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深度編譯，僅供交流學習，不代表日新說觀點。
女性揭露了監獄虐待，如今美國移民局卻要將她們驅逐出境。在特朗普執政期間，針對性虐待倖存者免遭拘留和驅逐的聯邦保護措施已然瓦解。
2022年11月，一名擁有美國長期永久居留權的女性從加利福尼亞州的都柏林聯邦女子監獄獲釋。此前，一名緩刑監督官已經對她進行了探視，並批准她居住在母親家中。出於對遭到打擊報復的恐懼，這位化名為「克里斯塔爾」的女性要求在報道中隱去真實姓名。當時，她滿心期待著能夠重建與家人的親密關係，尤其是她那兩個分別只有十二歲和六歲的女兒。「我當時唯一的願望，就是能和她們安安靜靜地共度一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她這樣傾訴道。
能夠活著走出都柏林監獄，也讓她如釋重負。這是一所臭名昭著的聯邦監獄，由於數十年來獄警性虐待醜聞不斷，這裡甚至被外界冠以「強姦俱樂部」的惡名。在被關押於此的漫長歲月里，克里斯塔爾曾遭到一名獄警的騷擾與言語辱罵，又被另一名獄警暴力毆打。不僅如此，她還親眼目睹了其他獄警對女性囚犯實施虐待的慘狀，並因自己的所見所聞而遭受了殘酷的打擊報復。
在被捕入獄之前，克里斯塔爾早已是美國的長期永久居民。然而，一紙涉毒罪名的判決讓她的綠卡徹底失效。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以此項重罪判決為由，向她下達了最終的驅逐令。儘管她已經為協助執法部門調查的犯罪受害者申請了U類簽證，且該申請仍在等待審批之中，但命運並未對她網開一面。就在她從都柏林監獄獲釋的那一刻，迎接她的卻是一名手持鐐銬的移民局官員。隨後，她被無情地押送至位於華盛頓州塔科馬市的西北拘留中心，這是一所由私營監獄企業傑奧集團負責運營的移民監獄。
克里斯塔爾的遭遇絕非孤例。根據美國聯邦監獄局的官方記錄，在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7月1日期間，共有227名被關押在都柏林監獄的人員背負著移民拘留令。一個由多家人權觀察組織組成的聯盟編製了一份令人觸目驚心的名單。名單上記錄了35名曾遭受性虐待或向調查人員提供過關鍵線索的女性。截至2023年，她們無一例外地面臨著被驅逐出境的命運。據克里斯塔爾的代理律師蘇珊·比蒂透露，至少有20名都柏林監獄性虐待事件的倖存者在服刑期滿後遭到拘留，並最終被驅逐出境。此外，還有另外20名倖存者目前要麼被關押在移民拘留所，要麼雖然身處社區，但依然面臨著被驅逐的巨大風險。
根據《人口販運與暴力受害者保護法》的規定，性虐待及其他基於性別暴力的倖存者有資格申請U類簽證。這種簽證不僅能為她們提供臨時的移民身份，還賦予了她們未來獲得永久居留權的可能。多年以來，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在制定政策時，通常會行使自由裁量權，對於那些正在等待性別暴力受害者簽證審批，或者有家屬正在軍隊服役的人員，往往會酌情決定是否對其進行拘留或啟動驅逐程序。然而，第二屆特朗普政府徹底推翻了這些來之不易的保護措施，致使克里斯塔爾以及無數和她一樣仍在苦苦等待簽證審批的受害者，不得不直面被拘留乃至驅逐出境的深淵。
另一位化名為「貝阿特麗斯」的女性同樣是都柏林監獄的前囚犯。由於她的簽證申請仍在審理之中，她也要求在報道中使用化名。她目前正在申請專門針對人口販運受害者的T類簽證，同時她還有一個正在美國海軍服役的兒子。按照常理，這兩種因素本應成為她免遭拘留和驅逐的堅實護盾。然而現實卻是，她被無情地驅逐回了墨西哥。那是一個她在少女時代便已離開的國度，如今在那裡，她早已舉目無親。
