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史紀奇聞
編輯 |史紀奇聞
奴隸制一直是人類歷史上令人不安的正常部分。作為一種制度，奴隸制似乎與文明本身一樣古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的圖像和文件證明了奴隸制的古老性，絕大多數歷史社會都允許奴隸制的做法。
作為自由主義、啟蒙運動後現代性的居民，我們很難理解奴隸制在人類過去的大部分時間裡是多麼可以接受。
奴隸制——或當前的說法中的「人口販運」（更多信息見 ungift.org）——仍然存在，這是一個巨大的悲劇，但幾乎在它仍然存在的地方，它是一個「黑市」機構，未經國家批准而進行。
但直到十九世紀，奴隸制到處都是允許的。廢奴運動是歷史的畸形，我們是其偉大勝利的繼承者。
在奴隸制的漫長歷史中，少數文明因其奴隸制在其社會和經濟結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而脫穎而出。
研究古代奴隸制的最偉大的現代歷史學家摩西·芬利（Moses Finley）稱這些社會為真正的「奴隸社會」，而不是「有奴隸的社會」，這些標籤有助於我們了解奴隸制的歷史。
在真正的奴隸社會中，奴隸數量非常多，他們在社會的經濟組織中發揮著根本性的作用，控制奴隸的做法對文化的價值產生了重大影響。
歷史上很少有社會有資格成為真正的奴隸社會，前現代的例子極為罕見。新大陸的發現，連接歐洲、非洲和美洲的大西洋貿易體系的興起，以及現代資本主義貿易的發展，將糖和咖啡、煙草和棉花等農業「經濟作物」的生產與市場聯繫起來——所有這些都促進了現代世界奴隸制的擴張。
然而，希臘，尤其是羅馬的古典文明是真正的奴隸社會的古老例子。
歷史的一個悖論是，像奴隸制這樣令人反感和不公正的制度似乎在其他方面是先進的社會中蓬勃發展，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進步的。
奴隸制使文化的聲譽黯淡，我們可以坦率地欽佩其文學，其建築，其法律制度。已經進行了各種嘗試來解釋這種明顯的分離。
有些人認為，奴隸的勞動使主人有必要的閑暇時間來追求哲學反思和藝術表達;偉大的歷史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強調，奴隸制是古典世界城市化經濟和城市化文化的基礎。
還有一些人聲稱，奴隸的存在加劇了自由的觀念;當代奴隸制社會學家奧蘭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指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自由」是針對奴隸的不自由而形成的。
所有這些論點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奴隸制和文明似乎同步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奴隸制與我們認為是人類歷史漫長過程中進步驅動力的更深層次力量密切相關 - 像法律和貿易這樣的力量。
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問自己一個基本問題，什麼是奴隸制？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奴隸制是將人視為財產，作為可以買賣的商品的做法。當古代哲學家反思古代奴隸制時，他們承認這是奴隸制的本質。
用已故羅馬修辭家利巴尼烏斯的話來說，「奴隸是一個在某個時候會被別人擁有並且身體可以出售的人。
還有什麼比讓舊主人拿走錢，新主人給的錢更丟臉的呢？難道這具身體沒有被肢解，這個靈魂被徹底摧毀了嗎？
奴隸知道坐在街區上看著自己被拍賣的價格是什麼感覺。奴隸不得不生活在恐懼中，害怕他或她隨時可能再次被賣掉。
在任何時候，奴隸家庭都可能因出售而破裂。此外，如果主人去世，奴隸是遺產的一部分;如果主人破產，奴隸是抵押品的一部分。「奴隸的靈魂不能安息，因為未來主人的不確定性。」
羅馬奴隸製法強調奴隸作為財產的狀況。羅馬法是羅馬文明最偉大的產物之一，然而奴隸法對羅馬法律體系至關重要。
用二十世紀早期法律學者的話來說，羅馬奴隸製法是羅馬最具特色的成就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奴隸制是一種地位。
「人法的最高劃分是，所有人都是奴隸或自由人。奴隸身份的巨大後果是奴隸落入主人的統治之下。統治——與我們的「統治」一詞同源——是羅馬財產法的基本概念，標誌著使用和出售所有權對象的幾乎無限的權力。
羅馬法還告訴我們，羅馬人相信戰爭和奴隸制之間有密切的聯繫;他們認為，從廣義上講，他們的奴隸是在戰爭中被俘虜並遭受奴隸制的。
事實上，他們為奴隸制度辯護的方式之一是聲稱奴隸是免於戰爭俘虜的，他們的替代命運是死亡;因此，奴隸是一種活死人，被賦予了在戰爭中奴役而不是殺害的「仁慈」選擇。
但羅馬法承認成為奴隸的另一種方式：生下奴隸母親。女奴所生的孩子跟隨母親淪為奴隸。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這條規則對主人有用：它消除了詢問任何關於父子關係的問題的需要，避免了歧義，並允許主人對奴隸進行性剝削。
