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我住娘家10年，娘去世把钱都给了哥嫂，我搬走他们让我等等

钥匙

＂小玲，有客来了。＂邻居王婶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干哑的嗓音穿过狭窄的楼道，像只老麻雀在檐下叫唤。

我忙放下缝了一半的衣领，把缝纫机踏板一停，急忙抹了抹手上的线头去开门。

哥嫂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蓝白条纹的布包，神情有些忐忑，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那是1989年的春天，妈去世刚满三个月，窗外的杨絮正纷纷扬扬地飘落，像是还在为她送行。

我没想到，十年的娘家生活，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画上句点。

我出生在东北一个叫做松河的小县城，家里是普通的工人家庭，住在纺织厂的家属楼里。

那是栋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红砖楼，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又闷热得像蒸笼。

父亲在纺织厂机修车间干活，是个闷葫芦性子的老实人，一年到头说不了几句话，但手艺在厂里是数一数二的。

母亲在织布车间做挡车工，一米五的个子，干瘦的身子骨却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十岁那年，父亲检修设备时被砸断了腿，因为伤口感染，没挺过那年冬天，留下母亲带着我和哥哥艰难度日。

那时候，厂里给了一笔抚恤金，又把母亲从车间调到了门卫室看门，算是对我们家的照顾。

1979年，我高中毕业后也进了纺织厂，在整经车间上班。

那会儿，有份国营单位的＂铁饭碗＂是多少人羡慕的事，虽然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六块钱，但有粮油布票，还能挤进厂办的夜校读书。

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们一家三口相依为命，小日子也算红红火火。

哥哥比我大五岁，叫李大勇，在县机械厂当钳工，手艺不错，厂里的老师傅都夸他心灵手巧。

哥二十三岁那年，经车间主任介绍，认识了同厂会计科的小芳，两人很快就好上了。

小芳长得白净，说话轻声细语，在那个＂朴素最美＂的年代，已经算是出挑的姑娘了。

半年后，他们在厂礼堂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放了一场露天电影《青春祭》，请工友们吃了喜糖，就算是把婚事办了。

婚后他们住在单位分的一间十五平米的筒子楼里，条件虽然简陋，却是自己的小天地。

那时候，有个安身立命的住处，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

我在二十五岁那年经厂工会介绍认识了丈夫周明，他是市里供销社的业务员，经常下乡收购土特产。

周明比我大三岁，能说会道，总是穿着笔挺的的确良中山装，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很精神。

我们谈了半年就结婚了，婚后住在我妈那个五十多平的老房子里，妈把里屋收拾出来给我们当新房。

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美好，周明常年出差，一个月能见上几面就不错了。

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他每次回来都醉醺醺的，说是应酬需要，我们的孩子迟迟也没能怀上。

那会儿，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跟着风飘进了我的耳朵：＂听说小玲男人在外头有人了＂、＂这男人准是在外头有了二房客＂......

我和周明的争吵越来越多，一开始是为了柴米油盐，后来就变成了鸡毛蒜皮的芝麻小事，动辄就摔碗砸盆。

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每次听到我们吵架，就躲进厨房抹眼泪。

三年后，我们终于离婚了。

那时候离婚是件多么不光彩的事啊，单位开了批评会，车间主任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组长说我＂不懂得珍惜幸福＂。

邻居们见了我，也跟见了瘟神似的绕道走，小孩子往我身上指指点点，我就像戴了顶隐形的帽子，帽子上写着＂离婚女人＂四个大字。

最心疼我的是妈，她握着我的手说：＂闺女，回家住吧，妈陪着你，我这辈子就你和你哥两个依靠，你受委屈了，妈给你撑腰。＂

就这样，我搬回了娘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归巢＂生活。

那十年，妈成了我最坚强的后盾和避风港。

她从不在我面前提起周明，也从不催我再找对象，她只是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可口的饭菜。

冬天，她凌晨四点就起床，踩着雪去厂食堂买两个热乎乎的肉包子，然后用报纸包好揣在怀里，等我起床时，包子还是热的。

夏天，她用扇子给我扇风，直到我睡着，再悄悄走开。

妈的爱，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像是春天的小雨，悄无声息地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田。

