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在我家居住18年，突发疾病走了，两个大舅哥回来要跟我算总账

＂你们凭什么算这笔账？十八年了，有本账早该烧成灰了。＂我猛地站起身，茶几上的搪瓷缸子跟着晃了晃，滚烫的茶水溅在我手背上，火辣辣的疼。

那是2002年春天，我岳母去世后的第七天。

两个大舅子坐在我家沙发上，拿出一个发黄的旧账本，要跟我＂算总账＂。

我叫陈铁生，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像我这个人一样平凡。

我和爱人小芳是1984年认识的，那会儿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要过上好日子。

那时我在县机械厂当钳工，她在纺织厂做挡车工，一个月工资加起来才七八十块。

我们俩都是农村来的孩子，能在县城找到工作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哪有自己的房子？

结婚那年，我俩挤在厂里分的十几平米的筒子楼里，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就把房间塞得满满当当。

夏天的晚上，热得像蒸笼，我和小芳就搬着竹席到楼道里乘凉，和邻居们一起摇着蒲扇，听隔壁老张家的＂红灯711＂收音机播新闻。

小芳的妈妈——我的岳母，是个苦命人。

岳父在我们结婚前一年因肝病去世，才四十七岁，留下岳母一人在乡下。

两个大舅子早就各自成家，一个在省城当会计，一个去了南方闯荡，家里的几亩薄地全靠岳母一人耕种。

那年冬天，接到岳母病了的消息，我和小芳挤了三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回乡下，一路上小芳哭个没完，我只能不停地给她递手帕。

老式的土坯房，进门就能闻到一股发霉的土腥味。

看到岳母躺在土炕上，面色蜡黄，被子上还放着几片用油纸包着的红糖姜片，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村里的赤脚医生说是胆囊炎又犯了，得去县医院看看。

＂妈，您跟我们回县里住吧。＂小芳握着母亲粗糙的手说，那手上的老茧厚得像树皮，＂那边医院条件好，我们也能照顾您。＂

岳母挣扎着要坐起来，被我按住了肩膀。

＂哪能添你们麻烦，你们房子那幺小，听说城里住房紧张，连盆都放不下。＂

＂妈，哪有您说的麻烦。＂我蹲下来，看着这个五十出头却像六十多的老人，＂我们住筒子楼，是挤了点，可您来了就热闹了。＂

就这样，岳母带着她的一个蓝布包袱和一个木头箱子，随着我们坐上了回县城的班车。

原以为她住几个月就会回去，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八年。

刚开始确实挤。

我和小芳睡里屋那张一米二的小床，岳母就睡外面客厅里的一张折叠床。

每天早晨我上班前，岳母已经烧好了煤球炉子，蹲在地上，用扇子＂哧哧＂地煽着火，熬好了小米稀饭。

那年头还没取消粮票，我们每月定量供应的口粮经岳母的手变着法做，居然一点不觉得紧张，还总觉得比从前吃得好了。

晚上下班回来，饭菜已经飘香，老太太靠在竹椅子上，用一块蓝布手帕擦着额头的汗，笑吟吟地说：＂回来啦，快洗手吃饭。＂

那时候厨房里没有抽油烟机，只有个小风扇，每次做完饭，岳母的脸和衣服上都是油烟味，可她从来不叫苦。

厂里的同事李师傅有次来家里串门，看到这情形，笑着摇头：＂陈铁生，你们男子汉还用丈母娘做饭？＂

我不以为然：＂那是您老人家不了解，我丈母娘的手艺，县招待所的大厨都比不了。＂

这话一点不夸张。

岳母虽然没文化，但手艺绝对是一流的。

她会做各种面食，发面饼、烙饼、拉面条，样样拿手。

每逢厂里搞活动，大伙儿都等着尝我家的手工水饺，那饺子皮薄馅大，咬一口汤汁四溢，让人回味无穷。

那时候计划经济年代，虽然紧巴巴的，但厂里福利还行。

1987年，机械厂分了新楼房，我们搬进了楼东头的六十平米单元楼。

终于有了两个卧室，岳母有了自己的空间。

搬家那天，大院里乱糟糟的，大伙儿都在忙活。

岳母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望着新楼房，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她很满足，天天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连瓷砖缝都用牙刷刷得雪白。

