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许世友自知大限将至，忍着肝部剧痛，安排了一件大事

2022年08月27日17:22:06 历史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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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2月28日，许世友家中子女团聚，为老将军举办80寿辰。

这一年，许世友虚岁80，虽仍精神矍铄，子女、孙辈们虽然都高高兴兴，但大家心里都有点阴影。

因为这年春节刚过，许世友就说过几次，身上有点疼。

许世友征战一生，身上有不少伤。天阴雨湿之时，子女们经常听老将军说疼，不过那些伤，他说起来时都是带着自豪与不屑，那是革命事业给他留下的光荣勋章，疼又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这次不同往常了。

老将军说不出来是哪里疼，只是大概说右边肋骨。

他一说右边，子女们都觉得有点不对劲。去问保健医生，一说这个位置，保健医生也有点紧张。这个地方的疼痛，老将军从来没说过。

毕竟已经是80老人了，不是以前了。大家瞒着许世友，去找专业的大夫咨询了情况。

那时南京的军民，都知道许司令爱喝酒，尤其爱喝茅台。那位医生一听，与保健医生一样，都意识到可能是许世友的肝脏有问题了。医生赶紧建议许家子女，请许司令来医院进行专门的、深入的检查，有病赶紧治，没病也免免紧张。

子女们回来，也不敢说他有病了，只是以体检的名义，请许世友去医院看看。

许世友是个聪明人，突然说去医院，他知道是子女们为他担心了。

许世友自信地说：“没事，我的身体好得很呢，你看我脑子清楚，手脚灵便，能吃能喝，我可以保证，我在一两年内是不会生什么大病的。”

许世友说得很轻松，可是，这并不能抹去子女和保健医生心头的阴影和不安，为了安慰许世友，他们虽故作轻松，却是十分认真地提配许世友说：“酒是个好东西，少喝能提神，能活血，但是任何东西都有不利的一而，酒喝多了，久而久之会损害身体的，你以后最好次数减少—点，数量也减少一点。”

保健医生字斟句酌地，小心翼翼低声地劝慰，还是引来了许世友满腹的不快，他把眼一瞪，训斥道：“胡扯什么，只要我想喝就喝，一次都不能少，一口都不能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都要喝个痛快。”

显然，许世友将喝酒当做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须臾不可分离了。

5月份，经保健医生好说歹说，许世友才勉强同意到上海去检查身体。上海华东医院是华东地区的高级医院，医疗水平在这一带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当时的检查手段与现在相比，还是落后，很多检查仪器都没有，医生们为许世友认真全面地检查，结果，许多检查都是正常的，但他的血样化验结果，却令医生们大吃-一惊，甲胎蛋白的含量大于1000毫微克，超出了正常值的40倍。

这意味着肝脏出了大问题。

医院领导们不敢大意，亲自组织专家们进行会诊研究，得出结论说，许司令员至少是肝硬化，是不是肝癌，还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确认。

医生们给许家人下了明确的医嘱，一定要高度关注身体的变化，定期复查。

许世友的脾气很暴躁，保健医生不敢说他的检查结果是啥意思，只是含糊地告诉他，检查虽然有点小毛病，问题不大，肝疼是因为有炎症反应了，要许世友一定要听医生的，注重保养，不能再多喝酒了。

许世友当时答应得很好，但没过多久，就把医生的嘱咐丢到脑后了。

有一天吃中午饭，孙子来了，许世友兴致很好，让人拿来一瓶酒，仍要喝。保健医生耐心相劝，却惹得许世友大动肝火，他拍着桌子说：“管管管，你吃了饭没事做，就知道管我喝酒！我只要活一天，就要喝一天！”

一贯我行我素的许世友不听劝告，又喝了半斤酒。

保健医生惹了一肚子委屈，但他为许世友身体而担心仍然没有减轻分毫。他找到许世友的子女们说，认为华东医院对许世友的病情没有明确的诊断，并非是一件好事，应该再进一步检查。

大家顶着再被许世友训斥的风险，劝他再去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一次检查。

许世友果然没好气，怒气冲冲地说：“在上海检查不是没有事，怎么又要检查，我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保健医生变了个花样，说：“我们刚从德国进口了一种新机器，人在前面一站，就能照出来有病没病。”

许世友也被逗笑了：“这不是托塔天王的照妖镜嘛！能把病照出来，好那就去看看。”

保健医生说的是CT仪。去检查了之后，结论是肝硬化，未见明显占位性病变。

所谓占位性病变，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癌症的代表词。许世友了解到这个情况，哈哈大笑地对保健医生和家人们说：“你们都怕我有病，这也没什么大碍。”

然而南京军区总医院对许世友的病情并不乐观，以他的年龄和肝脏的状况，肝硬化随时有可能发展成为肝癌。

许世友回家后，仍然坚持喝酒，他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不少茅台存起来，有时喝茅台，有时也喝其他的，量虽然少了许多，但从来不断，谁敢再劝他不要喝，他就训谁。

大家有苦难言，都替许世友着急。

许世友也不是蛮不讲理之人，保健医生懂得医学知识肯定要比他多得多，他的判断，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没事找事。身体上时时发作的疼痛，他是无法忽视的。

终于，在子女们的强拉硬拽下，他再次去南京军区总医院做了检查。

1985年7月，许世友的两次血液检查，结果都不好，甲胎蛋白都大于1000毫微克，与上海华东医院的结论一致。

专家们会诊后认为，连续五个月的检查，结果一样，可以确诊为原发性肝癌。

按常理，诊断明确，可以告诉病人家人了，可是，许世友不是一般的病人，医生们就不会按常理办事，他们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生怕诊断有误。

