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19日(陰曆的二月初二)的午後,我們村子裡來了幾十名青年男女,他們都穿著很好看的衣服,提著大包小包,說著讓人聽不懂的方言。大隊幹部說他們是上海知青,是來我們郭家大隊插隊落戶的。
那年我十五歲,雖然也讀過書,也去過峽江縣縣城,算是村子裡見過世面的年輕後生。但對於知青這個詞,我還是第一次聽說,也不明白上海知青為什麼要到我們這個偏僻的小山村來插隊落戶。
郭健兒是我大伯,他也是我們郭家大隊第三生產小隊的隊長。那天我和幾個年輕後生剛跑到大隊部,我大伯就走過來對我說:「遠生,快回家告訴一聲,隊里要安排一名上海知青去你家借住,告訴你娘準備一下。」「去我家住啊?我家也沒有空房子呀。」我疑惑地反問道。
我大伯瞪了我一眼,說:「一個女秧子去你家住,讓她和你姐老官住一起。」「曉得了。」一聽是個女知青去我家住,我心裡突然有了一種說不出的喜悅,趕忙答應一聲,一溜煙兒跑回了家。
回到家,我把我大伯安排女知青到我家借住的情況告訴了我媽,並讓我媽趕緊準備一下。我媽瞪了我一眼說:「讓她和你姐住一屋,有啥可準備的。你姐也去大隊部看熱鬧了,你去叫她回來。」
看看院子有些髒亂,我趕忙拿起掃把把院子里打掃乾淨,又擔著水桶挑回兩桶水,正要去大隊部找我姐,只見我姐提著一個大提包,和一個漂亮的女青年朝我家門口走來,後面還有幾個年輕後生幫忙抬著一個木頭箱子。
我急忙跑過去,接過我姐提著的那個提包,和那位漂亮的女知青打聲招呼,提著那個提包跑進院子,把那個提包放進了我姐住的房子里。我媽看姐姐領回一個漂亮的姑娘,趕忙迎過去,笑著和人家打招呼。
那個上海來的女知青好像是聽不懂我們說話,我們也聽不明白她說的什麼,好在我和姐姐都有文化,實在聽不明白,就在地上寫字,交流上的障礙基本也就不算什麼障礙了。
快吃晚飯的時候,我弟弟放學回來了,看家裡來了陌生人,他躲在我倆居住的那間房子里不肯出來,晚飯也沒吃。我媽罵他沒出息,說他長大了連老婆也討不上。
吃過晚飯,我到姐姐屋裡幫著那位女知青擺放行李箱,就是用東西把那個大木箱子墊高一些,防止受潮。
交談中,我知道了那個女知青的名字,她叫周惠愛,當年十六周歲,比我大一歲。周惠愛姐姐是初中畢業生,我差半年小學沒畢業,我姐還不如我呢,她才讀了小學三年級。不過,當時在我們郭家大隊,我和我姐算是文化人,村裡讀書的沒幾個人。
第二天吃過早飯,周惠愛姐姐要去公社供銷社買熱水瓶,原本說好讓我姐帶她去公社供銷社的,我姐說她有點肚子疼,就讓我帶著周惠愛姐姐去了公社供銷社。
公社供銷社離我們郭家大隊十里路遠,我平時一個小時就能到達供銷社。那天周惠愛姐姐又叫了她的幾個同學一起去的,她們在路上說說笑笑,走走停停,看哪都覺得新鮮,還一個勁跟我問這問那,我覺得差不多有兩個小時,才來到公社供銷社。
那天從公社供銷社回來,太陽都偏西了,一路上她們說的都是上海方言,我一句都聽不懂。周惠愛姐姐和我說話的時候才講普通話,我幫她們拿著購買的物品,和她們一幫女知青走在一起,覺得一點都不自在。那天我就發誓,再也不陪她們去供銷社了。
那天吃過晚飯,周惠愛姐姐送給我一個指甲刀,還有一大把上海的奶糖,她說我陪她們去公社供銷社受累了,表示感謝。拿著周惠愛姐姐送的禮物,聽了她感謝的話語,我心裡有溫暖也有感動,我笑著對她說:「姐,以後你們想去供銷社就告訴我,我陪你們一起去。」
知青們在家歇了兩天,他們也跟著社員們出工勞動去了。看他們挑著牛糞走在小路上搖搖晃晃的樣子,鄉親們都捂著嘴笑,都說他們笨得像鴨子一樣。那天傍晚收工回來,周惠愛姐姐一個人躲到房間里哭了起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後來我姐姐去勸她,她說肩膀都壓腫了,碰一下就火辣辣地疼,她說想回上海。
當晚,媽媽給周惠愛姐姐縫了一個棉墊肩,我爸用一根上好的竹竿給她弄了一根很輕巧的扁擔。媽媽還寬慰她說:「剛乾農活都這樣,慢慢就適應了,慢慢就習慣了,不能讓眼前的這點困難嚇倒了。」
在我們一家人的關心照顧下,周惠愛姐姐慢慢適應了繁重的生產勞動,也慢慢習慣了農村艱苦的生活環境,後來再看她挑擔插秧的樣子,我覺得周惠愛姐姐每一個勞動姿勢都很美。
