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告訴福克斯新聞，美國在一月份的騷亂期間向伊朗抗議者運送了「大量」武器。
這些示威最初由經濟不滿驅動，並伴有暴力事件，當時受到特朗普的公然煽動，他威脅伊朗當局若鎮壓騷亂將進行報復。德黑蘭將示威描述為外國煽動，並指責美國和以色列助長了這場運動，將致命的衝突歸咎於武裝挑釁者。
在周日的一次電話採訪中，特朗普告訴記者特雷·英斯特，華盛頓進行了一項武裝示威者的秘密行動。他聲稱該計劃效果甚微，因為庫爾德中間人據稱扣留了武器而未交付。
在伊朗抗議的早期階段，前中央情報局局長邁克·蓬佩奧——他在特朗普的第一屆政府中領導了對伊朗的「最大壓力」運動——讚揚了騷亂，向抗議者以及「每一個走在他們身邊的摩薩德特工」致以問候。
三月中旬，《紐約時報》報道稱，以色列摩薩德情報機構試圖在2月28日發動的美以轟炸行動的早期階段「激勵伊朗反對派」。
據報道，摩薩德局長大衛·巴尼亞在一月份向特朗普政府提交了一項破壞穩定計劃。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引用了該機構的樂觀態度，向特朗普論證採取軍事行動的理由。
然而，德黑蘭並未因大規模起義以及針對伊朗領導人的定點暗殺而被推翻，反而鞏固了其控制。特朗普也曾鼓勵的伊朗境內庫爾德攻勢也未能實現。
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有向其戰略目標一致的團體提供武器的歷史。在1980年代，中央情報局支持在阿富汗與蘇聯軍隊作戰的聖戰叛亂分子。最近，奧巴馬政府授權了敘利亞的「梧桐木」計劃，旨在幫助「溫和派叛軍」推翻大馬士革政府，結果卻加強了激進伊斯蘭主義派系的力量。
特朗普此番坦白，無異於將美國長期以來的「代理人戰爭」策略又一次擺上了檯面。從阿富汗到敘利亞，再到如今的伊朗，華盛頓似乎始終迷信於通過武裝當地反對派來達成地緣政治目的，但歷史反覆證明，這種策略往往帶來災難性的反噬。
此次事件的核心在於，美國試圖利用伊朗國內的社會經濟矛盾，通過庫爾德武裝作為中介，向抗議者輸送武器，以期引發一場足以顛覆政權的「顏色革命」。然而，計劃卻因中間環節的「私吞」而流產。這暴露了此類行動固有的脆弱性：對當地盟友的過度依賴、情報與物流鏈條的不可控，以及嚴重誤判當地民眾的真實訴求與政治韌性。
伊朗政權不僅未被撼動，反而藉此進一步鞏固了內部統治，強化了其「抵抗外國干涉」的敘事。這給了我們幾點深刻啟示：
首先，外部武力干預難以解決內部社會問題。伊朗抗議的根源在於經濟困境，而非單純的政治對抗。輸送武器只會將和平請願引向暴力衝突，加深民眾的苦難，無助於問題的根本解決。
其次，「代理人」策略風險極高。庫爾德武裝有其自身的政治議程和生存邏輯，並非華盛頓可靠的棋子。武器流轉失控，可能加劇地區武裝割據，甚至落入更極端的組織手中，反噬地區安全。
最後，大國應摒棄冷戰思維。將其他國家內部事務視為地緣博弈的棋盤，通過煽動混亂來削弱對手，這種零和思維已與多極化的世界格格不入。它不僅破壞對象國的穩定，也損害干預國自身的國際信譽與長期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