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谁该有核，谁该无核？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通常情况下，我们在谈论“历史”时，所涉的往往都是些陈年旧事。譬如当年那场发生在阿以之间的“六日战争”，屈指一算已过去差不多一个甲子了。

而在今天，一场战事却能在硝烟尚可见、后果难以辨的情况下即被冠上历史教科书般的名称：如刚刚结束的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十二日战争”。

虽然时移世易，但战争的理由却大同小异。

特朗普在美军入场的第一时间发表演说，明确指出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彻底摧毁伊朗的铀浓缩能力，终结来自这个“全球头号恐怖主义资助国”（the world’s number one state sponsor of terror）和“中东霸凌者”（the bully of the middle east）的核威胁。

2003年美英不经联合国授权打伊拉克时所称的理由是：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日益严重和直接的威胁，伊拉克涉嫌与实施“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有联系。小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将朝鲜、伊朗和伊拉克并称为危害世界和平、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邪恶轴心”（axis of evil）。

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在安理会上振振有词地说：“各位同僚，我今天所说的每句话都有可靠消息来源支持。这些不是臆断。我们向各位呈现的是基于确凿情报的事实与结论。”

现如今，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理由早已被证明是谎言，鲍威尔本人也将自己的“失误”称为本人的“历史污点”，但这场造成11万伊拉克平民死亡（美联社统计）的战争，却从未被一家国际法庭追究过刑事责任；包括13个北约成员国在内的54个所谓“志愿者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参战国中，事后无一出来就此正式道歉或进行赔偿。

因此，当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再次强调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和很快将要拥核，并高调炫耀武功和精准打击能力的时候，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在问：“这一集不是都看过了么？”（déjà vu）

顾维钧的1919：“我很失望，我很愤怒！”（前排左二，中国代表顾维钧）

顾维钧是很多人熟知的民国时期外交家。这位美式自由主义的拥趸者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为自己的国家发出强音，努力以“公理争强权”，并最终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首次对列强说“不”，但他所代表的国家最后却不得不面对“强权即公理”的事实。

84年后，就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前夜，时任德国外长费舍尔（joschka fischer）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用颤抖的声音（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激动）直问美国防长：“难道我们真的穷尽所有非军事手段了吗？”被问的拉姆斯菲尔德面无表情，费舍尔最后说：“这无法让我信服！”（i am not convinced）

这是德国政府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公开对老大美国说“不”，也是这位绿党籍外长留下的最著名的经典话语之一。

相比之下，现任总理默茨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基调。6月23日，他在“德国工业日”（tag der deutschen industrie）活动上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批评美国采取的行动。就个人而言，他也认为没有理由批评以色列一周前发起的行动。

默茨的立场不仅应景了当下西方流行的对美“做小伏低”，而且也暴露了德法之间的新嫌隙，因为马克龙已公开表示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缺乏国际法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默茨5月初就任总理第二日即前往巴黎，发誓要与法国一起共同振兴欧盟。这才没过几日，欧盟“双驾车”已开始不朝同一个方向（战略自主）奔了。

穿着黑色衣服的哀悼者聚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道上，参加被以色列打死的军事指挥官、核科学家和一些平民的葬礼。

回头再来看伊朗方面应对美以强权的路线：

首先，精神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在伊朗遭到军事打击后重申其强硬立场（“伊朗人民既不会接受强加的战争，也不会接受强加的和平”），并称自己的国家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显然，他这是说给国内民众听的。

其次，伊朗对美以的目标作出了象征性打击，然后赶紧“借坡下驴”，表示无意加剧军事回应；同时，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fatemeh mohadscherani）承认福尔多、伊斯法罕和纳坦兹的核设施已遭到“严重破坏”——这是要给美以吃“定心丸”？

最后，伊方一方面表示不排除继续就伊核问题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同时又宣布停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合作。意思是，谈判可以，但不想再被人随时随地盯着。