1970年春天,公社革委會招聘一名文書,我們郭家大隊推薦了周惠愛姐姐。周惠愛姐姐高高興興到公社參加了各項考核,結果卻沒能通過政審,原因是周惠愛姐姐的祖父是民族資本家。那天晚上,姐姐的房間里又傳來了周惠愛姐姐傷心的哭泣聲,我聽得真真切切。我很想去安慰一下周惠愛姐姐,卻又覺得不妥,最主要的是,我也不知道該怎樣安慰她。
之後的日子裡,我儘可能地幫助周惠愛姐姐,在參加生產勞動的時候,比如收稻穀,我割完自己的那幾壟稻穀,回頭就幫著周惠愛姐姐割稻穀。擔著稻穀回場院的時候,我故意加快腳步,把自己的擔子挑到場院,再回頭去接迎周惠愛姐姐。為了讓周惠愛姐姐高興,我還跑到幾里路遠的親戚家,給周惠愛姐姐要來了兩隻(一對)潔白的小兔子。
就這樣,我和周惠愛姐姐的關係越來親近,周惠愛姐姐對我們一家也很好,她每次去供銷社買東西,都會買一些咸鹽、食用油、醬油之類的生活必需品,有時還給我弟弟買本子。每天晚飯後,周惠愛姐姐還要看著我弟弟寫作業,我弟弟不明白的問題,她都認真講解,還讓我也跟著一起學習。
到了秋後,隊里為插隊知青修建了新房子,成立了知青點,周惠愛姐姐也搬到知青點去居住了。搬家那天,她把自己的一支鋼筆和一本嶄新的《新華字典》送給了我,囑咐我要好好學習,要看管好弟弟,一定讓弟弟繼續讀書,不要像我一樣半途而廢。那天去知青點,周惠愛姐姐把我送她的那兩隻小白兔帶到知青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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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幾天,我就把周惠愛姐姐送我的鋼筆和《新華字典》給了弟弟,一是弟弟用得著,我媽硬逼著我送給弟弟。二是我也不太愛學習,這兩樣東西對我用途不大。
轉眼就到了1975年的初秋,那年推薦上大學的名額雖然給了周惠愛姐姐,可她最終還是沒能通過政審,白白高興了一陣子,也確確實實傷心難受了一陣子。
那年秋後,我姐姐結婚出嫁,周惠愛姐姐給我姐姐買了一個熱水瓶和一個搪瓷洗臉盆,還送給我姐姐一件時尚的花襯衫和一塊圍巾。在我們郭家大隊,還真沒有人隨這麼大的禮,我們一家人都覺得很過意不去。
1976年秋天,在我大伯(大爺)的極力推薦下,周惠愛姐姐到郭家小學當了民辦小學老師,總算不用下田勞動了。那次為了能讓周惠愛姐姐順利去學校當老師,我媽偷偷給大隊書記家送去了半筐雞蛋和兩隻四斤多的兔子,那兩隻兔子是我割草喂大的,我家從沒捨得吃過一次兔子肉。
當時的民辦教師雖然也是和農民一樣掙工分,但風吹不著雨淋不著,日頭曬不著,星期天能歇一天,每個月還有幾塊錢的民辦教師津貼,寒暑假也照樣掙工分,和農民相比,民辦教師要好很多。我就非常羨慕民辦小學老師這個職業,可惜我的文化程度太低,不能勝任這個工作。
中秋節過後不久,村裡的好心人給我介紹對象,那個姑娘叫雪英,長得挺好看,就是不識字,他一天書也沒讀過。我去跟周惠愛姐姐商量,讓她幫我拿主意。周惠愛姐姐一聽我要訂婚了,她臉上的笑容頓時就消失了,紅著臉說:「你才多大呀,這麼著急找對象啊?還有,找對象不管模樣丑俊,最起碼得認識幾個字的呀。」
我和雪英沒成,雪英嫁給了一隊隊長的崽子皺天明。皺天明長得比我高大魁梧,他家的條件也比我家好,他還會駕駛拖拉機。當時我媽罵我沒眼光,罵我心氣太高,還說我就等著打光棍吧。
從那以後,我發現周惠愛姐姐看我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樣了,一看到我她就臉紅,說話的語氣也變了,他和我說話的語氣很柔和,就像三月的和風細雨一樣柔和。那年周惠愛姐姐回上海探親過春節,她給我買來了一件很時尚的翻領上衣,還有一條城裡年輕人穿的褲子。
1977年夏天的一天,那天是星期天,剛吃過早飯,周惠愛姐姐來到我家,讓我陪她去公社供銷社,她說要給學校買粉筆,還要買其他東西,她怕一個人弄不回來。媽媽看我在猶豫,就笑著說:「崽,快陪你姐姐去,上工的時候我跟大伯說一聲,反正現在隊里的農活也不忙。」
在去公社供銷社的路上,周惠愛姐姐和我並排走在一起,我似乎都聽到了她的呼吸聲和心跳聲,我那是第一次和她這麼近距離地接觸。當時我心裡很緊張,一直低著頭,生怕遇到熟人。那個年代,青年男女並肩走在一起,別人會說閑話的。