貝阿特麗斯於2009年被送入都柏林聯邦女子監獄。她在那裡度過了漫長的歲月，直到2024年該監獄被突然關閉。
「獄警的性虐待簡直是家常便飯。」她在接受採訪時回憶道。那些膽敢站出來投訴的受害者，往往會被迅速轉移到其他聯邦監獄。這種做法不僅切斷了她們與外界的聯繫，更讓她們的家人探視變得困難重重，甚至完全不可能。對於家人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貝阿特麗斯而言，這種潛在的懲罰足以成為迫使她保持沉默的枷鎖。
大約在2015年前後，隨著新一屆監獄管理層的走馬上任，這裡的虐待情況開始急劇惡化。「我們開始察覺到，連中尉都在明目張胆地包庇那些作惡的獄警。」她回憶說，「這讓他們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
當新冠疫情席捲美國時，貝阿特麗斯正擔任一個監區的首席勤務員。隨著疫情的蔓延，該監區被臨時改造為陽性感染者的隔離區。
當時負責該監區的獄警之一名叫達雷爾·史密斯。在囚犯和工作人員私下的議論中，他有一個臭名昭著的綽號。為了給生病的獄友送水，貝阿特麗斯不得不經常懇求他打開通往廚房的門。
「他總是擺出一副無賴的嘴臉說：『行啊，但你得付出代價。』」貝阿特麗斯痛苦地表示，所謂的代價，就是強迫她被侵害。
這絕非史密斯唯一一次利用職權作惡。他經常被安排值夜班。在巡視牢房時，他會惡意喚醒熟睡中的女性，命令她們下床，強迫她們彎下腰。「他對許多不同的囚犯都做過這種令人髮指的事，」貝阿特麗斯回憶道，「而我，不幸地成為了其中之一。」
有一次，當貝阿特麗斯作為勤務員在洗衣房為整個監區洗衣服時，史密斯突然闖了進來。當時其他所有人都被鎖在牢房裡。她厲聲要求他離開，並警告他這裡有監控攝像頭。然而，史密斯對監獄裡的監控系統了如指掌，他清楚地知道哪些攝像頭在工作，以及它們的拍攝死角在哪裡。
他粗暴地發起侵害。事後，她鼓起勇氣向一名中尉舉報了他的獸行，但令人絕望的是，管理層對此置若罔聞，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為了躲避史密斯的魔爪，貝阿特麗斯毅然辭去了勤務員的工作，轉而到監獄的小賣部幹活。但在經歷了中尉的不作為之後，她徹底心灰意冷，對史密斯的虐待行徑選擇了噤聲。
後來，聯邦調查人員開始介入並約談部分女性囚犯，一些涉事獄警也停止了在監獄的工作。此時，她試探性地找到了自己的案件管理員。由於依然深陷對報復的恐懼之中，她只能以一種假設的口吻來陳述自己的遭遇。她親眼看到，那些敢於向調查人員吐露真相的女性，最終都被獄警關進了特殊監禁單元，也就是俗稱的禁閉室。她拼盡全力，只為了避免落入同樣的悲慘境地。
就在官方宣布計劃關閉都柏林監獄的前夕，一位朋友為她牽線搭橋，聯繫上了加州移民司法協作組織的律師蘇珊·比蒂。該組織長期致力於為被關押在加州的移民提供法律援助。在比蒂的不斷鼓勵下，貝阿特麗斯終於打破沉默，向聯邦檢察官講述了一切。
2024年4月，隨著都柏林監獄的正式關閉，她被轉移到了佛羅里達州的一所聯邦監獄。這一調動讓她徹底遠離了家人，也失去了觸手可及的法律援助。
在那裡，她遭遇了如出一轍的敵意。有一次，當她正在牢房裡換衣服時，一名獄警突然打開了她的門。貝阿特麗斯懇求對方把門關上。「她根本不在乎，」貝阿特麗斯回憶道，「她冷冷地說，這裡可不是都柏林。」隨後，這名獄警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她關進了禁閉室。不僅如此，她還因此被扣除了一整個月的「良好表現減刑期」。