那时候，我们住的家属楼周围都是纺织厂的职工，邻居们几乎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

每到夏天的傍晚，家家户户都会搬着小板凳坐在楼下的空地上乘凉，有的拿出收音机听评书，有的打扑克，有的纳鞋底。

王婶是我们楼上的老住户，丈夫早逝，一个人带着智障儿子过日子，靠在厂里做保洁维持生计。

她嗓门特别大，说话像是吵架，但人却心地善良，经常给我们送些自己腌的咸菜萝卜。

楼下住着刘师傅一家，刘师傅是厂里的电工，经常帮我们修理收音机和电灯，他媳妇儿张大姐是染整车间的工人，手上经常有股刺鼻的染料味道。

他们有两个孩子，小儿子刘小雨跟我们特别亲，常常跑到我家来借连环画看，有时候还会留下来吃晚饭。

邻居们都知道我的情况，却从不当面议论，反而时常帮衬着我和妈。

那些年，我在厂里干得勤勤恳恳，从普通工人做到了组长，工资也从三十六块涨到了四十八块。

厂里每月还有点工龄奖，再加上妈的工资和退休金，我们娘俩的日子过得还算宽裕。

我把省下来的钱都存进了工商银行的存折里，想着给妈攒点养老钱。

闲暇时，我就跟着厂工会学缝纫，自己给妈做了几件的确良衬衫和两套蓝布工装，妈穿着四处显摆，说是比供销社卖的还要好。

1988年冬天，妈突然生了一场大病，起初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吃了两天药也不见好，后来才发现是肺炎。

医生说她年纪大了，抵抗力差，需要住院治疗。

那段时间，我和哥嫂轮流照顾她，哥每天下班后就骑自行车赶过来，有时候顶着北风冻得脸通红。

嫂子对妈也很孝顺，每次来都带些鸡蛋、红糖之类的营养品，还亲手给妈织了毛衣毛裤，针脚细密均匀，比供销社卖的还要结实。

妈住了一个多月院，花了不少钱，我把存折里的钱几乎全取出来了。

我的工资加上妈的退休金，勉强应付了医药费，但也让我们的积蓄所剩无几。

出院后，妈的身体大不如前，经常咳嗽，走几步就喘，我请了长假在家照顾她。

那时候厂里人手紧，领导不太愿意批假，但看在我爸当年为厂里牺牲的份上，最终还是同意了。

哥嫂也常来看望，每次来都带些滋补的食材，有时候嫂子还会提前做好一些易消化的小菜，用保温瓶装着带过来。

妈虽然身体不好，但精神还算可以，常常坐在窗边看着楼下的孩子们玩耍，脸上带着慈祥的微笑。

有时候，她会突然说起很久以前的事，比如她和爸年轻时如何相识，如何在困难时期互相扶持，还有我和哥小时候的趣事。

她的声音轻柔，像是怕惊扰了那些美好的回忆。

1989年初，一场大雪过后，妈的病情突然恶化，我和哥嫂连夜把她送进了医院。

那天晚上，气温骤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医院的暖气管道结了冰，病房里冷得像冰窖。

我们用自己的棉袄给妈盖上，哥在医院附近借了个电炉子，总算让病房暖和了一些。

但三天后，妈还是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她走得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

料理完妈的后事，哥把我叫到一边，从贴身的内兜里掏出一个泛黄的信封：＂这是妈留下的遗嘱和存折。＂

我打开一看，愣住了，妈这些年竟然还有两万多元的积蓄。

信上说，除了一千元留给我买家具，其余全都给了哥嫂，因为我一直住在娘家，用的是妈的房子，而哥结婚后一直租房住，所以她想帮哥嫂买个房子。

我心里酸涩复杂，手中的纸好像有千斤重，差点从手中滑落。

妈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些？如果我知道她还有这么多积蓄，那些日子我就不用那么省吃俭用了，她也能过得更舒心些。

