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玄篡位最大失算：逼死反复无常的刘牢之，却漏掉了影帝刘裕

公元402年，桓玄率军逼近建康，成功清除司马元显、司马尚之及其一众党羽后，自任都督中外军事、丞相、录尚书事、领扬、荆、江、徐四州刺史，掌控了东晋的最高权力。

为了扫清隐患，他决定过河拆桥，除掉反复无常的北府军统帅刘牢之。

于是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让他交出北府军的兵权。刘牢之大为惊恐，部下劝他当即起兵反对桓玄，一旦拖延会让桓玄做好应战的准备。

但刘牢之却犹豫不决，一会儿担心自己现在不在北府军的大本营广陵，没有稳定的根据地，一会儿又担心自己兵力薄弱，希望能有其他的将军响应他，时机在他的举棋不定中匆匆流逝。

早在桓玄以“诛杀司马元显”为名，率军攻打建康时，刘裕就力劝刘牢之应保持中立，千万别当桓玄的走狗，如今见老上级一错再错，他可不想为刘牢之陪葬，就对刘牢之说：

“将军以拥有几万精壮士卒的实力，对桓玄只听见风声就去投降臣服了。所以，他得以实现目标，声威震动天下，从朝廷到民间，人们的心愿都已经归附到他那里去了，您要去广陵会合部队，怎么可能顺利呢？我刘裕可要脱去军服，穿上百姓的衣服，回到京口去了。”

刘裕不久之后便脱离了刘牢之，带着自己的部下，以及包括刘牢之外甥何无忌在内的一些北府军将领，逃往京口避难了。

而刘牢之，在刘裕离开后，召集剩余的将领开会，打算据守江北反对桓玄。

桓玄

但将领们都对他失去了服从之心，认为刘牢之“一人三反，何以自立”，全都一哄而散了。

刘牢之感到众叛亲离，又担心桓玄随时会来诛杀自己，便在惶恐之中上吊自杀了。

除掉刘牢之后，桓玄对北府军仍不放心，又下令诛杀北府军中与刘牢之关系密切的高级将领数人。但他也不想逼迫北府军太甚，激起这支精锐部队的兵变。

为此，桓玄留下了刘牢之之子刘敬宣的性命，并大力提拔北府军中的中低级军官，希望通过笼络这些人，让北府军对自己效忠。

作为北府军中的后起之秀，刘裕自然被列为了重用的人选。桓玄任命自己的堂兄桓修为南兖州刺史，镇守京口，征召刘裕担任桓修的参军，协助桓修统领北府军。

刘裕为了明哲保身，同时也想了解一下桓玄的为人和气度，便接受了桓玄的征召。

然而，在桓修手下任职一年多的时间里，刘裕渐渐发现，桓玄根本不是自己所期望的英明之主。

自从白痴皇帝晋安帝司马德宗即位以来，东晋遭遇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动乱战争，士族和百姓们迫切希望能有一位明君能带给他们安宁。

桓玄刚刚进入建康时，罢黜小人，选拔贤明，士民们一度都非常高兴，以为终于盼来了贤明的执政者。

但当异己者都被铲除之后，桓玄便暴露出了骄奢的本性:不但放纵享乐，政令变化无常，而且对东晋朝廷更是大加凌辱，把皇家御用的车马轿乘、供奉的食品用具等随意裁减，皇帝司马德宗经常挨冻受饿。

桓氏党羽们则在桓玄的庇护下胡作非为，争权夺利，东晋朝政更加混乱和腐朽。

当时，江东地区的大饥荒还在持续。桓玄却不顾百姓的死活，无意救灾，使得一大半的人口都被饥荒夺去了性命。

会稽郡的人口更是减少到了十分之三，临海、永嘉两地更是十室九空。当地一些富裕之家，就算有钱都买不到粮食，只能穿着绫罗绸缎，抱着金银珠宝饿死。

底层百姓的苦难，身为豪门子弟的桓玄是体会不到的。他考虑的只有自己而已，自以为万事俱备的他，开始准备改朝换代，实现自己的皇帝之梦了。

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农历九月，桓玄指使党羽让晋安帝司马德宗将自己册命为相国，加九锡，封楚王，并开始暗中草拟禅让的文告。同时，桓玄还派人到处假造祥瑞，冒充隐士出山，给自己改朝换代制造声势。

为了树立新朝的气象，桓玄又下令废除旧币，更改法令，但他毫无政治头脑，一系列的变革措施都乱七八糟，不仅毫无作用，而且还给社会和经济制造了混乱，百姓们怨声载道。

刘裕

当时，桓修想试探一下北府军在桓玄称帝之事上的态度，就问刘裕：“楚王（桓玄）功勋卓著，德高望重，朝中大多数人都希望举行禅让大典，拥立楚王为帝，你怎么看？”

刘裕就假意吹捧道：“楚王是宣武公（桓温）的儿子，功勋和仁德都超越了世上所有人。如今晋室衰微，百姓们期望改变，楚王顺应这个天命接受禅让，代替司马氏为帝，有什么不可以的？”

听刘裕这么一说，桓修就放心了，他觉得刘裕在北府军仅存的将领中威望最高，只要刘裕不反对，北府军应该就不会反对了。

其实反对的人不少，一些殷仲堪的余党和庾氏家族的成员在荆州聚众叛乱，宣称要替司马氏讨伐桓玄，无奈这些人最终都被桓玄镇压了下去。

在确定没有人会反对之后，桓玄于这年十二月正式“接受”司马德宗的禅让，登基称帝，改国号为“楚”，改第二年的年号为“永始”。

同时，他追封父亲桓温为宣武皇帝，贬司马德宗为平固王，将其迁往江州的首府寻阳囚禁，其余的晋室亲王则全部降为县公或者县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