隨著刑期即將結束，貝阿特麗斯正式提交了T類簽證的申請。這是一種專門為人口販運受害者設立的保護性簽證。
儘管如此，美國移民局的官員還是強行帶走了她，並將她押送至奧蘭治縣監獄。在那裡，她被扔進了一個專門關押醉漢的牢房，度過了暗無天日的四天。期間，她沒有替換衣物，沒有牙膏和牙刷，無法洗澡，甚至連通知家人自己下落的途徑都沒有。隨後，她又被轉移到了貝克縣監獄。這所監獄與移民局簽有承包合同，其惡劣的關押條件和虐待醜聞早已屢見報端。
一天凌晨三點，工作人員突然將她叫醒，冷漠地通知她準備離開。起初，他們拒絕透露她的去向。直到最後，他們才告知她將被送往得克薩斯州。她心裡很清楚，那裡正是移民在被驅逐出境前最後的集散地。就這樣，儘管她的簽證申請仍在審理之中，她還是被強行押上飛機，直接飛往了墨西哥東南部的塔巴斯科州。
墨西哥政府安排了一輛大巴，負責將這些被驅逐者從塔巴斯科州運送到墨西哥城機場，以便他們搭乘航班前往最終目的地。然而，大巴司機卻坐地起價，拒絕將他們送往機場，除非每人額外支付一筆費用。雖然移民局官員曾發給每人一張存有少量比索的卡片，但根本沒有人手頭有現金。冷血的司機直接將他們拋棄在了汽車站。在那裡，貝阿特麗斯不得不向一位陌生人求助，借用手機撥通了律師比蒂的電話。比蒂迅速為她叫了一輛網約車，這才將她穿越大半個城市送到了機場。
如今，貝阿特麗斯居住在美墨邊境的另一側，與她的女兒們隔境相望。最近，她長途跋涉前往墨西哥城，在當地大使館錄入了指紋，這是她T類簽證申請流程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她能做的只有無盡的等待。
今年9月，針對史密斯的第二次聯邦審判最終以流產告終，檢察官隨後宣布不再尋求第三次審判。與此同時，包括監獄長在內的另外九名涉案人員，要麼主動認罪，要麼被定罪並判處了20至96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當貝阿特麗斯得知審判流產的消息時，憤怒、悲傷與恐懼瞬間湧上心頭。「與其他施虐者相比，他手上的受害者是最多的，」她憤慨地說，「攝像頭壞了難道是我們的錯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以前就經常向我炫耀：『我知道我可以在這裡為所欲為，這個攝像頭根本拍不到。』他甚至有一次告訴我，他曾被中尉叫去談話。中尉只是提醒他收斂一點，以免惹上麻煩。而他竟敢囂張地回應中尉，說他們根本拿不出任何證據。」
貝阿特麗斯始終生活在史密斯可能會找到她的恐懼陰影中。史密斯曾向她透露，自己在墨西哥擁有房產，並且還曾專程前往提華納，去尋找另一名被驅逐出境的都柏林監獄受害者。「他曾惡狠狠地警告我：『無論你逃到哪裡，我都能找到你。』
這些揮之不去的恐懼讓她徹夜難眠。為了徹底杜絕與他相遇的任何可能性，她幾乎足不出戶，甚至連購買日常食物都不敢出門。相反，她只能依靠女兒們每周前來探望時，順便為她帶來生活所需的必需品。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彷彿依然被困在監獄裡，」她黯然神傷地感嘆道，「而這一切，全都是拜他所賜。」
為了成功申請U類簽證，犯罪受害者必須從執法機構獲取一份官方認證，以證明他們確實舉報了犯罪行為，並積極配合了後續的調查與起訴工作。然而，比蒂律師指出，儘管有數十名受害者勇敢地站出來舉報了虐待行為，全力配合了執法部門的調查，並為最終的起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但美國聯邦檢察官迄今為止僅僅為50名都柏林監獄倖存者中的7人出具了這份至關重要的認證。