但我又理解妈的想法，她疼我，但也心疼哥哥这些年四处漂泊的日子。

只是，没了妈，这个家还是我的栖身之所吗？这个问题像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又痛又痒。

果然，妈去世三个月后的那个雨天，哥嫂来了。

＂小玲，我们想和你商量个事。＂哥坐在我对面，眼神闪烁，像是心虚又像是担忧。

＂妈的房子，我们想卖掉，换套大点的，现在市里开始分房，单位可以优先购买，但需要一笔首付。＂

我沉默地听着，内心翻江倒海，低头看着手里的茶杯，水面上倒映出我苍白的脸。

这个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和情感，如今却要转手他人，我心里五味杂陈。

＂小玲，你也该重新开始了，＂嫂子小芳补充道，声音柔和却带着一丝说不出的疏离，＂妈走了，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也怪冷清的。＂

我苦笑道：＂那我搬去哪儿？厂里宿舍早就住满了，我大半辈子都在这个家里，现在让我搬出去，我能去哪儿呢？＂

＂要不...你先住我们那儿？＂哥犹豫地提议，语气中带着一丝勉强，＂等我们买了新房，这套就腾出来了。＂

我摇摇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算了，我先租房住吧，房子是妈留给你们的，我不能耽误你们的事。＂

＂小玲，你别急着搬，＂临走时，哥突然转过身，表情复杂地说，＂等等吧，我们再想想办法。＂

那天晚上，我翻出了所有的家庭相册，一张张看过去，仿佛在告别自己的过往。

发黄的相片上，爸妈年轻时站在纺织厂门口的合影，爸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妈穿着花布旗袍，两人笑得那么灿烂。

还有我和哥哥小时候在院子里骑三轮车的照片，我坐在车斗里，哥推着车跑，脸上洋溢着天真的笑容。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这些照片里的每个人，每个场景，都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如今，我却即将失去这个承载着所有回忆的家。

我第一次感到如此孤独无助，像是漂泊在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找不到停靠的港湾。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悄悄收拾东西，准备搬家。

我把妈生前用的物品一件件包好，有她的搪瓷杯、绣花针线包、那本翻得卷了边的《家常菜谱》，还有她戴了二十多年的怀表，表盘已经模糊不清，但还能听到里面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妈的心跳一直陪伴着我。

虽然哥说让我等等，但我知道，这个家迟早不会再是我的了，与其被动地等待被＂扫地出门＂的那一天，不如主动出击，为自己谋划后路。

我开始在厂里打听租房的事，食堂的老李家有个儿子刚参军，房间空着，但离厂里有十多里地，每天骑自行车要一个多小时。

织布车间的张师傅媳妇的弟弟在城西有间杂物房，但没有自来水和厕所，要共用院子里的公厕，条件很艰苦。

我一边打听，一边暗自叹息，在那个年代，住房就像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即。

一周后的周末，我正在整理衣柜，门铃响了，是李师傅，厂里的老电工，我们的老邻居，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

＂小玲啊，这是厂长让我给你带来的，＂李师傅笑眯眯地说，眼睛眯成一条缝，＂厂里新分了几套房子，你排上号了！＂

我惊讶地接过信封，里面是一张房屋分配单和一串崭新的钥匙，钥匙上还系着红绳，像是喜庆的象征。

＂这...这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查看着那张盖着公章的分配单。

＂当然是真的！你爸当年可是厂里的老职工，为厂里献出了生命，这些年厂里一直记着这件事，＂李师傅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何况你这些年工作也不错，又是个苦命人，厂长特意把你的名字提前了。＂

我捧着那串钥匙，泪水夺眶而出，像决堤的河水，怎么也止不住。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是我的容身之所，是我的新起点！

当天下午，李师傅骑着他那辆带后座的二八自行车，带我去看了新房。

那是厂区附近新建的职工宿舍楼，红砖灰瓦，五层楼高，没有电梯，但每家每户都有独立的水表电表。

我分到的是三楼的一套小房子，虽然只有四十平米，但干净明亮，还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最重要的是，门口的门牌上将会写着我的名字！