儘管有戰爭和征服的意識形態，但過去二十年最重要的進步之一是逐漸認識到，事實上羅馬社會中的大多數奴隸都是生來就是奴隸制。
雖然許多古代資料強調戰爭在向市場供應奴隸方面的作用，但實際上自然繁殖是新奴隸的主要來源。
我們理解的這種轉變產生了許多重要後果。首先，它強調了女奴的重要性，而前幾代的研究則集中在男奴身上。
歷史學家現在認為奴隸「家庭」實際上很普遍。當然，奴隸家庭在羅馬法中沒有效力（「奴隸之間沒有合法婚姻」），並且危險地暴露在奴隸制度的危險之下，但奴隸家庭無疑是奴隸日常應對和抵制奴隸地位非人化的主要方式。
令人沮喪的是，我們對奴隸家庭的現實知之甚少，即使奴隸家庭的令人信服的證據相當普遍。
其中一些證據是「新的」——比如最近發現的一塊石頭上記錄的銘文，其中列出了一個莊園中152名奴隸的姓名和年齡，他們被清楚地分為較小的家庭結構。
我們更好地理解奴隸供應以及自然繁殖在其中的關鍵作用的最深刻後果是，它改變了我們理解「導致」奴隸制的方式。
換句話說，它有助於我們重新評估為什麼奴隸制在羅馬變得如此不尋常突出的老問題。
學者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羅馬奴隸制是羅馬帝國主義的一部分，奴隸制度是由羅馬戰爭機器創造的。
顯然，這個版本的歷史有一定的道理。我們只需要記住，據說凱撒在征服高盧時殺死了一百萬敵人，並把另外一百萬人賣為奴隸;雖然這些數字甚至不可信，但它們真實地反映了羅馬軍隊能夠造成的壯觀暴力和可怕的流離失所。
然而，實際上，羅馬奴隸制度在共和後期擴張，因為羅馬軍團忙於徵服地中海世界，不是因為征服帶來了數百萬被俘的奴隸，而是因為在征服之後，羅馬實現了任何文明從未見過的繁榮和發展水平。
很明顯，貿易和經濟發展在羅馬共和國晚期和帝國早期加速。奴隸制與羅馬的進步同步發展，因為羅馬的經濟制度產生了對奴隸勞動的巨大需求。城市人口——尤其是巨大的資本本身——為奴隸勞動生產的產品創造了市場。
例如，古代世界的主要經濟作物是葡萄酒。在羅馬文明中，葡萄酒被大規模消費。
元老院和馬術階層的巨大財富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葡萄酒是通往財富的王道。
儘管如此，關於羅馬奴隸制最引人注目的事實之一是奴隸從事的職業的多樣性。
奴隸在葡萄酒、小麥、石油等農產品的生產中佔有突出地位。但奴隸也充當紡織工人和家庭傭工，醫生和抄寫員，教育家和商業代理人。
事實上，羅馬社會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奴隸不在少數，其中許多人具有希臘背景，精通希臘文化的經典。也許羅馬帝國最偉大的哲學家是埃皮克提圖斯（Epictetus），他是一個奴隸，贏得了自由，並成為斯多葛學派教義的一位影響深遠的老師（包括其核心原則，即真正的自由是內在的和道德的，而不是外在的和合法的：「每個好人都是自由的」）。
Epictetus的例子提醒我們，古代和現代奴隸制之間存在根本差異，其中三個特別重要。
首先，在一種不尋常的程度上，羅馬人允許手稿，釋放奴隸的行為，以及可能帶來完全公民身份的異常慷慨的條件。
自由的希望——被用作從奴隸那裡獲得合作的強大動力——為整個羅馬奴隸制塗上了色彩。其次，古代奴隸制不是基於種族的。膚色和奴隸身份之間的險惡聯繫純粹是現代人的臆造。
古羅馬人是有著地中海膚色，他們的奴隸比他們更白更黑。
顯然，金髮的北方人最終淪為羅馬奴隸，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也是如此。
儘管性剝削是每個已知的奴隸制度的一部分，但在現代世界，基督教文化至少在名義上不鼓勵對奴隸的這方面的虐待。
相比之下，在古代世界，主人被期望，並且在某些方面被刻意鼓勵，將奴隸的身體用作性對象。在非同尋常的程度上，性剝削是羅馬古代奴隸經歷的常規部分。
從彼得羅尼烏斯的《里巴爾德·薩提里卡》中令人難忘的被釋放奴隸的肖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性剝削的創傷是奴隸經歷的核心。
與現代奴隸制不同，古代奴隸制從未引發廢奴運動。即使是像埃皮克提圖這樣受過教育的前奴隸也無法想像一個沒有奴隸制的世界（儘管顯然一個叫做埃塞尼派的激進猶太教派做到了，而且在四世紀，一個孤獨的基督教聲音通過爭辯奴隸制本質上是不公正的而接近）。
更開明的羅馬奴隸制觀察者認識到奴隸的人性，並主張減輕奴隸制的最壞影響 - 肆無忌憚的暴力，猖獗的虐待 - 但沒有倡導推翻制度。
羅馬奴隸制度既「古老」又「現代」，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個獨特的歷史結構，持續了大約五六個世紀——從共和國晚期征服帝國到五世紀滅亡——最終使數億靈魂受害。
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是了解過去，但這種對理解的尋求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以應有的謙卑態度暫停我們判斷過去及其複雜性的能力。奴隸制是羅馬社會普遍存在的一部分，也是羅馬成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