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作者：Hippolyte Balima, Andresa Lagerborg, Evgenia Weaver
不斷攀升的國防支出使當局需要作出艱難的財政選擇，以避免加劇脆弱性；而戰後的復甦有賴於出台相關政策以減少不確定性、重建資本並幫助流離失所者重返家園
戰爭再次定義了全球格局。經過冷戰後數十年的相對平靜後，近年來活躍衝突的數量激增，已達到二戰結束以來未曾有過的水平。與此同時，不斷加劇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日益凸顯的安全擔憂正促使許多國家政府重新評估自身的優先事項並增加國防支出。
除了造成毀滅性的人道代價，戰爭還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經濟代價，並帶來了艱難的宏觀經濟權衡取捨問題，對於那些正在經歷戰事的國家來說尤其如此。即便沒有爆發活躍衝突，不斷攀升的國防支出也可能在中期內加劇經濟脆弱性。戰爭結束後，政府面臨著緊迫的衝突後任務，即確保持久和平和維持經濟復甦。
在這個衝突不斷擴散的時代，我們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的兩個分析章節所載研究凸顯了這場戰爭造成的深遠而持久的經濟損傷，其給撒哈拉以南非洲、歐洲和中東地區帶來了尤其嚴重的影響。我們還表明，不斷攀升的國防支出雖能在短期刺激需求，但也帶來了艱難的預算權衡取捨問題，這使得制定良好政策與實現持久和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經濟損失
對於發生戰爭的國家來說，經濟活動會急劇減少。平均而言，在發生戰事的國家，產出在衝突爆發伊始會下降約3%，然後會持續下滑數年，五年內累計損失約為7%。衝突造成的產出損失通常超過金融危機或嚴重自然災害所造成的損失。即便在十年之後，經濟的長期創傷效應仍會持續存在。
戰爭往往還會產生顯著的溢出效應。參與國外衝突的國家或許能避免遭受重大經濟損失——部分原因在於其本土並未受到實際破壞。然而，衝突發生國的相鄰經濟體或主要貿易夥伴國會感受到衝擊。在衝突的起初幾年，這些國家的產出通常會小幅下滑。
重大衝突（即，造成至少1000例戰鬥相關死亡的衝突）會迫使發生衝突的經濟體作出艱難的權衡取捨。隨著政府支出轉向國防且債務增加，政府預算狀況惡化，同時產出銳減，徵稅收入大幅減少。
這些國家的外部收支也可能面臨壓力。由於需求下降，進口急劇收縮，出口則出現更大幅度的下滑，導致貿易逆差暫時擴大。不確定性加劇引發資本外流，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流動雙雙減少。這迫使戰時政府更多地依賴援助，在某些情況下，它們還會依賴海外公民的僑匯為貿易逆差融資。
儘管採取了這些措施，衝突仍會導致匯率持續貶值、外匯儲備流失以及通脹不斷上升，這凸顯了戰爭期間外部失衡擴大會如何加劇宏觀經濟壓力。物價上漲速度往往會超過大多數央行設定的通脹目標，這促使貨幣當局提高利率。
綜合來看，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重大衝突不僅會給境內發生衝突的經濟體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本，迫使其作出艱難的權衡取捨，還會殃及其他國家。這些成本遠不止短期混亂，還包括對經濟潛力和民眾福祉產生的持久影響。
支出的權衡取捨
衝突愈發頻繁、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也促使許多國家重新評估其安全優先事項並增加國防支出。其他國家也打算如此行事。這一局面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即，如此大幅增加國防支出帶來了怎樣的權衡取捨。
我們的分析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164個國家國防支出大幅增長的時期進行了研究。我們發現，這類國防支出激增的情況通常持續近三年，且會使國防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重提高2.7個百分點。這一增幅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成員國到2035年實現國防支出佔GDP 5%的目標所需的增幅大致相當。
大幅增加國防支出主要起到了積極的需求衝擊的作用，會提振私人消費和投資，尤其是在與國防相關的領域。短期內，這既可提高經濟產出，又會推高物價，因此需要與貨幣政策密切協調，以緩解通脹壓力。
總體而言，擴大國防支出對產出的綜合影響很可能較小。增加的國防支出通常幾乎會以一比一的比例轉化為更高的經濟產出，而不會對經濟活動產生更大的乘數效應。話雖如此，此類支出的乘數效應或連鎖反應會因支出的維持、融資和分配方式以及進口裝備數量的不同而出現很大差異。
例如，當刺激措施中的部分資金被用於進口外國商品時，產出的提高幅度會變小，外部平衡也會惡化，對於武器進口國來說尤其如此。相比之下，如果國防支出的增加優先用於裝備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公共投資，同時降低採購流程的分散程度並統一標準，則將擴大市場規模，助力實現規模經濟，增強工業產能，降低進口泄露的程度，並支持生產率的長期增長。
而如何為國防支出籌措資金，則帶來了關鍵的權衡取捨問題。短期內，國防支出激增大多依賴赤字融資；而在國防支出激增的後期階段，以及當預期國防支出將持久增加時，提高稅收收入則會發揮更大作用。
依賴赤字融資可在短期內刺激經濟，但從中期來看會給財政可持續性帶來壓力，尤其是在政府預算空間有限的國家。在國防支出開始擴張後的三年內，財政赤字的惡化幅度約相當於GDP的2.6%，公共債務的增幅約為7個百分點（在戰爭時期，公共債務率會上升14%）。由此導致的公共債務增加可能會擠出私人投資，抵消國防支出最初的擴張效應。
財政脆弱性的積累可通過可持續的融資安排加以緩解，尤其是在國防支出持久增加時。不過，增加收入的代價是減少消費、抑制需求的增加，而重新調整預算優先事項則往往以犧牲政府在社會保障、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支出為代價。
支持復甦的政策
我們的分析還表明，戰後經濟復甦往往進程緩慢且不均衡，關鍵取決於和平能否持久。若和平得以持續，產出會反彈，但與戰時損失相比，反彈幅度往往不大。相比之下，在衝突再次爆發的脆弱經濟體中，復甦進程經常停滯不前。這些小幅復甦主要由勞動力驅動，因為勞動者從軍事活動轉向民用活動，難民也逐漸返回；但資本存量和生產率則依然低迷。
儘早實現宏觀經濟穩定、果斷推進債務重組以及獲得國際支持（包括援助和能力建設）在恢複信心和推動復甦中發揮著核心作用。若能夠同步推進國內改革以重建機構和國家能力、促進包容與安全，並解決衝突造成的長期人力損失（包括學業損失、健康惡化以及經濟機會減少等問題），那麼復甦工作將最為有效。
重要的是，有效的戰後復甦需要協調良好的一攬子全面政策。這種方法遠比零敲碎打的措施有效得多。同時減少不確定性和重建資本存量的政策能夠強化預期、鼓勵資本流入，並促進流離失所者重返家園。歸根結底，成功的戰後復甦能夠為受衝突影響的社區實現穩定、重燃希望和改善生計奠定基礎。
——本博客基於2026年4月《世界經濟展望》第二章「國防支出：宏觀經濟後果與權衡取捨」以及第三章「宏觀經濟視角下的衝突與復甦」撰寫。關於脆弱和受衝突影響國家的更多信息：脆弱國家如何通過加強機構和核心能力獲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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