李师傅告诉我，这批房子是厂里从市房管局争取来的，本来是给有困难的老职工的，但厂长得知我的情况后，特意为我安排了一套。

＂你爸生前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为了救设备献出了生命，厂里不会忘记他的，＂李师傅站在新房的阳台上，指着不远处的纺织厂，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豪，＂咱们纺织厂人就是这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回到家，我立刻给哥打了电话，激动得声音都在发抖：＂哥，我有房子了！厂里分给我的！就在厂区附近，40平米，带厨卫！＂

电话那头，哥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消化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真的？那...那太好了！你...你什么时候搬过去？＂

＂下周就可以拿钥匙了，搬家得找人帮忙，到时候你能来吗？＂我问道，心里已经开始盘算需要准备什么家具电器。

＂当然，一定去，＂哥爽快地答应了，声音中透着一丝如释重负，＂我让几个工友也来帮忙，你放心。＂

挂了电话，我像个孩子似的在屋里转着圈，兴奋得睡不着觉。

这些天的担忧和忧愁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对新生活的期待和憧憬。

接下来的一周，我开始认真整理行李，把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件件收拾好。

十年的娘家生活即将结束，我既不舍又期待，这种复杂的心情让我常常在半夜惊醒，然后躺在床上幻想着新家的样子。

搬家那天是个晴朗的周六，七点不到，哥就骑着自行车来了，后座上载着嫂子，车把上挂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

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几个同事，这么多人一起动手，搬家的效率大大提高。

我们先用架子车把床、桌子、柜子这些大件搬过去，然后用蛇皮袋装衣物和杂物，几个来回就把所有东西都运到了新家。

新房子里空荡荡的，回声特别大，但阳光透过干净的窗户洒进来，让整个空间显得格外温暖。

我站在窗边，望着外面的景色，心里感慨万千，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再寄人篱下，不再担心无家可归。

＂小玲，这个给你。＂临走时，嫂子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红色的信封，塞到我手里。

我连忙推辞：＂不用了，你们已经帮了大忙了。＂

＂这不是我们的钱，＂哥接过话头，声音有些哽咽，脸上的表情复杂难辨，＂这是妈留给你的。＂

我疑惑地打开红包，里面是五千元崭新的钞票和一张泛黄的纸条。

纸条上是妈熟悉的字迹，有些歪歪扭扭，但每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玲儿，这钱是妈这些年偷偷存的，给你买家具用。＂

＂妈知道你迟早要有自己的家，希望你能重新开始，幸福地生活，你受的委屈，妈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但妈相信你会熬出头的，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是顶天立地的好姑娘。＂

我捂住嘴，泪如雨下，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止不住。

原来，妈早就为我做了安排，她知道我需要独立，需要自己的空间，她不是不疼我，而是用另一种方式爱我。

她的爱，细水长流，深沉内敛，却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妈临走前交代我们，等你有了自己的房子，再把这钱给你，＂哥解释道，声音低沉而温和，＂她说，你在娘家住得太久了，应该有自己的天地，但她怕你一个人生活太拮据，所以特意留了这笔钱。＂

那一刻，所有的误会和隔阂都消融了，像春日里的积雪，在温暖的阳光下悄然化去。

我突然明白，哥嫂来找我那天说的＂等等＂，是在等我分房的消息，他们早就知道厂里要给我分房，只是不确定何时能下来。

＂对不起，小玲，我们应该早点告诉你的，＂嫂子愧疚地说，拉着我的手，眼圈红红的，＂我们怕万一没分上，你会更失望，所以一直没敢说。＂

＂其实厂长早在三个月前就答应给你分房了，我们一直在打听进展，＂哥补充道，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昨天李师傅告诉我，钥匙终于批下来了，我们才放心。＂

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所有的疑惑都迎刃而解，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

我拉住哥嫂的手，心中涌起无限感激：＂谢谢你们，也谢谢妈，谢谢你们一直惦记着我。＂

搬进新家后，我把妈的照片挂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那是她年轻时的黑白照，穿着簇新的工装，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每天回家，我都会对着照片说说话，仿佛妈还在身边，听我诉说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我用妈留给我的钱，买了一张新床、一个衣柜和一台缝纫机，还去商场买了两盆绿萝，放在窗台上，让房间显得生机勃勃。

