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首富盛宣怀后人日本开饭店：定下的这一特殊规矩让国人很长脸

盛宣怀是个什么人？一句话概括，他是清末中国商界最有分量的大人物之一。既是官，又是商，红顶商人这四个字，放在他身上再贴切不过。他是近代中国铁路、电报、银行、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开创者和推动者，还在慈善事业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但说实话，他的成功人生，换不来一个靠谱的儿子。

盛家的子女，大多是纨绔子弟。尤其是长子盛昌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最终英年早逝，成了父亲心头的一道深痛。盛宣怀在朝堂上叱咤风云，回到家却管不住一帮不争气的子女。

这件事对他打击不小。他冷眼看着自己的几个儿女，发现一个个都靠不住，于是他做了个决定：把盛家一半的财产留给义庄做慈善，只把另一半分给子孙。他想，这样至少能保住一部分家业，继续发光发热。

但没想到，他还是低估了败家的威力。1928年，距离他去世才12年，盛家的子孙就用“打秋风”的方式，把义庄的钱也分光了。他们甚至还打着“关系疏通”的名义，把四成本金交给了国民政府，剩下的六成也被一哄而散。

就这样，盛家的家业败光了，慈善事业也被砸了。

说句难听的，换作普通人，看到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毁在子孙手里，坟头都要气冒青烟了。

但故事还没完。盛宣怀这一辈的失败，反倒激发了下一代人的拼劲。他的孙子盛毓邮，算得上盛家的救命稻草。

盛毓邮的命运很有戏剧性。他出生在盛家四房，却过继给三房。盛宣怀去世时，他年仅九岁，却继承了两房的遗产，总共一百一十六万银元。

听起来风光？不，实际情况非常凄惨。

他那亲爹，是个真正的纨绔，早早败光了家产后，就盯上了儿子的那份遗产，每次张口就是千两银子。盛毓邮从小就在这种“吸血鬼”般的亲情中挣扎长大。

再大的家产，禁不住这么折腾。可即使到后来只剩下“骨头汤”，盛毓邮也依旧算是富家公子。他娶了名门闺秀任芷芳，在老上海还算过得体面。

但时代变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将剩下的家产全部捐出，从此从一个富家子弟变成了平凡老百姓。辉煌过去的终结，也成了他新人生的起点。

1950年代，盛毓邮带着妻儿辗转去了香港、新加坡等地，生活颠簸。最后他决定到日本闯一闯。他明白，如果不靠自己拼一把，靠家底是混不出头的。

1960年，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在日本开办了“新亚饭店”。

这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中餐馆，刚开始就是夫妻俩小打小闹，什么都要亲力亲为。为了做出正宗的中国味道，他们省吃俭用请来了上海大厨，自己却连房租都快交不起。

日子很苦，但生意慢慢红火起来。几年之后，新亚饭店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变成了东京有名的大饭馆，后来甚至发展成了七层楼的饭店。

在外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老中年人东山再起的故事。但真正让人敬佩的，是盛毓邮在新亚饭店定下的规矩。

当时，在日本打工的中国留学生普遍待遇很差。他们的时薪比日本本地学生低200日元左右。盛毓邮无意间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愤怒。

他说：“你是中国人，怎么能忍心帮着日本人压低中国学生的工资？你配做中国人吗？”

他知道自己无法改变整个日本社会的偏见，但他能改变自己饭店的制度。

于是他立下规矩：

中国留学生时薪1000日元，日本学生只能拿800日元。

所有体力活、脏活累活，一律只安排日本人干。

中国留学生做的都是较轻松、体面的岗位。

很多人一听就说，这也太偏心了吧？

可盛毓邮并不在意。他对店里的中国留学生说：“你们要好好学技术，学管理，哪怕是日本人的长处，也要学。学成之后，把日本人比下去，把那口气争回来。”

在那个国人地位普遍低下的年代，他的做法，无疑是一种骨气的表现。

有人担心这么搞会不会得罪日本人？盛毓邮根本不怕。他说：“我开的是中国饭店，我自然要对得起中国人。”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只是嘴上说说。他确实资助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帮他们在日本站稳脚跟。

很多后来在中日两地有成就的人，都曾在新亚饭店打过工，吃过他家的饭，甚至拿过他的资助。盛毓邮不只是让他们吃饱，还让他们挺直了腰杆。

到后来，新亚饭店成了在日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精神地标。

它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更是一个可以受到尊重的地方。

一位当年在店里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后来回忆说：“在那儿打工，你能感觉到自己被看见、被重视。”

这就是盛毓邮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没有靠祖辈留下的遗产混日子，而是在最艰难的年纪，重新找回了一个盛家子孙应有的责任感。

他没有像他父辈那样靠挥霍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而是靠奋斗重建了属于盛家的荣光。

他说：“我们家从爷爷那一代开始，就不是普通人家。我们不能只想着过好自己的日子。”

晚清首富盛宣怀，如果泉下有知，也该欣慰。虽然中间断档了一代人，但盛家最终还是出了一个让国人扬眉吐气的后代。

有时候，真正的荣耀，不是金银财富，而是你身上那份属于中国人的骨气。

盛毓邮，这个名字，值得被记住。

参考资料：

《盛宣怀年谱》，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中国近代实业家列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