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家名為安杜里爾的軍工新星崛起,宣稱要用直接高效的方式重塑國防工業時,整個華爾街都為之沸騰。
這一理念聽起來頗具吸引力:無需使用昂貴的頂尖材料,轉而採用各類商用現成零件;打造軟體定義的通用工廠,只需修改代碼,就能從製造無人機快速切換到製造導彈;同時簡化製造流程,讓普通工人可按照數字化流程,像組裝樂高積木一樣生產武器.
資本市場也對這一理念頗為認可,安杜里爾的估值如火箭般飆升至305億美元。

但問題在於,這家科技新貴的設想真的可行嗎?
安杜里爾所構想的柔性製造,其實現的前提是擁有海量標準化、性價比高的「樂高式」商用零部件。而這些商用零部件的來源究竟在哪裡?
事實上,其90%的核心零部件,供應鏈源頭都指向了太平洋的另一端——中國。如此一來,這筆生意還能繼續做下去嗎?
接下來,我們不妨談談美國的軍工複合體。簡單來說,它是一個由軍隊、軍工企業和政客組成的鐵三角,形成了一個完美的自我強化利益閉環,也是美國政治深層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不妨拆解這個閉環,就能明白為何戰爭難以停止。
第一是政客,他們需要軍工企業的支持。
美國的政客,尤其是國會議員,離不開資金支持,而提供資金的正是軍工企業。據統計,美國主要軍工企業在過去八年中,向國會議員的政治捐款超過8700萬美元。
這筆錢花得極具價值:獲得捐款的議員會在國會全力推動增加國防預算,尤其是在自己選區有軍工廠項目的情況下,這樣既能為選區帶來就業崗位,推動經濟增長,也是議員爭取選票的重要資本。
研究顯示,支持國防預演算法案的參議員,所獲得的軍工企業捐款是其對手的7倍之多。

第二是軍工企業,它們需要國防部的合同。
國會撥款後,資金會流向五角大樓,而五角大樓則通過利潤豐厚的合同將資金分配給軍火商。這些合同動輒超過十幾億美元,甚至上百億美元,且長期穩定,對軍火商而言,簡直就是一台印鈔機。
據統計,美國軍工五巨頭(波音、通用動力、洛克希德·馬丁、諾斯羅普·格魯曼和雷神公司)每年能從五角大樓獲得價值1500至2000億美元的合同,佔五角大樓總預算的近20%,而地緣衝突的爆發更讓它們獲得了更多訂單。
第三,維持這個閉環的萬能潤滑劑,就是戰爭與衝突。
如果天下太平、沒有威脅,國會憑什麼每年批准八千多億美元的軍費?因此,軍工複合體需要一個永恆的敵人,無論這個敵人規模大小。
軍工複合體根本不在乎戰爭的輸贏,它們在乎的是戰爭本身能否持續——持續的戰爭意味著持續的訂單和持續的利潤。

以阿富汗戰爭為例,這便是最經典的案例。
這場戰爭持續了20年,耗資高達2萬億美元。這一數字有多離譜?塔利班的核心戰力不超過10萬人,若不發動戰爭,用這2萬億美元去安撫當地民眾,即便覆蓋4000萬阿富汗人,每人也能分到5萬美元。
按照當時阿富汗人均GDP200美元計算,這相當於他們250年的收入,如此一來,阿富汗或許會成為全世界最親美的國家。
但最終結果卻是,這2萬億美元既沒有變成阿富汗兒童的課本,也沒有轉化為當地的基礎設施,反而變成了洛克希德·馬丁、雷神等公司財務報表上不斷飆升的業績,變成了軍火商高管口袋中的巨額獎金,也變成了國會議員競選連任的資本。

更離譜的是,美軍自身也是這場利益鏈條中的獲利者。
很難想像,一枚從中國進口、成本僅幾毛錢的螺絲釘,經過層層加價後,賣給伊拉克的美軍時,賬面報價竟高達5000美元。
此外,1000美元的咖啡杯、1萬美元的馬桶座圈、9隻山羊花費600萬美元,這些都是被媒體曝光的真實醜聞。這就是軍工複合體的戰爭經濟學——用納稅人的錢養肥一小部分人,用美國士兵和其他國家平民的鮮血澆灌資本的利潤。
2017年,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宮時,迅速將矛頭對準軍工複合體的高成本。他在競選期間公開批評F-35戰鬥機項目完全失控,並迫使洛克希德·馬丁下調了合同價格。
2018年,他又要求五角大樓重新談判波音的「空軍一號」改裝合同,節省了約14億美元。這種強硬姿態曾讓外界以為,特朗普可能成為艾森豪威爾之後首位真正挑戰軍工複合體的總統。

但事實並非如此。在特朗普的施壓下,美國軍工複合體確實有所收斂,但他的行動更多停留在表面。
在其第一個任期內,美國國防預算仍穩步攀升,軍工企業的利潤並未受到實質性衝擊。
進入第二個任期後,特朗普的政策延續了這種矛盾:一方面,他繼續高調批評軍費浪費,要求五角大樓壓縮不必要的項目開支;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將國防預算提升至1萬億美元規模,試圖重建美國國防工業。
此外,特朗普對科技的偏愛,也為軍工複合體注入了新的變數。他青睞帕蘭提爾(Palantir)和安杜里爾(Anduril)這類軍工科技公司,認為它們的人工智慧和數據技術是未來戰爭的關鍵。
而這一傾向,也讓傳統軍工複合體的利益格局面臨新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