新家虽小，却是我人生的新起点，是我独立自主的象征，更是我重新开始的契机。

我开始参加厂里的集体活动，加入了文艺队，学唱秧歌，认识了许多新朋友，生活逐渐充实起来。

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去看望哥嫂，他们用妈的钱和单位的优惠政策，购买了一套七十平米的新房，比原来宽敞明亮多了。

哥嫂对我的态度也比从前热情许多，嫂子经常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教我做一些拿手菜，我们的关系融洽得像亲姐妹一样。

1990年春节，我邀请哥嫂一家来我家吃年夜饭，虽然我的厨艺不精，但也准备了八个菜：红烧肉、糖醋鱼、白切鸡、炒三丝、醋溜白菜、蒜泥茄子、素炒豆芽和一锅饺子。

他们带来了自家包的饺子和妈生前最爱吃的蒜泥白肉，我们围坐在一起，举杯祝福，笑声充满了整个房间。

＂妈，您看到了吗？＂我望向照片，心中默念，眼角微湿，＂我们都很好，请您放心。＂

那年秋天，厂里来了新调来的技术主任张建国，比我大两岁，是从省里纺织学校毕业的大学生，为人踏实稳重，工作一丝不苟。

我们在一次技术培训中相识，他教我如何操作新引进的整经机，耐心细致，从不厌烦我的问题。

慢慢地，我们熟悉起来，有时下班后一起去厂食堂吃饭，或者去看露天电影，聊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

有一次，我们去看《城南旧事》，电影散场后，他送我回家，途中下起了大雨，他二话不说脱下自己的雨衣给我穿，自己淋得像个落汤鸡。

到家后，我心疼地拿出干毛巾给他擦头发，一抬头，发现他正直直地看着我，眼神中有说不出的温柔。

那一刻，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像是春天的柳芽，在经历了漫长的冬眠后，终于感受到了生命的悸动。

张建国知道我的过往，却从不介意，他说，人生有起有落，重要的是能够坦然面对。

他说，他欣赏我的坚强和自立，欣赏我在逆境中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这些都是他想要的伴侣应有的品质。

我们的感情稳步发展，两年后，我们决定结婚。

婚礼很简单，在厂礼堂举行，哥嫂和我的同事朋友们一起见证了这个特别的日子。

张建国的父母从农村赶来参加婚礼，他们淳朴热情，一口浓重的乡音，带着满满的祝福和慰问。

婚后，我们搬进了单位分配的新房子，比我原来的大一些，有五十多平米，阳光充足，还有一个小阳台，可以晒衣服。

如今，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忙碌而充实，大女儿聪明活泼，像极了她爸爸，小儿子淘气好动，是家里的开心果。

每次回忆起那段在娘家的十年光阴，我不再感到苦涩，而是充满感恩。

正是那段经历，让我学会了坚强，也让我明白了亲情的真谛，更让我懂得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依赖别人，而是自强自立。

妈留给我的不只是那五千元钱，更是一种信念：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面对，相信生活终会给予回报。

前几天，我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那串分房时拿到的钥匙，它已经有些生锈，但依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的见证。

我把它擦拭干净，用一根红绳穿起来，挂在了妈的照片旁边，那把钥匙，像是一把隐形的钥匙，不仅开启了我的新家，也开启了我的新生活，更开启了我心中的一扇门，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

有时候，我会想起妈临终前对我说的话：＂闺女，人这一辈子，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你要记住，你是李家的女儿，是顶天立地的好姑娘。＂

是啊，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旅途，有时我们需要停下来休息，依靠亲人的庇护；有时我们又必须勇敢前行，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

重要的是，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能找到归属，找到爱，找到家的温暖。

那把钥匙，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信物，它见证了我从依赖到独立，从脆弱到坚强的蜕变，它不只是打开一扇门的工具，更是开启新生活的象征。

每当我握着那把钥匙，就仿佛握住了妈的手，温暖而有力，给我无尽的勇气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