在老家住土房子的时候，下雨天到处漏水，冬天到处漏风，所以岳母特别珍惜这个城里的新房子。

1986年农历除夕，小芳告诉我她怀孕了。

那时候机械厂刚接了一个大单子，我整天在车间忙得脚不沾地，回家倒头就睡。

岳母比我们还高兴，愣是从家里的老铁皮罐子里翻出了二十块钱，非要去供销社给小芳买了一斤红糖和半斤花生米，说是＂补身子＂。

小芳生产那天，我在厂里加班，接到医院电话赶过去时，岳母已经在产房门口守了一整天，连中午饭都没吃，手里还攥着一个发皱的纸包，里面是给女儿准备的红糖水。

那会儿的产房条件简陋，产妇家属只能在走廊里干着急。

岳母眼巴巴地望着产房的门，嘴里念叨着：＂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看到我来了，她长长地出了口气，拉着我在走廊板凳上坐下。

＂是个男孩，七斤六两，长得虎头虎脑的，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她眼睛红红的，满是欣慰。

我愣住了：＂妈，您怎么知道我小时候长什么样？＂

她笑了，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你妈还给我看过你小时候的照片呢。＂

她从兜里掏出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上面是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正是我的母亲。

＂你爸妈来的时候，你妈总爱掏出你的照片。＂岳母小心翼翼地把照片递给我，＂这张是你妈给我的，说你出生一个月的样子。＂

那一刻，我鼻子发酸。

我的父母在山区，离县城有一百多里路，交通不便，一年也来不了一两次。

岳母待我如亲子，从不曾摆丈母娘的架子。

儿子出生后，岳母更是全心全意帮我们带孩子。

那时候没有尿不湿，岳母每天要洗几十块尿布，冬天手都冻裂了，抹了香油也不管用，血口子一道一道的。

她从不叫苦，整天抱着孙子乐呵呵的，连睡觉都把孙子搂在怀里，生怕孩子着凉。

儿子满月那天，我请了车间的几个要好的同事来家里吃饭。

岳母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忙活，蒸馒头，炖肉，切凉菜，做了一大桌子菜。

大家吃得满头大汗，都夸岳母手艺好。

那天晚上，我看到岳母坐在小凳子上，在微弱的灯光下一针一线地缝制小被子。

我问她：＂妈，这么晚了，明天再做吧。＂

她抬起头，眼里满是慈爱：＂这孩子，抿嘴笑的样子跟你一模一样。＂

说着，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红布包，打开来是两枚银元。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说是传家宝，能保佑子孙平安。＂她把银元放在我手心，＂你收好，以后给孙子压岁钱用。＂

我知道这是岳母的全部＂财产＂，心里一阵酸楚，只能重重地点头。

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日子越发艰难。

机械厂开始减产，工人们的奖金一减再减，有时甚至发不出全额工资。

小芳的纺织厂情况更糟，经常停工待料。

我们不得不想办法多挣钱。

白天上班，晚上就去市场摆个小摊，卖些小百货。

那会儿才开始有＂个体户＂这个新鲜词儿，干什么都靠摸索。

孩子完全是岳母一人照顾。

冬天的早晨，天还没亮，北风呼啸，岳母已经起床，把煤球炉子烧得旺旺的，屋子暖烘烘的。

我迷迷糊糊听见她在厨房忙活的声音，然后就被喊起来：＂铁生，小芳，快起来吧，水烧好了，洗漱吧。＂

每天我们出门时，岳母都会把暖水瓶灌满，叮嘱我们多喝水，还塞给我们一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煎饼。

