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为何会一再延期？

编者导言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曙光初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步入胜利的前夜。在这关键的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为凝聚全民族抗战共识，引领国家走向光明未来，于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是一座闪耀在党史长河中的不朽丰碑。这次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筑牢了根基。

今年是中共七大胜利召开80周年。为了让广大读者深入了解中共七大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汲取先辈们的智慧和力量，本刊特此推送文章，将以丰富的史料、独特的视角，深度剖析中共七大的历史背景、重要决策和深远影响，带您重回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感受革命先辈们的坚定信念和伟大情怀。

中共七大会场

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之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全国各地的七大代表们“同心同德”，排除万难“千里赴延安”，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小长征”。

24年的风雨历程、17年的筹备等待，使七大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史上一道亮眼的光芒，其重要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党中央曾多次提出召开七大，但一再地被延期，这一长达17年的延期，是多重历史因素叠加的结果。

七大代表进入会场

白色恐怖下的筹备困局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六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也将“为要使国际路线在中国党内得到根本的巩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作为党内“不可迟缓”的任务。

然而，这个“不可迟缓”的任务还是被“迟缓”了。一方面由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屡遭破坏”，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非常情况，顾顺章和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致使革命境遇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苏维埃区域因被‘围剿’关系又互相隔断”，导致联系极其不便。

更为关键的是，这次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王明所操纵，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错误领导，打击“中间营垒”，推行“进攻路线”，采取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致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严重损失，临时中央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

随着遵义会议的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但直到1936年10月实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中国共产党都无法在这期间为七大做足准备工作，以致七大的召开一直被迁延下来。

艰难抗战与反摩擦斗争的持续

此时的中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面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不断进攻，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结束长征不久便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明确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确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为保证路线正确执行，毛泽东于1937年10月撰写《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提出“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政治局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同时明确指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在于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共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准备“在较短时期内召集大会”。然而，“这个委员会并未工作”。

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认为：“全党同志现在应该努力进行七次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具体包括：“发布为召集七大事告全党同志书”“发表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部怎样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四个议事日程报告的准备委员会”，等等。

4月14日，任弼时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中共中央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谈话中谈道：“国际认为，中共七次大会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自从一九二八年开过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由于环境的原因，已有十年没有开大会了。”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了召集七大的历史意义、中心任务、主要议事日程以及各地参加大会代表的名额分配等问题，提出要“在较短时期内召集之”。本来准备在1938年召集七大的，因为战争紧张而不得不推迟到1939年。

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9年6月14日和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先后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两个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但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相继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随着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动日趋严重，七大的筹备活动愈难进行。

在1939年12月29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中指出：“1937年底党中央正式规定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准备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王明同志为书记发表通知进行准备工作。两年来又因战争关系，许多工作都未得照预计进行，直至今年下半年，始在各地召集省区代表大会，进行代表选举。全国代表人数，规定500人外加候补代表三分之一。其中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北中原各省区代表在7、8月中多已选出，大会会期原定1940年1月，现决定延期至3、4月，等候共产国际指示。”

1940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在《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问题的决议》中提到：“鉴于即将召开中共七大，选举中共领导机构，要认真注意挑选经过考验的、忠诚的人员进入党的领导机关。”

刘少奇和周恩来返回延安困难重重

再次提出召开七大，是在1941年3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并决定一切准备工作在“五一”前完成。

作为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七大的筹备工作需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各地代表赶赴延安之路万分艰辛，犹如“小长征”。在1940年5月26日彭真给北方局、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到：“我们的代表团，过同蒲路遭敌袭击，详情尚未详，只知冀九区党委副书记兼民运部长鲁贲同志（政治立场、组织观念极强，冀中区地下党最强的干部）牺牲了，这是党的极大损失。”

此时，七大的召开与刘少奇和周恩来返回延安的时间密不可分。

1941年1月13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原局：“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参加七大。”这时，中共中央正在酝酿开展全党范围的整风，毛泽东需要刘少奇回延安协助工作。10月3日，刘少奇又收到毛泽东电报：“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其间毛泽东非常担心刘少奇途中的安全问题，写过十余封电报谈及刘少奇回延问题。面对日军的封锁，刘少奇与同志们夜行晓宿，随身携带着铲子，遇到封锁沟挡住去路时，就把又宽又深的封锁沟铲开一个口子，让人马通过。有时齐腰深的水沟横在前面，他和大家一样涉水前进，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最终于1942年底到达延安，结束了历时9个月的艰险“小长征”。

周恩来赴苏联医治骨折回国后，因国内政治局势日趋险恶，不得不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

1941年1月29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书记处，指出：“七大开会是否绝对秘密，我之离开，以何种事为好，并须注意掩护其他代表及工作人员回延。”

1941年2月21日，毛泽东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指出：“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盼考虑电告。”

1941年9月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专等你回开会，我们意见，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内有可能回延否？”然而因蒋介石的阻挠，周恩来始终无法从重庆回到延安。

1942年毛泽东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提到：“令您感兴趣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至今还没有举行。其原因是，我们在专门等待周恩来的到来和参加会议，因为他的参加对于党的队伍的团结有很大的意义。”“各地代表早就都到了。在途中他们突破了几道封锁线，而一些人走了一年多时间。现在他们在学习。”因此，在刘少奇与周恩来缺席的情况下，七大也只能延期召开。

整风运动与教条主义的终结

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的发展。遵义会议的召开虽然使党的路线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这就有必要集中开展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此，20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

1943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1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出席大会的通知》，改定党的第七次大会在年底举行。随后，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再次延期。

1943年6月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有利于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已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讨论召开七大问题，决定在7月内开预备会，8月内开大会，并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七大的召开实实在在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由于六届七中全会会期较长，其间对于七大召开的时间也经过几番调整，最终全会通过了对七大各项议程的讨论，完成了对七大的会前准备工作，几经延期的七大终于要召开了。

正如1945年4月21日任弼时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所指出：“照讲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这固属缺点，但也有其积极方面，在延期当中，（一）准备了发展了我们的力量，（二）使党的思想更加一致。”

七大最终于1945年4月23日开幕，毛泽东在开幕典礼讲话上指出：“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中共七大秘书长任弼时主持开幕式

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历经数次延期，但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达成统一，七大最终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

七大代表分组讨论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