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自陕西而起的农民起义席卷明朝数省之地，天下大乱。
至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农民起义军经过十多年的转战和淘汰，李自成和张献忠已经脱颖而出，成为起义军序列中，最有声望的首脑。
本来，在此之前，后来推翻明朝的李自成，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声望和实力是远远不如张献忠的。
至少在第一任闯王高迎祥死后，到崇祯十四年之前，这数年时间里，张献忠才是天下第一号反贼。
张献忠早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时，起义军攻克凤阳后，就号称“古元真龙皇帝”，成为明朝朝廷及崇祯皇帝最愤恨的巨宼。
且在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张献忠在获得明朝赦免后，优待其人和其部军士的情况下，降而复叛，联络各支义军再举义旗，将起义推向新的高潮。
这些行为，都让张献忠的声望远远超过李自成，自然，在明朝眼中，张献忠就是除辽东清军外的头号大敌。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崇祯皇帝派内阁辅臣杨嗣昌出京指挥剿匪时，也是专门叮嘱道：“张献忠曾经祖陵，决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
也就是说，崇祯皇帝授予杨嗣昌招抚任何犯下大罪的农民起义军头目的权力，独张献忠不能赦免。
由此可知，张献忠当时的名气是一时无二。
崇祯十四年二月初，张献忠利用官军防线的漏洞，“一日夜驰三百里”，攻陷湖广重镇襄阳，杀明亲藩襄王朱翊铭，再次为自己的声望添上了一枚重重的筹码。
但是，让张献忠意料不到的是，此时攻陷襄阳的他却被李自成反超了，天下第一号反贼也变成了李自成。
原因是，在张献忠偷袭襄阳成功的十多天前，李自成一举攻克中原重镇洛阳，杀崇祯皇帝的亲叔叔、福王朱常洵。
一战惊天下，李自成瞬间反超张献忠，不但成为天下第一号反贼头目，也成为了各支农民起义军头目和将士眼中的英雄。
同样是攻克地区重要城镇，同样是杀死明朝藩王，为何张献忠攻陷襄阳的影响力就是不如李自成攻陷洛阳？
张献忠在襄阳城中获取的财富，少于李自成取自洛阳的财富，是原因之一。
这让李自成有了更多招兵买马的资源，实力能马上大大超过张献忠。
张献忠在襄阳城中杀掉的襄王朱翊铭，在地位上不如李自成在洛阳城中杀掉的福王朱常洵，也是原因之一。
毕竟，福王是血缘上跟崇祯皇帝最亲近的藩王。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张献忠攻陷襄阳的方式不如李自成攻陷洛阳的影响力大。
张献忠攻克襄阳，是采取偷袭的战术，襄阳城中守军不多，张献忠是捡漏成功。
《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中记载：
贼走宣城，侦襄阳无备，简二十骑持符，伪为官兵。己酉夜，至城下，守者验符信启关。贼既入，即挥刀大呼杀门者，城中先伏贼百余俱起应之，纵火，光烛天。贼大队疾驰至，城中大乱，门洞开。庚戌昧爽，贼尽入城。
而李自成攻陷洛阳的战役，却是实实在在的用大军围攻，采取强攻的战术打下了这样一座重要的城池。
《明史纪事本末·李自成之乱》中记载：
李自成围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战，斩获颇多，贼引退。贼以大炮环攻城，城守严不动，及昏而退。总兵王绍禹兵有驰而呼于城上者，外亦呼而应之。绍禹兵即执副使王胤昌于城上，绍禹驰解之。诸军曰：“贼已在城下，即总镇其如我何！”挥刀杀守陴者数人，守陴者皆惊坠堞。贼缘堞而上，叛兵迎之，贼遂入。
李自成能攻陷洛阳城，虽然也有城中官军突然叛乱的原因，但毕竟是正面攻打成功。
同是天下重镇之一，张献忠靠偷袭，李自成靠强攻，硬实力上的差距马上就显露出来了。
因此，不论是在明朝官方眼中的威胁程度，还是在各支农民起义军头目眼中的声望，李自成都超过了张献忠。
在攻陷洛阳的战役中，李自成的部队还大量使用的火炮等重型武器，这也意味着，李自成部队的野战能力超过了张献忠的部队。
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李自成凭此一战，就变成了天下第一号反贼，张献忠也只能屈居其后了。
事实上也是如此，李自成在攻陷洛阳后，信心大涨，不但敢于主动攻击别的大城池，还少有败绩，实力一直在壮大中。
张献忠却有胜有败，一度被明军左良玉部打得狼狈逃窜，迫不得已投奔李自成，还差点被李自成干掉，幸亏罗汝才帮忙才得以脱困。
《明史·流贼传》中记载：
良玉追击之信阳，大破之，降贼众数万。献忠伤股，乘夜东奔......献忠遂投自成。自成以部曲遇之，不从。自成欲杀之，汝才谏曰：“留之使扰汉南，分官军兵力。”乃阴与献忠五百骑，使遁去。
张献忠自此之后，再也不敢跟李自成争锋，李自成北伐，他就南下，绝不敢再跟李自成的部队靠近，避免被李自成吞并。
双方之间的实力以及声望的差距，全在李自成攻陷洛阳城后拉开了，各支小股农民起义军也更愿意投靠和依附于李自成。
张献忠后来为自己寻找的根基之地，只能是偏居一隅的四川，而李自成却一路开挂，开启了灭亡明朝的争霸之路。
参考文献：《明史》《明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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