美国总统和防长再三强调伊朗核设施已被彻底摧毁，以色列也宣称对伊军事打击已圆满完成，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rafael grossi）则认为，美国打击伊朗境内三处核设施造成的破坏严重但“并非彻底”，伊朗“几个月内”就有能力重新启动铀浓缩。

现在的问题是，德黑兰对内高调示强，对外明显“服软”，究竟是在玩新一轮的“韬光养晦”和惯用的“拖延战术”，还是真的已被打趴在地，武功尽废？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捋清核武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它带来的现实后果。

从“曼哈顿工程”到“阿玛德计划”

1938年，德国科学家哈恩（otto hahn）和施特拉斯曼（fritz straßmann）发现了铀的核裂变现象，奠定了核武器研发的科学基础。随后，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等人开始研究如何利用核裂变制造武器。

1939年，在欧洲反犹浪潮中背井离乡的包括爱因斯坦和西拉德在内的犹太科学家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警告纳粹德国有可能在研制原子弹，由此催生了“曼哈顿工程”（manhattan project）的启动，并赶在纳粹拥核之前研制了第一批核武。

只是，原本用来对付德国的原子弹，还未及使用，德国就战败了。最后，为了减少自己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损失，美国给日本喂了两颗，促成了日本的投降和盟军的最终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史上第一轮“核竞赛”虽然在德美两国之间进行，但所涉主要科学家几乎都是德国人或德裔人士：前面提到的德方三位学者自不用提，美方这边的爱因斯坦是德国流亡者；“曼哈顿工程”的主持人奥本海默是德裔，父亲来自德国黑森的哈瑙；西拉德虽然是匈牙利裔，但也与德国有渊源（在柏林读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

另一个事实是，这场决定国运的竞争从一开始就发生在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前者有哈恩、施特拉斯曼、海森堡，后者有爱因斯坦、西拉德、奥本海姆。而美方最终胜出既要归功于犹太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和美国政府的赶超决心，也与纳粹竞争者的诸多技术和资源瓶颈以及战略误判和道德阻力有关。

其中，“战略误判”和“道德阻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德国军方低估核武的颠覆性价值，在战略物资分配和投入上偏向常规武器；部分科学家基于对核武的伦理立场，对史称“铀工程”的核计划暗中抵制故意拖延，而美方的奥本海默虽然也苦于良心自责，但更多是在事后。

1945年，奥本海默曾被誉为“原子弹之父”；九年后，他成为麦卡锡主义大漩涡的主要名人受害者。

当下的以伊冲突依然围绕“核武”，而主要当事者还是犹太人：他们既是可能的“受害者”，担心在对手伊朗拥核后自己会重蹈“灭国灭族”的覆辙；同时，他们又是“施暴者”，不管其发心和动机如何，其“以暴制暴”“先发制人”等手段均离不开武力，而且早已把伤及无辜当作自保的“必要成本”。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核能毕竟是人发现和使用的，因而也兼具“佛性”（和平使用）和“魔性”（杀人武器）两面，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核能的发现和使用从一开始更多是服务于武器制造的。

换而言之，这个能置对手于死命且破坏力极大的“杀手锏”，“强者”掌握了它则如虎添翼，可以称霸；弱者若能拥核则可威慑对手，保全自身。因此，核武如同“魔戒”，让痴迷权力的人和势力趋之若鹜，而对那些不想成为“桌上菜”的一方来说，则是自保的“神器”。

还有，核武从开始就是“不安全感”的产物：没有爱因斯坦等人向美方披露纳粹的核计划，罗斯福也不会有“恐惧感”和“紧迫感”；没有印度拥核在先，巴基斯坦也不会拼命赶超；如若不担心政权更迭，朝鲜也不会勒紧裤带搞“先军政治”。

同理，伊朗貌似义无反顾想走拥核之路，谁能说就一定不是出于对生存的“危机感”呢？

“阿玛德计划”试点铀转化厂址，伊朗否认其存在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传说中的“阿玛德计划”（project amad）了。