一路上我倆也沒說幾句話,快到公社供銷社的時候,周惠愛姐姐突然拉住了我的手,我就像觸了電一樣,趕忙抽回自己的手,感覺渾身都在發燒,臉也紅到了脖子根,呼吸也不均勻了。
又往前走了一會,周惠愛姐姐小聲說道:「遠生,你喜歡我嗎?」「喜、喜歡。」我說話都不利索了,感覺臉上熱烘烘的,兩條腿都有些不聽使喚了。
周惠愛姐姐個頭高挑,皮膚細嫩白凈,雙眼皮大眼睛,一笑兩酒窩,真得像仙女一樣,比仙女還要漂亮三分。我們郭家大隊的年輕後生都說,誰要是能娶到周惠愛做老婆,那可真是祖上積大德了。
到了公社供銷社,給學校買了粉筆等教學用品,周惠愛姐姐給我買了牙膏牙刷和一個搪瓷茶缸,我倆在供銷社斜對面的那家飯店吃的午飯,周惠愛姐姐還給我家買了二斤糧票的白面饅頭。
回到家,我把周惠愛姐姐要和我處對象的事情告訴了我媽,我媽摸了摸我的額頭說:「崽,你也沒發燒啊?咋說起胡話來了。」
確定我不是說胡話,我媽跑到知青點,把周惠愛姐姐叫到了我家,當面問她:「愛愛,你跟遠生說的那事不是開玩笑吧?」「大媽,我是認真的,婚姻大事,不能當兒戲的呀。」周惠愛說完,紅著臉低下了頭。
那晚,我媽親手殺了一隻公雞,做了雪白的大米飯,還有煎雞蛋和菜湯。晚飯後,我牽著周惠愛的手,一直把她送回到知青點。
1977年秋後,我和周惠愛姐姐領取了結婚證,一個漂亮又善良的上海姑娘,就這樣成了我的老婆。結婚一個多月後,我好像還在夢中,我一直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村裡的鄉親們也都說我家祖墳上冒青煙了,我一個農村崽,竟然娶了如花似玉的女知青。
那年冬季,我弟弟考上了師範學校(中專),村裡人都來祝賀,鄉親們都說我家是喜事連連,好事一樁接一樁。說句心裡話,我弟弟能考上中專,那真是我老婆的功勞。要不是我老婆的督促和幫助,我弟弟很難考上中專。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我們全公社就我弟弟一個人考上了中專。
第二年秋天,周惠愛生下一個女孩,取名郭穎,這個名字是我老婆給女兒起的,我也很喜歡這個名字。女兒長得和她媽媽一樣漂亮,誰見了都要抱一抱。有了孩子,我和我爺娘的心裡才算踏實下來,我爺娘也一直擔心,就怕有朝一日周惠愛會離開我們的。
1979年夏天,周惠愛考上了井岡山師範學校,畢業後留在了吉安,做了一名中學老師。 周惠愛考上師範學校以後,村裡就有了閑話,說人家端上了公家飯碗,就不會和一個泥腿子一起生活了,這下可苦了我郭遠生和可憐的女兒。
說句實話,當時我和我媽也有這個擔心,真擔心她進城後就不會回來了。當時周惠愛不光是考上了師範,她家也摘帽了,不再是民族資本家了,她父親也恢復了工作。可周惠愛不是那樣的人,他沒有拋棄我父女倆,我和媽媽的擔心有點杞人憂天了。
郭家大隊離吉安雖然二百多里路,我老婆每個月都會回來看望我和女兒,也會給家裡買一些東西回來。時間久了,村裡的閑話也就自生自滅了。
1984年秋天,我享受了知青家屬的待遇,被招工到公社郵電所當了一名投遞員,我和女兒的戶口也轉成了非農戶口。投遞員的工作雖然很辛苦,可我任勞任怨,從不叫苦叫累,因為我也成了掙工資吃國庫糧的公家人了,我也感謝我的老婆。
我閨女十四歲那年,她的戶口遷回了上海,落在了她外婆家的戶口薄上,孩子也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外公外婆身邊。經過幾年的寒窗苦讀,我女兒考上了上海師範大學。
現在,我和我老婆都在上海生活,離女兒女婿家也不遠。女兒女婿住的房子很大,他們都希望我和我老婆搬過去和他們一起生活,我老婆說她還想在老弄堂里住一段時間,因為那裡有她青春的記憶,當年她去江西插隊落戶,就是在那裡離開的。老弄堂里的那兩間老房子,也是她祖父留給她的念想。
一個江西農民和上海女知青的婚戀經歷講完了,聽了郭遠生師傅的講述,我真替他高興,當年美麗動人又有文化的周惠愛姐姐之所以喜歡上了一個泥腿子,一定是郭遠生的淳樸善良和勤勞打動了她,一定是郭遠生父母的善良感動了她。
老話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這句老話在郭遠生師傅和周惠愛女士身上還真就應驗了。衷心祝願這對有情人健康快樂,幸福到永遠。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