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坐在劇場里，起初以為自己在看一部紀錄片的拍攝花絮，在中途意識到舞台上有一前一後兩塊平行的幕，導演和舞台監督在兩道幕之間操控投影設備，這是影院還是劇院？
隨著紀錄片的花絮「放映」，片中導演，也就是《柏林製造》這個作品的導演伊夫·德格里澤意識到他的拍攝對象、柏林愛樂樂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舞台監督弗雷德里希·莫爾騙了他，老頭對著鏡頭講述的「樂手們面臨柏林被紅軍佔領、渴望在防空洞里演奏《諸神的黃昏》」，這段往事是真的嗎？甚至，他真的是「弗雷德里希·莫爾」嗎？
戲的最後，舞台上的七塊屏幕上播放著一群樂手分散在比利時安特衛普和根特歌劇院地下室里演奏瓦格納的《齊格弗里德之死》。至此，更荒誕的假設浮現：那部沒有出現的紀錄片和觀眾看了90分鐘的「花絮」是真的嗎？這是不是導演德格里澤聲勢浩大的「虛構」？
過去的這個周末，上演於young劇場的比利時實驗戲劇《柏林製造》是不是一場對觀眾的「詐騙」？
《柏林製造》在上海的首演前夜，伊夫·德格里澤表達了非常大膽、很有冒犯色彩的觀點：他作為藝術家在劇場里完成一場「敘述」，他關心的是敘事如何被構建，至於觀眾在意的「真相與否」不是導演需要背負的道德包袱。
討論《柏林製造》，不能繞開德格里澤前一部引發軒然大波的《名畫詐騙師》。這個作品以獨白劇場結合紀實影像，通過台上精密設置的多媒體裝置，觀眾看到劇組在畫室採訪荷蘭偽作畫家楊森的畫面，看到偽畫的細節，楊森在劇場現場的獨白陳述串聯起整個作品。這看起來是當事人的講演式現場，但是在演出臨近結束時，「楊森」當眾摘下了以假亂真的硅膠頭罩！這是模擬成紀實獨白劇場的扮演遊戲，面對觀眾的不是聲名狼藉的畫家而是扮演他的演員。
德格里澤膽大妄為地設計了「虛構進入現實」的實驗並使之成為《名畫詐騙師》的一部分——楊森仿畫了歐洲博物館失竊的天價畢加索畫作《小丑泰德》，劇組放置到羅馬尼亞森林裡，然後匿名告知包括《費加羅報》在內的歐洲重要媒體，媒體和羅馬尼亞政府信以為真。那場「營救畢加索失竊名作」的行動被德格里澤事先藏在樹洞里的攝像頭拍下，這部分影像成為《名畫詐騙師》的重要段落。首演之後，他全盤交代真相，才意識到這場「戲劇的惡作劇」引發棘手的法務官司，後果之一是他此生被羅馬尼亞政府禁止入境。
德格里澤從中吸取教訓——既然戲弄他人、戲弄國家機關造成收不了場的混亂，他未來的作品選擇戲弄自己。他是不是在拍攝關於柏林的紀錄片時，被風燭殘年的採訪對象給騙了？他是不是虛構了「紀錄片導演被騙」這個戲劇框架，有一次詐騙觀眾？套娃式的「騙中騙」只是幌子，重要的是他在劇場里敘述「一部紀錄片破產，一場將錯就錯的音樂會上演」，紀錄片真實嗎？音樂會是被放任的謊言嗎？這些不重要，只有在劇場里展開的「敘述」是切實發生的行為。
《柏林製造》持續地混淆「真」「假」「紀實」「虛構」，它更大的冒犯在於，導演在特定空間里指揮、調度著「影像」完成劇場行為。德格里澤在young劇場裝台的那個晚上，他調式放映和投影設備以保證每個畫面段落能順利出現在舞台時，恰逢作家李翊雲和張怡微之間連線對談，張怡微評價李翊雲的小說「創造詞語和詞語相遇的劇場」。作家之間的惺惺相惜，意外地說盡《柏林製造》的秘密，這同樣是「影像和影像相遇的劇場」。
有觀眾抱怨「《柏林製造》既然放電影為什麼銀幕這麼暗！」這句埋怨反向證明《柏林製造》不是紀錄片放映。事實上，這個作品開場也是主創發出的「這不是一部電影」的宣言——劇組在施普雷河岸邊的廠房裡拍攝穿幫了，這是一段昏暗、不連貫、等待被剪輯的影像；緊接著同樣的內容重來，畫面明亮，變成一氣呵成的長鏡頭，這是一段真正有電影思維和語感的紀錄影像，而這樣的段落之後再也不會出現，這正是《柏林製造》明確地和「電影」「放映」劃清界限。
這怎麼可能是「紀錄片以及套拍花絮」的放映呢？導演全程在舞台上忙活著不同媒介、不同介質畫面的「調度」，在平行的兩面屏上，觀眾看到粗糙的工作場景，看到劇組成員之間發送工作簡訊的界面，看到藝術家之間在線會議的視頻畫面。不能斷言德格里澤的「實驗」是對的方向，但，當代生活被重重的屏和畫面所包圍是既定的事實，媒介和畫面為什麼不能成為劇場里的表演的「角色」？
導演沒有選擇重演或扮演一次功虧一簣的紀錄片拍攝過程，他以碎片的畫面為「語言」，在劇場里敘述這場開始於「求真」、結束於「表演」的藝術行為。
「一個老人對紀錄片團隊傾訴二戰結束前，柏林愛樂的樂手們設想在不同的防空洞一起演奏《齊格弗里德之死》，未能如願，這成了他走向生命盡頭仍不能放棄的執念。劇組最初想幫老人圓夢，逐漸發現他虛構了樂手、防空洞和『未完成的瓦格納』這些故事，但此時中斷項目的經濟損失太大，只好將錯就錯地維持謊言、讓那場被策劃的音樂會順利上演。」這是真相嗎？這是真實嗎？這只是德格里澤「敘述」出來的一個版本。如果把「敘述」的權利移交給他的同事，「真相」很可能是另一個被講述的版本。
同樣，關於柏林愛樂受戈培爾管轄的往事，保持沉默的樂手會講他們的故事，被驅逐的猶太樂手會講出截然不同的版本。這是玩世不恭的虛無嗎？恰是這一點，《柏林製造》給出嚴肅的哀思，作品結束在老人聽到瓦格納音樂時一雙淚眼的特寫，他完成了他的「敘述」，即使存在矯飾、虛構和表演，他從中表露的生命感受——對生死、暴力和倖存的感知，是真實的。這也是劇場仍在苦苦追求的「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