「如果同樣的虐待事件發生在對面街道的縣級監獄，或者是加利福尼亞州的州立監獄裡，根據加州法律的明確規定，任何參與調查和起訴的機構都必須依法簽署這些認證文件。」比蒂在接受採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但他們緊接著補充道：「恰恰因為這些令人髮指的罪行發生在聯邦監獄系統內部，又因為聯邦機構做出的種種冷漠決定，才導致如此眾多的受害者被無情地剝奪了應有的保護。」
2024年12月，一家聯邦法院作出裁決，責令美國聯邦監獄局向103名都柏林監獄的倖存者支付高達116000000美元的巨額賠償金。這其中就包括由比蒂以及加州移民司法協作組織代理的多名移民受害者。自那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裁決公布以來，又有近300名女性勇敢地站了出來，就她們在都柏林監獄遭受的非人虐待提出了侵害指控並提起了訴訟。
在歷屆政府的執政時期，比蒂曾親眼見證過數十名委託人從都柏林監獄獲釋。在漫長的簽證申請審批期間——這一過程通常需要耗費五到十年的時間——她們被允許留在美國，與家人團聚。然而，到了2025年1月，相關機構對簽證申請人免予拘留的自由裁量權卻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克里斯塔爾的情況則略有不同。她申請U類簽證的依據，是她在被捕入獄前所遭受的嚴重家庭暴力。
六個月前，也就是2024年的夏天，美國移民局在處理她的簽證申請期間，曾批准了她暫緩驅逐的請求。這意味著她不再面臨迫在眉睫的驅逐威脅。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移民局依然將她死死地關押在拘留中心。
一個月後，她突然接到通知，說她將在當天下午獲釋。一個名為「抵抗組織」的民間團體成員驅車將她送往了機場。該組織長期致力於呼籲關閉西北拘留中心。在機場，她終於登上了飛往家人所在城鎮的航班。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克里斯塔爾回憶起那一刻依然心有餘悸，「我一路上都在擔驚受怕，生怕突然冒出一個警察把我抓回去，就好像這一切只是一個殘酷的錯誤。」
但幸運的是，這並不是一個錯誤。當航班平穩降落時，克里斯塔爾緊緊擁抱了前來接機的母親和她即將滿八歲的小女兒。「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她動情地回憶道。
儘管如此，那種無法逃脫持續性虐待的恐怖陰影，依然像夢魘般死死糾纏著她。「我拚命試圖掩飾這一切，」她無奈地說，「我不想讓我的家人為我擔驚受怕。」鑰匙碰撞的叮噹聲、沉重的關門聲、刺耳的警報聲，甚至是步話機里傳出的電流聲，都會瞬間觸發她的焦慮發作。哪怕只是在街頭瞥見一輛警車或一名警察，也會讓她陷入極度的恐慌之中。
當前針對移民的敵對氣候，更是將她的恐懼推向了頂峰。起初，移民局只要求她每隔幾個月去報到一次。然而，在最後一次例行報到時，她被生硬地指派到了另一個辦公室，並被強行戴上了電子監控設備。如今，她被迫每個月都要進行兩次報到。
「我感覺自己就像驚弓之鳥，時刻都在提防著身後的動靜，」她絕望地嘆息道，「現在，腿上戴著這個冰冷的監視器，我覺得它隨時都會震動，而我隨時都會再次被逮捕。」
作者：維多利亞·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