等我们走了，她就打着手电筒，背着孙子去幼儿园，那是一条泥泞的小路，风雨无阻。

晚上接回来，还要给孙子辅导功课。

老人家文化不高，但总说：＂我虽然不识几个字，可我懂得做人的道理，这比什么都重要。＂

她总是告诉孙子要诚实，要孝顺，要懂得感恩。

有一次儿子从小伙伴那里拿回来一个铅笔，岳母发现后立刻让他送回去，还让他给人家道歉。

晚上小芳回来后责备岳母：＂妈，您太较真了，孩子们互相借东西很正常。＂

岳母摇摇头：＂不是借，是拿。借要还，拿是偷。这种道理得从小教。＂

她是个倔强的老人，教孙子做人的道理一点不含糊。

1995年，市场经济的浪潮已经汹涌而来。

我所在的机械厂经营不善，开始大规模裁员。

我主动要求下岗，拿了一万多块钱的补偿金，在县城百货大楼对面开了一家小五金店。

当时的＂下岗＂是个新鲜词儿，也是大家害怕的词儿。

听说我要下岗，岳母担心得不行，连饭都吃不下。

直到看到我信心满满地租了门面，她才松了口气，每天早早起来帮我打扫店面，擦货架。

五金店的生意不错，但做生意就得应酬，经常晚上回不了家。

小芳也辞了厂里的工作，去一家私企当了业务员，整天东奔西跑。

照顾儿子的担子几乎全落在岳母身上。

儿子上小学后，接送学的事情都是岳母负责。

每天清早，她牵着孙子的手，走在上学的路上，一老一小的背影，成了小区里一道温馨的风景。

雨天，她打着我那把旧黑伞，把孙子挡在伞下，自己却淋得半边衣服湿透。

1997年的冬天特别冷。

一个周末，我休息，带着一家人去新开的商场逛街。

那是县城第一家带自动扶梯的商场，儿子兴奋得不得了，上上下下玩个不停。

路过一家服装店，橱窗里摆着一件紫色的羊毛衫，样式很朴素，但料子看起来很好。

岳母站在橱窗前，眼睛亮亮的。

＂妈，您喜欢这件衣服？＂我问。

她赶紧摇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哪能呢，我看着好看，不适合我这老太婆。＂

转身就要走，可眼睛还是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一眼。

第二天，我悄悄买了那件羊毛衫。

回家时，小芳和儿子正在辅导作业，岳母在厨房择菜，哼着一首老歌，好像是＂小河淌水＂。

＂妈，这是给您的。＂我把包装袋递给她。

岳母擦擦手，打开一看，眼圈瞬间红了：＂这多贵啊，你们自己都舍不得买新衣服。＂

＂妈，您跟我们生活这么多年，辛苦了。＂我把衣服拿出来，在她身上比了比，＂您穿着好看，我们看着也高兴。＂

岳母接过衣服，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像对待什么珍宝一样，然后默默地把它收进她的木箱，说什么也不肯穿。

＂这么好的料子，穿坏了多可惜。＂她总是这样说。

直到那年春节，她才穿上它，去邻居家拜年。

穿着那件紫色羊毛衫，她挺直了腰板，像年轻了十岁，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眉眼间都是笑意。

邻居大娘夸她：＂哎呀，老姐姐，今儿这一身多精神啊！比那些年轻人还有气质！＂

岳母不好意思地笑了，回家后又小心翼翼地脱下来，叠好，收回木箱。

之后偶尔逢年过节才穿一次，生怕弄脏弄破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平淡而踏实。

五金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换了更大的房子，一百多平米的商品房，儿子有了自己的房间，我和小芳也有了单独的书房。

小芳在一家私企当了部门经理，收入也不错。

儿子上了重点中学，学习成绩优秀，是我们的骄傲。

家里条件好了，我们想着让岳母也享享福，可她的习惯没变——节俭、勤劳、疼爱家人。

每次我们给她买新衣服，她都舍不得穿；每次我们要带她出去旅游，她都说身体不好，坐车受不了；每次我们给她零花钱，她都悄悄地塞回我们抽屉里，或者给孙子当压岁钱。

就连我们给她添置的新床，她都嫌＂太软，睡不习惯＂，还是偏爱她那张旧床。

2002年初，我正在铺摊子开第二家店。

那天早上，岳母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在厨房忙活。

突然听到厨房里＂哐当＂一声，我和小芳赶紧跑过去，看到岳母倒在地上，脸色惨白。

送医途中，她一直昏迷不醒。

医生说是脑溢血，情况不太乐观。

我们连夜联系了两个大舅子，但一个说在出差，一个说工作走不开，只让我们好好照顾，说有进展再通知他们。

老人家在医院躺了三天，始终没有醒过来。

医生说继续抢救也没用了，建议我们做好准备。

小芳在病床前泣不成声，我也红了眼眶。

那个和蔼可亲、勤劳善良的老人，就这样要离开我们了？

恍惚间，我想起十八年前第一次见到岳母的情景。

她穿着一身灰布衣服，头发挽着髻，手上的老茧厚厚的，但眼神慈祥，笑起来满是皱纹的脸上全是善良。

她为我擀面条，蒸花卷，做她拿手的茄子炖土豆。

她拿出家里仅有的积蓄，帮我们添置结婚用品，硬是把那个老木箱子塞给了我们，说是＂陪嫁＂。

她坐在病床前照顾感冒的我，整夜不合眼，只因为我咳了两声。

岳母走的那天，窗外飘着细雨。

她的脸上很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

我想起这些年她的辛劳付出，心里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般。

料理完丧事，两个大舅子总算赶回来了。

我以为他们是来帮忙处理后事的，没想到他们带着一个旧账本，要跟我算＂总账＂。

就在我家的客厅里，那个我和岳母一起贴了喜气红对联的客厅里，两个大舅子正色道：＂妈这些年在你家吃了住了，你们得给我们一个说法。＂

大舅子翻开账本，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数字。

＂我们算了算，按照当时的物价，一个月至少500元生活费，18年就是108000元。＂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们在说什么？那是我岳母啊！＂

