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突发的913事件 驻蒙古大使文益做了哪些应对 得到领袖赞扬

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九·一三事件”，已经在历史长河中渐行渐远，正在被历史的烟尘所淹没。

但当年这起事件在国内外产生的震动和事件的当事人，至今还是人们回忆起来热议不休的话题。

事件突现于蒙古，最先直接面对它的是当时中国驻蒙古国特命全权大使许文益。

当年，许文益大使54岁。

晚年回忆这段往事，许文益仍是感慨万千。

他说：“我是1971年8月20日才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国大使的。刚刚上任，对工作应该有个熟悉过程。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九·一三事件’发生了。而且，这个事件还是震惊世界的政治事件···。”

虽然刚就任中国驻蒙古大使不到一个月，但许文益已有在欧洲、非洲等国驻在和外交部机关二十多年的外事工作经历。

他沉着冷静，妥善地处理了“九·一三事件”突发后，在蒙古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因表现出色，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九·一三事件”的主角，不用说也是谁都知道。

而在飞机坠毁荒漠后，第一个面对他遗体的国人许文益，也是一位四野老兵。

许文益是上海南汇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并入党。解放战争时期，在部队团级指挥员岗位上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大军南下等战役。建国初从部队转行外交战线工作。

他曾历任新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第二秘书处秘书长，外交部副司长、司长，中国驻刚果国大使馆参赞，驻蒙古国大使。

1971年，无疑是个多事之秋。

这年9月14日上午八点许，蒙古国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紧急约见新上任的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

蒙古国副外长打破外交约见须提前一天或半天通知的惯例，如此仓促提出约见，而且许文益大使到任后还没来得及拜会这位副部长，这多少令许大使和大使馆其他人员感到有些意外。大家猜测，或许是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

于是，许文益大使由一名翻译陪同，及时赶往蒙古国外交部。

见面后，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先对许大使到任后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接着便通报说：9月13日凌晨2时许，在蒙古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中国一架军用喷气飞机失事，乘员9人已全部遇难。他就中方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方做出正式解释。

最后，额尔敦比列格又表示，现在天气较暖，遇难者尸体需要按某种方式予以掩埋···。

许文益大使当即表态说：“感谢副外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对于副外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弄清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转告我国政府。”

许大使提出：“我们可以派人去现场勘察吗?”

对方当即表示允许并让中方将派去现场的人员和时间尽快告知蒙方，以便安排。

后来有史料披露，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前夕，蒙古边防哨兵曾发现一架大飞机没有灯光、轰鸣着自中国方向飞入境内。蒙古肯特省贝尔赫萤石矿的警卫也发现了这架大飞机。不久还听见巨响，看见火光。

中国有飞机在境外失事坠毁，不是一般的小事。而且当时中蒙关系刚刚从低谷中缓解，如何应对和处理，这无疑对许文益大使是一次考验。

事件始终，许文益大使都做出了哪些机智应对？看看他在这起历史事件中留下的不平凡表现。

第一、飞机失事事件重大，许文益大使果断决定启用已尘封两年的外交长途专线电话向祖国报告。

当时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与国内的通讯联系手段还比较落后，使馆没有专设电台，拍电报要靠蒙古当地邮电局。由于蒙方的邮电设备陈旧失修，时好时坏，加上办事效率不高，即使拍特急电报，发到北京有时也需要几个小时时间。

蒙古副外长约见后，我使馆工作人员前去当地邮局询问拍发电报事宜，结果得知，线路又出故障了，发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什么时间能发到北京不知道···。

听了如此情况，许文益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封停了两年之久的中蒙之间专设的长途专线电话。他先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要通北京外交部，请示同意后，立即启用了专线电话。终于在14号中午，将蒙古方面提出的中国一架飞机失事消息报告了北京。为上级领导及时掌握信息、把控全局提供了依据。

毛主席和周总理正是通过许文益的报告，及时知道了林彪机毁人亡的结局。

但中央依然决定，在没有拿到确凿证据、没有完全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对内对外都严格保密。

