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金花，猜不透的風塵軼事
賽金花
一個風塵女性，竟成為史學界、新聞界、文藝界，以致政界矚目的人物，這不是沒有來由的。賽金花在庚子年間有沒有過義舉，多人持懷疑態度。齊如山曾寫文指出，賽金花和瓦德西只是見過一兩面而已，不可能對瓦德西和克林德夫人有什麼影響。因為賽金花為了兩件小事居然還求齊如山與德軍說情。一是賽金花手下的劉海三，被德國當時在北京的行政機構逮捕。賽金花托齊如山去說情。 二是賽金花在賣給德軍土豆做軍糧時，土豆被凍了，德國軍官不要。又托齊如山去說情。因此，齊如山認為，賽金花只不過是因為生意，與德國下層軍官有往來，並且在德軍中沒什麼影響力。
其實這些並不重要，首先是歷史上有沒有賽金花其人，答案當然是肯定的，有！其次歷史上她與狀元洪成親並攜手出使歐洲是否屬實？答案是，絕對屬實，且有據可查。那好，最後的問題是，她與瓦德西是否相識，並在庚子年間有過接觸？接觸過，且證據確鑿（是否有染無實據）。但這就夠了，為這樣一個風塵女子，大可不必多費心思和筆墨。至於那些歷史真實和細節真實，上床沒上床？那是史學家、八卦狗仔隊們去考證的事。我們只是就事論事，吃飽了閑的，聽個樂子，足矣。
晚年賽金花
雖說「婊子無情，戲子無義」之說，早已經在民眾心中根深蒂固，但真正深入或投入感情地接觸婊子和戲子的民眾，細數確認之後並無幾人。其接觸者或礙於社會地位及社會影響，所表述的事實都會自覺不自覺地「遮遮掩掩」，總會去選些有利於自己的事例去舉證。這就使得人的本來面目，變得不那麼清晰可見，不那麼一針見血，與真實的自己相距甚遠。其結果，就是留下永久的遺憾和猜想。
我十分欽佩賽金花去世後的那個「片警」，他沒有從職業上去探究死亡原因，而是從新聞價值上敏感判斷。於是，他第一時間通知報館。這就是賽金花在公眾中的影響，其人深入人心。人們寧願相信一個妓女拯救了北京，也不願看到慈禧太后逃跑歸來後的一派胡言。所以劉半農在《賽金花本事》曾說：「中國有兩個「寶貝」，慈禧與賽金花，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一個賣國，一個賣身；一個可恨，一個可憐。」
賽金花晚年在失去第三任丈夫之後，她帶著從民國時就跟著她的保姆顧媽，蝸居在京城天橋地區的貧民窟。此時，八大胡同拋棄了她，拯救北京城的「恩人」瞬間被遺忘。可以想像，當面對北大教授劉半農的訪談，你能要求一個妓女有什麼職業操守，剖析自己的內心，敞開心扉，還原歷史，反省自己及他人，這可能嗎？她的經歷、她的學識、她的職業，決定了她之所以接受訪談的初衷（有採訪費、有免費的午餐）。如此，她不胡說八道，不編造謊言，就已經很不錯了。至於往自己臉上貼點金，藉機表白自己「深明大義」也是情理之中的。賽金花當然也不傻，比如她明確否認與瓦德西在德國跳舞，她說我不穿洋服，且纏足（小腳女人），會去舞池跳舞嗎？
賽金花晚年居住地
我們應該感謝劉半農的採訪工作，是她為我們留下鮮活的採訪筆記。自此以後，有關賽金花的野史不斷，文藝戲劇影視作品更是層出不窮，新作不斷。賽金花的妓女加公使夫人身份；三次嫁夫，三次孀居的經歷；庚子年間與瓦德西的關係與作為,都使其一生充滿了傳奇而神秘的色彩,這就給文學家、史學家、新聞界都提供了寫作、宣傳、爭論的生動素材和話題。賽金花在死後近百年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由於作家的價值 觀、文化立場與寫作目的上的差異，這段歷史被注入不同的思想， 以不同的藝術形式被一再地敘述，賽金花及與她相關情節片段，在各個歷史時期以不同的面貌出現，亦屬正常。
胡適在看了其安徽同鄉，前北洋政府的官員許世英的回憶錄後，曾經寫信給許世英，指出其中關於賽金花與瓦德西的記錄多源自野史，準確度有問題，因北京攻陷在先，瓦德西來華在後。
1934年，劉半農去世，賽金花也參加了他的追悼會。有文字記載：只見她身著一襲黑裙，在颯颯秋風中，獨自默默低頭走進景山東街北大二院，在「文曲星」會聚的追悼會上，深深地向劉半農的遺像鞠了一躬，然後獻上一束白花，又在無數雙驚愕的淚眼下，默然離去。這段文字的描述，其雷同程度與小鳳仙參加蔡鍔的追悼會極其相似。（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