屋子里静得出奇，连呼吸声都能听见。

二舅子打破沉默：＂就是因为是我们母亲，所以这笔账更得算清楚。再说了，她帮你们带孩子、做家务，按现在请保姆的标准，你们也该给我们一些补偿。＂

小芳站在一旁，眼泪直流，手绞着衣角。

＂哥，你们怎么能这样？妈生前对你们多好啊。＂

大舅子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好什么好？她偏心眼，啥好东西都给你们。她把爸留下的那块地都卖了，钱呢？肯定都补贴你们家了！＂

我强忍着怒火：＂岳母把地卖了22000元，全用来给你大儿子交大学学费了。这些年过年过节，她给你们的压岁钱和礼物，哪一次少过？＂

＂那是她应该的，＂二舅子不以为然，叼着一根烟，吞云吐雾，＂总之今天这个账，必须算清楚。＂

我猛地站起身，茶几上的搪瓷缸子跟着晃了晃，滚烫的茶水溅在我手背上，火辣辣的疼。

＂你们凭什么算这笔账？十八年了，有本账早该烧成灰了。＂

这时，我十三岁的儿子放学回来了。

他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眼里满是疑惑。

＂爸，妈，二舅，大舅，你们怎么了？＂

气氛更加尴尬了。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儿子突然说：＂奶奶告诉我，她有个宝贝箱子，说有一天会给我们看，现在奶奶不在了，我们可以看看吗？＂

孩子的声音让屋子里的气氛缓和了一些。

小芳抹了抹眼泪：＂箱子在奶奶房间，你去拿来吧。＂

儿子很快从房间里抱出岳母的那个旧木箱。

那是岳母一直珍藏的箱子，从乡下带来的那个，上面有些磨损，但被擦得很干净。

箱子不大，两尺长，一尺宽，上面有个铜锁，但没锁上。

＂奶奶告诉我锁的密码，说是她的生日。＂儿子轻轻打开箱子。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十本账本，还有一沓存折。

最上面是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留给我的三个孩子＂，字迹有些歪歪扭扭，但能看出是用心写的。

小芳颤抖着手打开信，读了起来：

＂我的三个孩子：

如果你们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要难过，我已经活得很足够了，也很幸福。

铁生和小芳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让我老了有依靠。这十八年，我看着他们从困难走向富足，看着孙子从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我心满意足。

大儿子、二儿子，你们在外打拼不容易，我理解。我知道你们孝顺，只是太忙了。妈没怪你们。我这一生节省，就是想给你们留点念想。

箱子里的存折是我这些年的积蓄，共计86000元。我分成三份：大儿子28000元，二儿子28000元，小芳30000元。小芳多2000元，是因为她给我买过一件紫色羊毛衫，我特别喜欢，舍不得穿，一直留着。那2000元算是我的心意。

至于账本，是我记录的这些年收支。我在铁生家吃住，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每个月都从自己的退休金里拿出一部分贴补家用。这些都记在账上，你们可以看看，妈没有白吃白住。

孩子们，妈这一辈子没出息，没给你们留下什么家产，只有这点积蓄。希望你们兄妹和睦，互相帮助。生死有命，我已经尽力活得明白。你们好好的，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你们的妈妈，2001年冬＂

读完信，屋子里一片寂静。

我看到大舅子的眼圈红了，二舅子熄灭了香烟，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小芳轻轻翻开其中一本账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

＂1984年8月5日，给家里买米10斤，7.5元。

1984年9月8日，孙子出生，买糖果分邻居，5元。

1985年3月15日，给小芳买围巾，3元。

1985年4月2日，给铁生补袜子，买线，0.5元。

...＂

账本按年份排列整齐，从1984年一直到2002年初，每一笔支出，每一份心意，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而那些她收到的礼物、压岁钱，也都一一登记，并注明了去向——大多是存起来，或者买东西给三个子女。