第二、许文益带领相关人员亲临现场查看，并拍下珍贵资料照片。

按照国内反馈的指示精神，许文益大使决定第二天赶赴温都尔汗坠机现场实地查看。

9月15日下午，温都尔汗地区气象条件转好。许文益带领使馆二秘孙一先等三人带着应用物品，与蒙古方面的有关人员一道，搭乘蒙古外交部安排的专机，赶赴三百公里外的温度尔汗。下飞机后又换乘汽车驰行70公里，傍晚时分才抵达现场。

飞机失事坠毁的现场一片狼藉，情景惨烈。

蒙方工作人员和许文益大使都表情严肃，边走边看，现场的照相机和蒙方的电影摄影机响个不停。

许大使安排孙一先等两人仔细拍照，他与另一名使馆工作人员跟随蒙方人员在现场勘察。

蒙方一位飞行专家，分析了这架飞机的失事的情景。他认为，飞机迫降时机翼擦地，由于腹部无法接地，飞机又前冲，失去平衡后在地面翻滚约500米远发生爆炸，机头和机身猛烈燃烧，最后只剩下烧毁的空壳。

许文益看到，失事飞机机身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再往南200米有一个完好的轮胎。机身西北60米处，斜卧着机尾部分，上面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在机身以北至50米处散落着九具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现场散落的物品和飞机遗骸标志，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失事飞机是中国民航256号飞机。

许文益大使后来回忆：“我们对尸体以及散落在四周的手枪、文件等物件一一进行了拍照。地上有一个嵌在塑料夹中的临时出入证，是空军大院正门和后门的，编号为0002，没有贴照片，只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

许文益说：“我当时并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只是带着使馆人员一边拍照，一边清理遗物，并将死难者遗骸盖上白布，安置在一边。

在现场，许文益发现遇难者的鞋子和手表都不见了，觉得很奇怪。他认为，遇难的9人中不可能谁都不戴手表。唯一说得通的，就是他们生前自己把手表摘掉、鞋子脱了，以减轻坠机造成的伤害···。

许文益带领使馆工作人员在现场拍摄的大量照片，包括死者遗骸、飞机损毁部件、散落的文件资料等，最终成了“九·一三事件”的完整证据。

正是他们在现场拍摄的一张照片，诠释了一个曾引起诸多猜疑的关键问题。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因为坠机现场的三叉戟飞机机翼上有一洞孔，国际方面流传出飞机是被导弹击落的猜疑。

我国相关部门就此成立了调查组，请空军著名飞行员王海参与调查。王海通过许文益带回现场照片发现，机翼上这个洞孔实际是呈单面炸开，而且铝刺外翻，证明洞孔是因为飞机内部油箱起火爆炸造成的，从而推翻了飞机是被导弹击落的揣测。

第三、许文益大使及时协调对死者进行了埋葬等初步善后工作。

接下来，就是遇难者遗体的处理问题。

许文益大使当时根本不知道9名死者的真实身份。作为遇难“中国同胞”，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曝尸荒野。

最初，许大使提出火化，将骨灰送回国内。但蒙古国方面以当地没有火化习俗为借口，拒绝了中方要求。后来许大使多次与对方交涉无果，无奈同意蒙方提出的就地掩埋安葬。

在许文益安排下，我使馆工作人员对9名死者遗骸进行了逐一编号（林彪是5号）。

蒙方安排部队士兵挖了一个墓葬土坑，在每具尸体旁放置了一口连夜赶制的白茬棺材，蒙古士兵将每具尸体用白布裹身，按我们的编号顺序逐一装殓，然后用汽车拉到挖好的土坑边，按编号顺序由北而南逐一摆放下去。

许大使和蒙方官员率先执锨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完成封埋。

中方建议在墓旁立一块木牌，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接着，蒙古士兵又按照许大使等人提出的要求，用汽车把失事飞机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拉来，放在坟墓顶上作为永久标记。

随后，许大使带领使馆人员站成一排，怀着难言的心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向死难者致哀。

（网络资料图片）

因为妥善处理了“九·一三事件”，许文益得到了领袖赞许。

几年后，许文益回到国内，筹建《世界知识》期刊，任出版社社长，1979年又重新进入外交领域工作，担任中国驻黎巴嫩大使。后期还曾任中越谈判中方代表团副团长，中央选拔中青年干部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落实台属台胞和起义投诚人员政策领导小组副组长，中蒙友好协会副会长，台湾研究会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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