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终于以中国共产党完胜徐徐落下大幕，但一大批国民党战犯却成为烫手山芋，如何妥善安排这些人，是中国共产党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第一道考题。那么，这些被俘的国民党战犯，最终都被如何安排的，他们最后都怎么样了？
攻心为上，进行改造
随着解放战争结束，国民党一大批高级将领成为解放军俘虏，其中中将以上级别的有72人，少将以上及相当于少将级别的共有323人，校级将领及政府系统任职的高级别人员共计322人。这些人囿于立场问题，打了一场不该打的内战，在解放战争中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但他们绝大多数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甚至是名震中外的抗日名将，比如宋希濂、王耀武。如何对待他们，将决定着新中国的对外形象，是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第一道严峻考题。
我们当然不能像当初蒋介石对待共产党那样“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还不稳定，各种势力尚在蠢蠢欲动，不可能将这些人释放，考虑到蒋介石睚眦必报的性格，更不能将他们送给台湾，这样无异于是借刀杀人，将这些颇有军事才能的将领送上蒋介石的断头台。不能杀，不能放，更不能将他们送给台湾，如何安排这些人，成为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头等大事。
经过反复研究，最终，中共中央决定对这些战犯采取“四不”政策，“不送、不杀、不死、不放”，不往台湾送；不杀一人；有病治病，有伤养伤，不能死一人；也不将一人放归社会。将他们集中起来，统一安排到北京战犯管理所，即著名的功德林战犯看管所，进行思想教育和行动感化相配合的教育改造，让他们逐渐转变思想，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决战功德林
很快，第一批战犯便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位于北京德胜门外，最早是一座寺庙，后经过时代不断变迁，先是被清政府改做“京师习艺所”，后又被北洋段祺瑞政府改造成“京师第二监狱”，国民党统治时期，改名为“第二模范监狱”。
能进入功德林的战犯，基本都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当时军衔最高的是王陵基，抗战时期曾是第30集团军总司令，先后担任过四川、江西两省主席一职。而中将级别的就更多了。他们中很多人是国民党政府的核心人物，参与蒋介石一些重大政策的制定，加之很多人长期跟随蒋介石，对其有很深的个人感情和盲目的敬仰之情。同时，一些将领，尤其是黄埔系将领，对国民党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缺乏认识，将共产党取得最后胜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运气”，甚至叫嚣着“重新来过，必然如何如何”。看不到因为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也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无异于助纣为虐，竟然对于自己成为战犯的原因，按传统思维简单归结为“胜者王侯败者寇”，并将儒家所谓的“一身不事二主”的封建思想搬了出来，幻想着成为历史上那些忠贞不二的节臣。而更多的人成为战犯后，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悲观失望情绪，非常抵触日常的学习改造活动。
面对这样的战犯，功德林简直就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一场改造和被改造的决战，在此悄然拉开帷幕。
各个击破。
1950年11月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功德林战犯所迎来了一位特别的犯人。
他就是曾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蒋介石的心腹大将杜聿明。
由于杜聿明身患严重疾病，战犯所特意将他安排在一间单人牢房，在管理员替行动不便的杜聿明替换衣物时，竟然发现了他藏在棉裤中的60多片安眠药。
原来，被俘后的杜聿明又罹患疾病，对个人前途和命运非常悲观，心灰意冷之际，产生了“杀身成仁以保全气节”的念头。
面对杜聿明的行为，管理所的干部一边耐心细致地给他做思想工作，一边积极联系医院给他治病，同时和上级沟通，给他的妻子和曾经的好友，现在已经是新中国一员的傅作义写信，让他们来管理所探望。
三管齐下，让曾经顽固不化的杜聿明思想渐渐有了转变，随着管理所官兵无微不至的照顾，彻底治好了身体疾病的杜聿明，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党连他这个一级战犯尚且如此给予优待，其之所以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和他们一心为民，人人平等的政治政策和思想觉悟有很大关系。从此，杜聿明成为战犯管理所中积极协助管理干部们对战犯进行思想改造的标兵，1959年，他作为第一批特赦时被释放的战犯之一。
除了杜聿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还有一个更顽固的国民党将领，他就是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
作为黄埔一期毕业生的黄维，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在国民党中素以骁勇善战为名，其领导的第12兵团也被称为黄维兵团，在抗日战争中也曾立下赫赫战功。眼高于顶的黄维一点都看不起共产党的军队，是当时战犯中典型的“再战一场如何”的代表人物。
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后不久，黄维便被送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入功德林后，黄维独来独往，我行我素，拒绝学习改造，成为功德林有名的刺头一个。
