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一一华杰

一九七六年，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多灾多难而又悲喜交加的一年。

这一年先是敬爱的周总理身患癌症，在日里万机中与世长辞，这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沉重的精神打击。接着是朱德委员长不幸逝世，让国人更加充满了悲伤与惊恐。当九月九日下午广播喇叭传来毛主席逝世的讣告的时候，因唐山大地震推迟上山下乡的我，正在建筑工地与工人们绑扎钢筋，噩耗传来，我们几乎全愣了，大热的天我却感到一股股凉意袭来，禁不住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再看看工人们，在经历了几分钟的沉默之后，纷纷放下了手中的工具聚在一起，几个女工早已抽噎地哭了起来，男工们也都耷拉着脑袋愣愣地看着彼此，那场面就像一群没了娘的孩儿惊恐不安。当时的我们就是这样一种心境，是那种毫无思想准备的惊恐，是那种伟人应该万寿无疆永远不死的惊诧，是那种经历了严酷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林彪反革命事件之后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对于共和国刚刚建立二十七年的中国人来说，还依稀记得国家曾是怎样的千疮百孔，百姓曾是怎样的民不聊生，对中国共产党冒着枪林弹雨给人民带来的新生活早已化作对领袖的热爱，深深地印在了百姓心中。

如果把三位伟人的相继去世比做人祸的话，那一年的唐山大地震则是历史上罕见的天灾。我们这个临海小城历来是祖国的夏都，既是中央首长夏天办公的地方，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记得那年的夏天奇热无比，以往清凉的海风却吹不散令人窒息闷热的气流。那时住房条件本来很差，大哥二哥住下房，我和父母在一铺炕上就够尴尬的了，偏偏北京的表弟表妹来秦度暑假，像蒸笼一样的房间搞得沾枕头就睡的我，翻来倒去睡不着。记得当时劳累了一天的母亲由于闷热难以入睡，索性坐起来为只有八岁的表妹扇凉。当我迷迷糊糊地刚刚有些睡意的时候，忽听一阵巨响，接着是房屋剧烈的摇晃起来。此时，慌作一团的家人们纷纷向房门冲去，但房门已经被震荡的无法打开。父母当即扯掉窗纱，带领我们纷纷从窗户跳了出来。待我们一家迅速跑到家门口的路上时，只听左邻右舍孩子哭大人喊，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刚刚从睡梦中惊醒的我们到这时才知道发生了地震。第二天，我们从广播喇叭里知道了这次地震的震中在唐山市，七点八级的地震已经使唐山、丰南一带房倒屋塌。第三天，我市组织人员到唐山救援，记得时任市三建公司党委副书记的父亲正患胃病，接到上级指示，二话没说，他草草安置了一下家里，立即带领公司的职工赶赴灾区。

屋漏偏遇连雨天，那些日子，不仅此起彼伏的余震搞得我们惊恐万状，瓢泼的大雨也让有家难归的我们无处躲藏。母亲一方面带领我们兄妹和表弟表妹搭建地震棚，另一方面，还要临时搭灶做饭充饥。更多的时候，一家人担心正在患病的父亲在救灾现场组织救灾的安危，担心父亲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中身体能否支撑住。一个半月后，当父亲带着瘦了一圈的病体回到家中的时候，我们悬着的心才一下子平静下来。父亲对我们讲，他们在救灾现场，看到的是残墙断壁，尸横遍地。救人的急迫，早已将自己的身体抛在了九霄云外。父亲说，经历了这场生与死的震灾，我们应该明白，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渺小，我们要学会在大自然中适者生存。大自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父亲的话让只有十八岁的我琢磨了许久，特别是若干年后当官方正式公布唐山大地震遇难人数为24万的时候，惶惑中对生命的意义又有了更深的理解。

这一年的秋天，经历了三位伟人离世的悲痛和地震带来的灾难之后，十八岁的我背起行囊上山下乡，在一个只有48户人家的小山村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当我拿起镰刀收割高粱和水稻的时候，我没有因为满手的紫泡和血口子而退却；当我吃着窝头白薯白菜汤胃里直往上漾酸水的时候，我没有向家里诉半点苦衷；当我在修大寨田中震裂了右手虎口继而诱发感染的时候，我没有因整个胳膊和手难以忍受的肿痛而流半滴眼泪。因为那一年我们经历的太多太多，好像还没容得我们由学生向真正成人的转变，就一下子长大了。觉得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自己的苦没什么，更算不了什么。

这一年我们还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性的转折。这年十月，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那天，山海关区组织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活动，我和社员们举着各色各样的彩旗欢呼雀跃，围着城墙转了整整半天。记得那天我们吃的高粱米饭，胃酸搞得我边喊口号边呕吐，等到游行完毕回到知青点，我的衣裤早已搞得面目全非。那时候我们不懂政治，不知道党中央当时的英明决策，会给后来的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也不知道这种变化会给自己成长轨迹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当我们返城后带着强烈的补偿心理恶补曾经缺失的文化知识的时候，当我们在没有围墙的大学读着专科和本科的时候，当我们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给工作、家庭和生活带来的可喜变化的时候，我才在蓦然回首中，牢牢地记住了那一年所经历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