上带着微笑，仿佛只是睡着了。

按照家乡习俗，我们为母亲办了七天的丧事，请了道士做法事，送她最后一程。

弟弟这次倒是出了些钱，虽然数目不多，但也算是尽了一份心意。

送走母亲后，弟弟突然变得很热情，三天两头往我家跑，每次都带点小礼物，什么糖啊、水果啊之类的。

一开始我还挺感动，以为他是真的想改变兄弟关系。

直到有一天，他喝了点酒，说漏了嘴：＂哥，你说你这房子这么大，将来给谁啊？＂

我心里一沉，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

＂自然是给小雨了，她是我闺女。＂我冷冷地说。

弟弟讪笑着：＂哎呀，我就是随便问问。＂

从那以后，他来的次数少了，但电话倒是打得勤了。

就在昨天，我接到了弟弟的电话。

＂哥，我现在手头紧，能不能来你这住一段时间？＂弟弟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我年纪大了，干不动重活了，你能不能养我？＂

我握紧了电话，耳边嗡嗡作响。

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那个寒冷的冬天，我被迫放弃安置房；弟弟结婚时全家人的笑脸；父亲病重时弟弟的冷漠；母亲去世时他假惺惺的眼泪……

最刺痛我的，是他说＂你能不能养我＂这句话，仿佛我欠他的一样。

＂做梦！你当年逼我把房子给了弟弟，现在要我养老？门都没有！＂我挂了电话，手还在发抖。

那晚，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窗外，雪花纷飞，北风呼啸，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银白之中。

巧云轻轻拍着我的背：＂怎么了？是不是弟弟的事？＂

我点了点头，把事情告诉了她。

＂你知道吗，他把那套房子早就卖了，钱也不知道花到哪去了。＂我苦笑着说，＂现在倒好，想让我养他了。＂

巧云沉默了一会说：＂你是好人，但不能总让别人欺负。他既然没把你当兄弟，你也不用把他当弟弟。＂

我翻了个身，望着窗外的月光，它穿过厚厚的云层，洒在雪白的大地上，显得格外清冷。

＂巧云，我这辈子吃的苦，不想让小雨再吃。我要给她攒钱买房子，让她结婚时有个好的开始。＂

巧云笑了，握住我的手：＂小雨今年研究生毕业了，工作也找好了，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她比你我都强，不会被人欺负的。＂

＂是啊，＂我也笑了，心里涌起一股暖意，＂她不会像我一样，被迫让出自己的房子。＂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弟弟又一个电话。

他的声音比昨天更加低沉，带着明显的恳求：＂哥，我知道我昨天说得不对，但我实在过不下去了，能不能帮帮我？＂

我深吸一口气，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行人匆匆而过，各自忙碌着自己的生活。

＂长河，这些年我从未计较过什么。＂我平静地说，＂父母生病时，是我照顾；他们去世时，是我操办。我没怨过你什么，因为这是我作为兄长的责任。＂

＂但现在，我只对我的妻子女儿负责。你已经五十多岁了，该学会为自己负责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只能听到沉重的呼吸声。

＂哥......＂弟弟的声音哽咽了，听起来像是在抽泣，＂我知道我对不起你。那套房子是你的，我不该要。我这辈子做了太多错事，对不起......＂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真诚，我心里的坚冰似乎融化了一点。

＂那房子我早就卖了，钱也花光了。＂弟弟叹了口气，情绪比刚才平静了许多，＂我不是要你养我，我只是想，能不能帮我介绍个工作，让我有口饭吃......＂

我沉默了一会，想起了我的一个老主顾。

＂县西头的家具厂在招保安，工资不高，但有吃有住。你要是真想干，我可以帮你说说。＂

＂谢谢哥，谢谢......＂弟弟的声音里带着感激和羞愧。

挂了电话，我望着窗外初升的太阳。

阳光穿过薄雾，洒在雪地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不是那个懵懂的年轻人。

我不再怨恨，也不再纠结于过去的不公。

生活教会了我坚强，也让我懂得了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

那套被迫让出的安置房，曾是我心中的一个结。

如今，这个结终于解开了。

不是因为弟弟的忏悔，而是因为我自己放下了。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女儿小雨的号码：＂闺女，爸想你了，这周末回来吃饭吧？我让你妈做你最爱吃的锅包肉。＂

电话那头，传来女儿清脆的笑声：＂好啊爸，我周五下班就回来！对了，我有个好消息告诉您，我被单位评为优秀员工了，奖金够给您和妈买件像样的礼物了！＂

我笑了，心中无比轻松。

女儿的声音像一缕阳光，照进我的心里。

或许，这就是生活的意义——不是纠结于过去的得失，而是珍惜当下的幸福。

生活还在继续，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我，已经学会了带着过去的经历，但不被它们所困，勇敢地向前看。

那些年迈的旧事，就像窗外的那缕阳光，终究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柔和。

它们不再刺痛我的心，反而成为照亮我前行的道路的一部分。

在这个普通的清晨，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真正地和解了——和过去的自己，和那个曾经的家，和那个始终不懂得感恩的弟弟。

我轻轻地合上窗户，回到温暖的客厅。

巧云正在准备早餐，香气飘满了整个房间。

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在地板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