2018年，这项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披露。他在一次发布会上高调指控伊朗在执行一个叫“阿玛德”的秘密核计划，并展示了据称从德黑兰秘密档案库获取的5.5万页文件和183张光盘，内容涉及1999-2003年间的核武器研发设计。文件显示，“阿玛德计划”的目标是研发实战核弹头，包括铀浓缩、引爆装置和导弹适配技术。

在波斯语中，“阿玛德”（آماد ）常见于军事术语中，意为“准备”“备战”或“就绪状态”。以色列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用此名称暗示该计划的军事目的，即为核武器实战化做技术准备。

德黑兰坚决否认制造核武的意图，指责以色列伪造文件旨在破坏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jcpoa）。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表示未发现伊朗在2009年之后有与核爆装置相关的可疑活动。

“阿玛德计划”的历史存在被多国情报机构认可，但对其是否持续运作尚无确凿证据，而以色列的披露更多服务于政治目的倒是非常明显：在内塔尼亚胡披露该计划之后，美国宣布退出 “伊核计划”，并恢复对伊朗的制裁。

多数观察家认为，伊朗最终放弃幻想，决意逐步突破协议限制，提高浓缩铀丰度和库存量，重启受限核设施，研发先进离心机，其转折点恰恰正是美国退出《伊核计划》之后。

“船帆座事件”：南大西洋海域的“双闪”

联合国五常先后成为拥核国之后，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国际“核俱乐部”，并于1968年7月1日达成《防止核扩散条约》，公认1967年1月1日之前建造并测试核装置的国家为拥核国。

在此之后，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也都已宣布拥核。以色列长期奉行“核模糊”政策，但从历史角度和地缘环境看，说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没有核武库恐怕没几个人会相信。

在拥核问题上，其实很难只用“对错”或“应该不应该”来评论，因为每个国家走上拥核之路，都有其复杂的原因，或许还有迫不得已的理由，很多时候也是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此，我们不妨提一下南非的拥核和弃核历程。

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核计划”始于1974年，终于1991年，真正拥有核武器是在1982-1989年间。如前所述，追求核武的一个重要动机是自身强烈的“不安全感”。

那么，一个受到西方国家和财团大力支持和保护的南非白人政府为何会感觉不安全呢？因为该政府所执行的非人道种族隔离政策不仅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谴责，也在上世纪60年代中至90年代初引发了南非国内和周边国家的解放运动和游击战争。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那些谋求民族独立和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如非国大、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等）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古巴就曾派兵支援过安哥拉。虽然这是一场游击组织对抗南非正规军的“不对称战争”，但白人种族隔离政府依然感觉不安全，拥核于是变成了它的一个重要战略选项。

在中东同样感觉“四面楚歌”的以色列与南非政府“同病相怜”。它不仅违反联合国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决议，偷偷输送军备和技术，而且还协助种族隔离当局研制核弹。

1979年9月22日（星期六），东京大学地球物理学家森川武志在位于南极洲东部的日本“昭和科考站”观测到两道间隔极短的强烈闪光。与此同时，美国用于监督苏联是否遵守1963年《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卫星“船帆座6911”，在南非东南方向的爱德华王子群岛附近海域，也准确捕捉到了具有核爆特征的“双闪”现象。

由船帆座号卫星6911的一对传感器在1979年9月22日探测到的双闪光的模式。

自1945年以来，全球已进行逾2000次核试验爆炸。几乎每次核试验都有关于时间、地点和当量的详细记录，唯有1979年9月南大西洋的“双闪”现象至今成谜。

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接到中情局急报后立即向卡特总统作了汇报，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亨利·欧文为首的多名高级安全官员齐聚白宫战情室召开紧急会议。卡特事后在日记中写下了以下这段话：“有迹象表明南非地区发生了核爆炸，要么是南非干的，要么是以色列的海上船只所为，要么就什么都没发生。”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存在：这次核爆是南非和以色列联合完成的。