我们又翻到另一本账：

＂1990年1月2日，收到大儿子新年红包50元，存起来。

1990年2月10日，用存的钱给大儿子买毛衣1件，25元。

1990年5月15日，用存的钱交大孙子三年级学费120元。

...＂

角落里还有一个小包裹，里面包着那件紫色羊毛衫，干干净净，像新的一样，旁边还放着小芳送给她的围巾，我送的手套，和孙子画的画。

＂1997年12月9日，小芳女儿买羊毛衫，紫色，很漂亮，2000元。舍不得穿，留着过年时穿给孙子看。＂

大舅子拿起一个账本，翻开，脸上的表情从不屑到震惊，再到愧疚。

＂1989年3月8日，大儿子电话说娃儿要上大学了，把老房子那块地卖了22000元，全部给大儿子交学费和生活费用。＂

二舅子也翻着一本账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

＂1995年10月，二儿子生意失败，悄悄拿出存款15000元给他周转，没让他知道是我的钱，让铁生转交的，就说是铁生借给他的。铁生真是个好人，没露口风。＂

这一行字让二舅子愣住了，他转向我：＂陈铁生，那15000块钱是我妈的？＂

我点点头：＂岳母说，您和大舅子争强好胜，如果知道是她接济您，您会过意不去。她宁可让我来＇借＇钱给您，也不愿伤您的自尊心。＂

大舅子捂住脸，肩膀耸动着。

二舅子掏出揉成一团的手帕，擦了擦眼睛：＂妈这辈子，太苦了。＂

是啊，太苦了。

岳母从不抱怨，也不向子女索取什么，反而默默付出一切，还要想尽办法维护子女的自尊。

我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细雨，眼睛湿润了。

岳母一生节俭，却在无声中给了我们最丰厚的爱。

她用一本本账册，记录着平凡生活中最珍贵的情感账单。

那天晚上，出乎意料的是，大舅子提议我们三家人在一起吃顿饭。

他主动付了饭钱，席间，举起杯子：＂敬妈，谢谢她教会我们怎么做人。说实话，我今天是来找茬的，想着这么多年，妈一直在你家住，肯定对我们有意见。没想到...没想到......＂

说着说着，他又哽咽了。

二舅子也红着眼圈说：＂我们不孝，这些年只顾自己打拼，对妈照顾得少，还好有你们。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有什么事互相帮衬。＂

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红包：＂这是我和大哥的一点心意，算是这些年来你们照顾妈的辛苦费。＂

我摆摆手：＂舅哥，您这是干什么？我们是一家人，哪有算这些的。＂

大舅子擦了擦眼睛：＂不是辛苦费，是感谢。这些年，要不是你们，妈哪有这么幸福。＂

小芳点点头，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妈走得很安详，她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兄妹和睦，现在她可以安心了。＂

饭后，我们三家人一起回到家中，把岳母的存折按照她的意愿分好。

大舅子拿着那本陈旧的账本说：＂这个我想带走，做个纪念。＂

二舅子抚摸着箱子说：＂这个箱子，能给我吗？妈嫁妆就这么一个箱子，我想留着。＂

小芳点点头：＂都拿去吧，妈肯定愿意的。＂

回家的路上，小芳挽着我的胳膊，抬头望着挂在路灯上的红灯笼，春节的气息还未散去。

＂你记得吗，妈生前最喜欢那件紫色羊毛衫，说什么也舍不得穿。＂

我点点头：＂记得，我们把它穿在她身上了。＂

＂妈这辈子太会过日子了。＂小芳轻声说，＂她把每一分钱都计算得清清楚楚，唯独对感情，她从来不计较。＂

我忽然明白，岳母留下的不只是那些账本和积蓄，还有一笔无形的财富——教会我们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用爱去经营一个家庭。

第二天，儿子从学校回来，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纸。

＂爸，我写了一篇作文，关于奶奶的。＂

我接过来，上面工整地写着《我的奶奶和她的紫色毛衣》。

读着儿子稚嫩的文字，我仿佛看到岳母坐在那棵老槐树下，笑眯眯地看着孙子放学回家的身影。

她会说：＂进来吃饭吧，锅里有你最爱吃的茄子豆角。＂

儿子写道：＂奶奶走了，但她教会我的东西会一直留在我心里。她说过，人这一辈子，不在乎有多少钱，而在乎身边有多少爱你的人。＂

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些账，永远也算不清，因为爱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

而岳母，用她的一生告诉我们：人间最珍贵的，不是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而是那些无法计算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