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大船梦”：小火轮在西湖试航

2022年06月30日21:07:03 历史 1157

左宗棠与福州船政局

张一湖

三、魂牵梦绕是造船

由于战乱，浙江临海地方海盗经常出现。所谓海盗，有趁火打劫的外国海军、商船，也有海边的“刁民”。海盗上岸抢了东西，或者在海上劫了财货，驾船逃逸，清朝官府没有轮船（军舰），奈何不得。

同治二年二月，左宗棠在与总理衙门讨论此事时，随口说出：

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此时则并红单船亦不可多得矣。（《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

“红单船”是当时广东制造的一种大型船只，船体大而坚实，行驶快速，每艘可安放炮位二三十门，可在海面活动。从上述寥寥二三言可以看出，左宗棠所说的“轮船”，是比红单船要大得多的船。而所谓“仿制”，更说明是模仿外国的轮船而制造。来到海边，左宗棠几乎不用更多的思想准备，他理所当然地盯上了西方海国的轮船，并且理所当然地准备进行仿制。这是左宗棠第一次提及要仿制轮船。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左宗棠致书史致谔，专门讲了自己关于仿制轮船的想法。他说：

轮舟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傲我，将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之用。中土智慧，岂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如宣城之历学，及近时粤东、扬州之制造钟表、枪炮，皆能得西法而渐进于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毕竟沿海各郡长久之计，仍非仿制轮舟不可。欲仿制必先买其船，访得覃思研求之人，一一拆看，摹拟既成，雇洋人驾驶而以华人试学之，乃可冀其有成。为此者，始有所费而终必享其利，始有所难而终必有所获。（《致史士良》）[2]

从左宗棠的表述来看，他对仿制轮船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思考了。第一，他坚信中国人不必西方人差，别人能造出来，我们也一定能造出来；第二，要先买来西方的轮船，物色精细聪明的人员，将轮船拆解，仔细研究，模仿制造，再逐步提高；第三，轮船造成，首先还是要雇佣洋人驾驶，但是让华人跟着学习，学会后再自己驾驶。

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左宗棠在致书史致谔时再次提及海上用兵（即抵御列强侵略）与造船一事。他说：

海上用兵以来，过犹不及，言之腐心。吾辈于此，争得一分是一分，了得一件是一件，不必事事仿效吴中。我能仗义执言，彼族亦自无可置喙，再加之克厉自持，彼如有知，亦当心折耳。火轮船总当刻意办理，由粗而精，不惜工本，无不成之事也。使徐仲绅辈当初早能办此，何致后此决裂如是！吾辈办事，不逮太西，皆由苟安一念误之。今当引以为鉴。（《复史士良》）[3]

左宗棠每念及“海上用兵”亦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诸事，总是痛彻心扉。而导致中国每每一败涂地者，皆由“苟安”一念误之。道光帝苟安，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咸丰帝苟安，输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左宗棠不想苟安，他要“争得一分是一分，了得一件是一件。”为了抵御太西诸列强的侵略，中国必须造轮船，而且应当“刻意办理，由粗而精，不惜工本”，能够这样干，就一定能干成。从左宗棠的言辞来看，左宗棠对于造轮船的想法，是越来越坚定、越来越迫切了！

然而，此时左宗棠仍在严州，杭州、余杭等地还在太平军手里，对于他来说，战争形势仍然相当严峻。而他却能够想到战后的建设，更能处处以国家的长远安宁着想，故而尤为可贵。

此后，左宗棠受命闽浙总督，主治福建，每议及海防，则必言造船：

至杭属及宁、绍、台、温滨海之区，海盗时有出没，水师直同虚设，船、炮全无。欲治洋盗以固海防，必造炮船以资军用。轮船、红单两式均不可废，仿造、雇驾两议非钱不行，一时筹措无从，不得不缓期以待。（《敬陈浙江应办善后事宜片》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4]

至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此项人断不可不罗致，此项钱断不可不打算，亦当及时竭力筹维。（《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治四年）[5]

同治四年六七月间，左宗棠致函蒋益澧（字芗泉），清晰提到：

试造轮船一事，必当合力为之。惟昨据雪岩转呈德、日两人所寄禀函，条议多未明晰，未可径诺，已面谕黄维煊矣。[6]

这说明，左宗棠在同治四年中，已经正式着手筹画造船事宜了。胡光墉、德克碑、日意格等人也已经参与其中。事实上，左宗棠在杭州时，就寻找工匠，模仿西方轮船制作了一艘小轮船，在西湖里试航，并请德克碑、日意格到现场观看。日意格、德克碑说，小轮船仿制还算成功，但是机器（发动机）不行，需要购买西方的机器才行。日意格当即向左宗棠出示了法国的造船图册，并请求代中国监造，将西方的技术传之中土。日意格所说，不正是左宗棠日思夜想的么？自此，左宗棠就与德克碑、日意格频繁磋商、筹画造船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