各种信息显示，以色列自身的核武计划始于建国初期，通过全球秘密采购技术资料与原材料，据信在1960年代末已拥有核武器。直到1980年代，核技术员瓦努努（mordechai vanunu）向媒体披露以色列拥有数十枚核弹头，才使这一秘密公之于世。瓦努努随后被摩萨德从意大利绑架回国，以叛国罪被判重刑。

1994年，曾任南非海军基地指挥官的德裔叛谍格哈特（dieter gerhardt）爆料，称1979年的那次试验代号为“凤凰行动”，的确是南非与以色列在联合核试。1997年南非副外长帕哈德（aziz pahad）也暗示了以色列协助南非造弹。

2010年《卫报》（guardian）曝光的档案揭露了更多的细节：1975年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佩雷斯（shimon peres）与当时还是南非防长的博塔（pieter botha）曾在瑞士苏黎世密谈。根据南非档案记载，当时佩雷斯表示：“合适的弹头有三种规格可供选择。博塔部长表示感谢，并说他会征求意见。”

80年代末，冷战趋于尾声，古巴军队也撤出了安哥拉，南非认为直接威胁有所减弱，种族隔离制度也走到了尽头。自1989年起，德克勒克总统（frederik de klerk）着手推动国内民主化进程，希望以此获得国际制裁的放宽。1991年，南非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监督下销毁了所有核武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18年对伊朗提出了严重指控 路透社

这段历史的重点其实不在于南非是否拥核，而是以色列很可能不顾国际条约和规则的约束，协助南非制造了核武器。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以色列今日还有资格指责伊朗的核计划是建筑在“谎言”之上吗？

“英雄”还是“恶棍”

阿卜杜勒·卡迪尔·汗（abdul qadeer khan）2021年10月10日在伊斯兰堡去世的消息传出，哀荣满城，举国同悲。

时任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对a·q·汗博士的辞世深感悲痛，并下令为其举行国葬。总理在推文中写道：“他为我们成为核国家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因而深受我们国家的爱戴。”

毋庸置疑，汗的一生充满跌宕和争议：在他的祖国和穆斯林世界，他被尊为“民族英雄”，而在其他人眼里，他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核商人”，有的干脆称其为极其危险的核扩散“恶棍”。

汗1936年出生在印度的博帕尔，童年时经历了血腥的印巴分离，1952年随家人迁往新成立的巴基斯坦。作为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他就读于卡拉奇大学。1961年毕业后，他前往德国，在柏林工业大学学习。1965年，他去了荷兰，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学习冶金学，共修读了八个学期。之后，他前往比利时，并于1972年在鲁汶天主教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1972年至1976年间，他在荷兰超离心机公司（ucn）之下的物理动力学研究实验室（fdo）工作。由于安全措施松懈，他得以接触到最先进的离心机设计，这为他后来在巴基斯坦开发铀浓缩能力提供了条件。

阿卜杜勒·卡迪尔·汗：科学家？民族英雄？核商人？还是核恐怖分子？

1974年，印度的“笑面佛佗计划”（operation smiling buddha）结成正果：在临近巴基斯坦的波卡兰（pokaran）首次成功进行了核爆。

印度拥核深深刺激了宿敌巴基斯坦，汗主动提出愿意协助。

当时正值冷战时期，印度更偏向于苏联，而美国则支持巴基斯坦。1975年，美国中情局要求荷兰政府不要继续以“涉嫌核技术窃取”的罪名调查汗。1976年初，时任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在汗回国后，任命其领导巴基斯坦的核研究项目。汗不辱使命，在与印度的核竞赛中为巴基斯坦核武库奠定了基础。

在公开场合，汗之前一直宣称自己的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但在1998年巴基斯坦首次成功进行原子弹试验后，他承认“从未怀疑过”自己是在制造核弹，并说“这是必须要做的事。”