1950年10月19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消息传来，黄维欣喜若狂，他相信，蒋介石肯定会借此大好时机，介入战争，利用美国势力收复东北，再全面反攻大陆。甚至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时和黄维抱同样想法的不在少数。
随着志愿军经历五次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逼到谈判桌前，最终签订了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胜利给了黄维很大打击，不但彻底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放下了对光复大陆的幻想，也对自己曾经轻视的共产党改变了看法，思想在逐渐发生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顽固。
除过这些高级将领，功德林中还有许多级别非常高的特务。比如康泽、沈醉。
沈醉曾经在他的回忆录《走向光明》中写道：“反正迟早要被处决，趁着活一天，也得尽可能做一点对共产党和人民不利的事情才甘心”。
18岁便加入国民党著名的特务机构“复兴社”，28岁便担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位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四大金刚”之一，手上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自以为自己落到共产党手里，必定会遭受折磨和凌辱，然后不免一死，所以便破罐子破摔，经常做一些对抗学习改造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人，最后也被共产党成功感化，成为新中国统一战线上的得力助手。从他写的书名《走向光明》，便可看出共产党对战犯改造的巨大成功。
首次特赦。
经过近10年的教育改造，功德林中一批战犯符合了特赦条件。加之经过1956年对日本战犯进行释放，由此在国际和国内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领导人认为，对关押的国民党战犯进行有条件特赦，不但对积极改造人员给予了应有的奖励，同时也促使别的战犯提高改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95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对一批已经改过自新的战犯实施特赦。
这次共特赦战犯33名，除过一批国民党将领，诸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之外，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也赫然在列。
对战犯特赦后的安排，毛泽东主席亲自做出批示：该安排工作的安排工作，该治病的治病，该养老的养老，要像对待共产党干部一样对待这些特赦犯。
因此，这批战犯从功德林出来后，都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给予了相应安置。曾经对教育改造严重抵触，后在共产党政策感召下，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走出功德林的杜聿明，和妻子团聚在北京后，感佩于共产党极具人性的战犯政策，给功德林管理所专门定制了一块“感恩匾”，并积极参加到祖国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在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中国访问期间，杜聿明曾经作为陪同嘉宾，和陈毅元帅一起接待了蒙哥马利。
新中国首次战犯特赦，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当时龟缩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还在一心一意备战，期望有一天会反攻大陆，共产党不计前嫌，不惧台湾国民党威胁，毅然对曾经犯下战争罪的战犯进行特赦，表现出中国共产党虚怀若谷的宽大胸襟，让国际社会认清了谁是真和平，谁想真内战，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和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地位。
基于第一次对战犯成功特赦产生的积极影响，中共中央陆续开始对战犯进行常规化特赦，从1959年到1966年，先后进行了6次特赦，此后，由于历史原因，对战犯的特赦工作停顿了一段时间，直到1974年12月，才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才开始重启战犯特赦工作。
最后一批战犯走出功德林管理所
此次战犯特赦工作的具体操作流程，最后交给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手中。
华国锋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和审慎。他亲自将在押犯的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最后认定除过13名战犯不符合特赦条件，其余全部达到释放条件。
报告送到了毛主席案头，他提笔批示：已经关押20多年了，都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1975年3月19日清晨，一则消息通过管理所的大喇叭传到了战犯们的耳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至此，随着最后一批293名战犯走出管理所，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在押战犯全部获得了自由。
中国共产党对战犯的成功改造，成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范例，当那个起初连扣子都不会自己系的末代皇帝，最终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改造能力让世界震惊，也彰显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