他们拟定了一个文件，标题是《许世友同志的健康情况报告》，上报军区党委并报中央顾问委员会——当时许世友在中顾委任职。

《报告》经反复推敲，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他们都仔细斟酌，生怕有错，其中有段这样写道：“经研究认为，有肝硬化病变，又有临床症状，甲胎蛋白明显增长，高度怀疑肝癌，或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癌变，为明确诊断，建议首长速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作进一步检查。”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军区总医院已确定许世友得了肝癌，但为了慎重起见.提出建议去北京检查。

这时许世友的病情已经惊动了中央，邓小平都知道了。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位性格鲜明、敢做敢当、敢说敢讲的将军，也都希望他平平安安，健康长寿。

多方关注，多方期望。中央军委、中顾委都发来电报，敦请许世友到北京就诊，许世友统统婉拒。南京军区、江苏省委的领导们，也都轮番上门动员许世友赴京。

许世友见了谁都是一句话：不去，就是不去。

他仍然像往常一样饮食起居，每天像个生产队长一样指挥大家，你去喂猪，你去种菜，安排得井井有条。有时他自感身体尚好，还带着大家去打猎，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仿佛还是当年那位跨马征杀的“许和尚”。

但是细心的保健医生观察出很多令人心酸的迹像。

许世友食量变小了，经常说泛酸，不消化，脸色越来越暗，手脚时不时地出现颤抖，打猎时连枪都握不紧了……

9月10日这天，许世友再次外出打猎，他的腿却软得连上车都上不了。保健医生不敢怠慢，赶紧通知军区总医院来许世友家中救治。

医院立即派专家组来家中察看，许世友已经昏迷过去了。大家火急火燎地抢救了一番，万幸，许世友醒了过来。

谁知他一醒，张口就说：“给我拿酒来。”

以往战争年代，每每疲劳到极点，他总是靠喝酒来提神，几乎是百试百灵。所以几十年来，他从不断酒，即使身体出现告警信号了，他仍然不愿放弃这个习惯，仿佛这已经是他生命力的一部分了。

医生们面面相觑，都这时候了，谁敢给他拿酒啊！

许世友一再强求，但此时肝癌的病痛已经发作了，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到与癌痛相对抗上。眼神迷离之间，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山东，与日本鬼子激烈作战的时刻……

抢救成功后，许世友平静了几天，他这次是真的意识到，医院的诊断是没有问题的。大限将至，谁也逃不了。许世友并没有向医生或家人透露出多少临死的恐惧。

有一天，他忍着疼痛，把子女们叫来，郑重其事地安排了一件事。

说话的时候，他语气平缓，似乎没有生病一样。

子女们一听就忍不住要哭。

原来老将军安排的是后事。

人之将死，后事如何安排就成了最后一件大事。普通人安排的无非是遗产，遗训，之类。

许世友没有什么积蓄，他的工资都用来买酒喝了。据许家人说，他只留下了1000多元。那些钱根本也不用怎么费神去分。

他安排的大事，乃是一定要土葬，把他埋在故乡新县，埋在父母的墓旁。

这件事，其实早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说过。

当时国家领导人都带头火葬，全社会也慢慢兴起了火葬的风气。

这个倡议最早提出是在1956年。那时许世友就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1956年时，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领导默默地传阅着一份关于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了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有各种安置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之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作礼法，常使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敛和埋葬费用，也无碍对死者的纪念……”

当时，所有中央领导人都在这份《倡议书》后面签名了。不久后，中共中央召开八大，许世友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及党政军领导，纷纷在这份《倡议书》后面慎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当《倡议书》传到许世友手中时，他不仅没有签名，还找到毛主席说不太理解，并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他表示，想回到家乡土葬。他年轻时离家闹革命，一辈子没怎么照顾过父亲母亲。他自从1932年最后一次回家看望母亲，后来整整20年没有回过家，1952年回到家，家中只剩老娘，还在过着贫穷的日子，许世友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恸哭终日。

后来，他发誓一定要好好报答母亲，照顾了慈母几年。

许世友的想法是，生前为党和人民尽忠，死后则要好好给父母尽孝，请求党中央允许他，死后葬在父母身边。

毛主席当时没有表态。

因为许世友当时还年轻，不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毛主席没说话，其他中央领导也没注意。

后来到了1979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去世后，都按照当年的签字进行了火化。许世友那时已经74虚岁，已是古稀之年，到了安排后事的时候。他给儿子许光寄去50元钱，让他提前给自己安排土葬的事。许光马上按新县的习俗，在家乡挑选好木材，给父亲做了一口棺材。

那时的农村老人并不忌讳死，习惯在晚年提前给自己打好寿材，大大方方地放在家里。许世友也对此并不忌讳。

1985年元旦的时候，许世友其实已经预感到自己身体有恙，他虽然对家人对医生们大大咧咧，满口说着不怕死，也没病，但自己的身体哪能没数呢。

他突然向中央打了个报告，再次提出申请，死后土葬。

这年9月，许世友病重期间，曾多次询问，他向中央打的报告，请求土葬回新县，中央有没有批准。

中央领导人都感到很犯难，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任弼时同志去世的早（1950年），毛主席受全国人民纪念之请，没有火化，其余领导人全都实行的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