然而，如果将汗的核计划意义仅限于他的祖国，那就太片面了。让他备受争议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不仅让巴基斯坦拥核，还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关系网帮助了利比亚、伊朗、朝鲜等国的核项目。

西方情报机构掌握的信息显示，汗曾多次参与核技术走私。前美国中情局局长特尼特（george tenet）认为汗“至少和本·拉登一样危险”。

那么，究竟是什么驱使汗放弃在欧洲相对优渥的生活而回到自己贫穷的祖国呢？显然不是为了金钱和物质生活。汗后来曾有过表露，认为少数国家对核武器的垄断是不公正的。

2004年，汗在电视上承认曾向其他国家提供过核技术，并请求宽恕。之后他被收监，昔日的民族英雄沦为阶下囚。几年后，他又收回了之前参与核扩散的说法，称自己是慑于当时军事统治者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的压力并在得到其赦免的承诺后才这样说的。2009年，这位“巴基斯坦核武器之父”终于等来了迟到的赦免，法庭将其释放。

汗本人并不隐讳自己对核武器的观点。2011年，他在接受《新闻周刊》（newsweek）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拉克和利比亚是核国家，它们就不会像我们最近所目睹的那样被摧毁。如果我们在1971年之前拥有核能力，我们就不会在一次羞辱般的失败后失去我们一半的国土（指丢失孟加拉）。”

同年，他在接受德国杂志《明镜周刊》（der spiegel）采访时否认自己在核交易中获益，也否认存在所谓的“a.q.汗网络”，强调自己在核扩散问题上“从未掉以轻心和疏忽大意”。同时，他坚持“拥核带来和平”的观点，他说：“ 如果日本在二战时拥有核武器，美国人绝不会投下原子弹。我坚信自己为巴基斯坦做了最好的事情。这些核武器保障了和平。我相信，正是因为有了核武器，印巴之间才不会再有战争。”

有鉴于汗的核武理念和实操能力，如果他活到今天，估计也会成为以色列摩萨德斩首行动的目标吧。

从“核威慑”到“核讹诈”

无论冷战时期的美苏，还是南亚互为宿敌的印巴，拥核对他们而言的确能获得强有力的“威慑”效应，但从“核威慑”到“核讹诈”，有时相距只在咫尺之间。

特朗普在阐述军事介入以伊冲突时表示：“我不想拿广岛和长崎作为例子，但基本上是一样的事情，那次行动终结了战争。”

且不说美国此番打击伊朗从中长远角度来看是否真能终结战争，但把对伊朗核设施扔数颗“钻地弹”与当年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相提并论，是玩世不恭和冷血无情的。不过这倒也符合特朗普及其美国的霸权和武力逻辑。

“终结战争”——这很动听的动武理由在此无外乎是一种经过粉饰和包装的“核讹诈”，因为任何以核武器相威胁或以阻止拥核而动武的言行，不管是为了所谓的“止战”，还是赤裸裸地逼对方就范，都是某种形式的“讹诈”或“恐吓”。

实际上，从美国在广岛长崎首次投放原子弹到今天，人类已数度与“灭顶之灾”擦肩而过：

1.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确实曾考虑对中国动用核武。总统杜鲁门在1951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使用核武“始终是一个可选项”。麦克阿瑟为了阻止志愿军的推进，主张对中国阵地和补给线使用战术核武，甚至还计划对朝鲜北部和中朝边境地区投放核武器，携带核弹的b-29轰炸机已部署至冲绳一带。若不是国务卿艾奇逊以及盟友英国的劝阻，当然也因为美方担心苏联的核介入和顾及自己的国际形象，历史上遭受核打击的恐怕就不止日本一家了。

2.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引发美苏之间长达13天的对峙。这场危机被认为是冷战时期最危险的时刻之一，世界被推到了核战的边缘。具体诱因是前一年美国中情局策划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后，卡斯特罗更加靠近苏联阵营，而赫鲁晓夫也想通过在美国家门口部署核弹来平衡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优势。最后，苏美两国经过协商，双方各退一步：苏联同意撤回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肯尼迪则承诺不入侵古巴，并秘密（要面子）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

3.上世纪50年代后半叶，中苏关系交恶。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勃列日涅夫据称曾考虑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以摧毁中国刚起步的核能力（1964年首次核爆成功）。美国情报文件显示，莫斯科甚至向美国通报了该计划，但遭到华盛顿的明确反对，因为美方当时已有意缓和对华关系。由于担心中国可能进行核反击，也考虑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抵制，加上美方的反对态度坚决，苏联最终没有实施该计划。

4.1981年起，北约在美国主导下加强对苏心理战，海空力量在苏联周边频繁演练，逼近苏联领空，以展示核打击准备并测试苏联的防空能力。1983年“优秀射手”（able archer）军演期间，北约首次以极高的逼真度模拟了核战争的指挥和决策流程，引发了苏联高层的强烈警觉。部分苏联领导人和军方认为，这可能是西方为发动核战争所做的伪装和铺垫，因此将华约部队提升至高度戒备状态，甚至开始为作战飞机装载核弹头。最终，随着演习结束和美方未作进一步反应，危机警报才得以解除。该事件被认为是冷战期间距离核战争最近的时刻之一，也促使美国总统里根开始重新思考与苏联的关系，推动了后续的缓和与对话。

5.1983年9月26日，苏联的卫星光学预警系统报告称，有一枚洲际导弹从美国基地发射，随后又报告还有另外四枚导弹相继发射。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是苏联防空部队的一名军官，当时正在预警系统指挥中心值班。他认为这些警报是误报，决定等待进一步的确凿证据，而不是立即将警报接通指挥链。最后证明，对方并未出现新的行动。正是他的决定，才避免了局势升级为一场全面核战争。事后对该卫星预警设备的调查证实，当时系统确实出现了故障。

由此可见，即便拥核国都安于“核威慑”，核战争与核毁灭依然会像死神一样凝视着人类，更何况，“核挑衅”“核恐吓”和“核讹诈”始终没有停止过：美苏当年对华曾威胁使用过这招；俄乌战争中核武的使用一直是悬挂在各方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朝鲜的核武不仅是威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胁迫各方的手段。

结语

不久前发生在中东的危机，与其说这是一次以色列与美国以“阻止对方拥核”的名义联手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不如说是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两个人蓄谋已久并共同进行的一次旨在改变中东格局的“豪赌”。这背后的具体“交易”是什么，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

但是，赌博有输有赢，今天赢了不等于明天还赢，而最终输掉的恰恰是规则和道义。

历史已经证明，国际公信力正是这样一次次在谎言、虚伪和暴力中渐渐荡然无存的。历史还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用意识形态和自己的价值观去定义对方。

伊朗称美国和以色列为“大小撒旦”，而西方对伊朗的普遍看法则是支持国际恐怖活动的“黑手”和“金主”。

这里经常用来作证的例子是德黑兰经营了包括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也门胡塞运动在内的所谓“抵抗之弧”或“抵抗轴心”（achse des widerstands）。

殊不知，“抵抗轴心”这一概念正是阿拉伯一些国家和组织对美国小布什总统“邪恶轴心”一词的逆反结果。

《利比亚日报》（al-jomhuriya ）2002年在一篇题为《邪恶轴心还是抵抗轴心》的文章中写道：“伊朗、伊拉克和朝鲜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它们对美国霸权的抵抗。”2004年，伊朗的《伊斯兰共和报》这样评论道：“如果伊拉克什叶派的路线需要连接、统一和巩固，就应该实现在抵抗和反对占领者的战争轴心上。”

自那之后，“抵抗轴心”成为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但它的出现和形成却是扎根于西方傲慢和仇视的土壤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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