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3日，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在加拉加斯被美方強行「擄走」；幾乎同時，特朗普在隨後的公開表態中再次強調對格陵蘭島的戰略興趣，並暗示可能採取「一切必要手段」；針對古巴、尼加拉瓜等國的金融制裁和貿易限制正在被系統性強化……
當地時間2026年2月11日，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委內瑞拉代總統德爾茜·羅德里格斯（右）與美國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在總統府舉行會談。（視覺中國/圖）
上述看似獨立的事件，實際上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模式：美國正在將其國內行之有效的「禿鷲機制」系統性地延伸到國際戰略層面，這套機制的底層邏輯是：通過發現和攻擊目標的「缺陷」，來實現特定目標。
美國也在以類似方式識別和攻擊其他國家的治理缺陷、經濟脆弱點、地緣戰略短板。這種策略本身並非全新發明，但特朗普2.0時期展現出的特點在於：「禿鷲邏輯」正在變得更加系統化、更加公開化，也更加不受傳統外交規範的約束。
惡意的國際「禿鷲」
在國際舞台，這套「發現缺陷—攻擊缺陷—從缺陷中獲利」的邏輯，正在以一種更加危險的形式被複制。在國際層面，約束機制要脆弱得多，實力差距往往決定了遊戲規則。
委內瑞拉案例提供了一個極端但清晰的樣本。馬杜羅政府長期面臨嚴重的治理危機：惡性通脹、經濟崩潰、社會撕裂、國際孤立。這些問題本質上屬於主權國家內部事務，但當一個國家的「缺陷」積累到一定程度，同時又被視為對美國或其盟友構成某種挑戰時，這些缺陷就可能被外部力量當作可操作的戰略抓手。美方的行動將委內瑞拉內部的政治司法問題，直接外部化為跨境強制措施。這一事件在國際法層面引發巨大爭議，但它釋放的信號非常明確：如果你的國家治理出現嚴重問題，同時又處於戰略對抗位置，那麼你的「缺陷」就可能成為被攻擊的理由。
這種邏輯與美國國內做空機制存在驚人的相似性。做空者尋找的是財務脆弱點、治理漏洞、現金流斷裂點；在國際層面，強權識別的是債務脆弱點、制裁敏感點、外貿依賴點、政治合法性裂縫。兩者的操作手法也高度類似：不一定要全面擊垮目標，只需要精準攻擊其最薄弱的環節，讓其在某個關鍵系統持續失血。委內瑞拉的石油出口被制裁鎖死，金融系統被切斷與國際市場的聯繫，政治合法性被持續質疑——這些都是對「缺陷」的精準打擊，目的是讓目標在多個維度同時承壓，最終陷入系統性困境。
主權債務領域的「禿鷲基金」，則更直接地展示了這一機制如何運作。這些基金在主權債務危機中低價買入違約債券，然後通過法律訴訟追索全額償付，迫使國家支付遠高於購買價格的和解金。阿根廷與「持券不換」債權人之間長達十餘年的糾紛，最終以數十億美元級別的和解告終。這個案例的關鍵在於，它把主權國家降格為可以被「做空」的對象——你的債務問題、財政脆弱性、司法管轄困境，都成為可以被定價、被交易、被利用的資產。當這一邏輯與美國的金融制裁、美元霸權、長臂管轄疊加時，效果被成倍放大。一個國家如果在債務結構、貨幣政策、外匯儲備等方面存在明顯缺陷，就可能像一家財務造假的公司一樣，被精準狙擊。
格陵蘭島案例則揭示了這種邏輯的另一個維度。美國對格陵蘭島表現出的興趣，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領土擴張，更像是一種「資產重組」的思維：丹麥對格陵蘭島的治理投入不足、資源開發有限、戰略價值未被充分利用——在這種視角下，格陵蘭島就是一塊「被低效佔有」的資產，存在明顯的「治理缺陷」。
這種話術一旦成立，主權原則就會被「效率原則」所侵蝕：不是「誰擁有主權誰就有絕對權利」，而是「誰能更有效利用資源誰就有更強的道義基礎」。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邏輯滑坡，但它確實在某些戰略討論中被越來越頻繁地使用。
美國正在把國內治理中「用禿鷲降低成本」的邏輯，轉化為國際戰略中「用禿鷲施加壓力」的工具。在國內，美國政府通過激勵民間力量發現問題，實現了監管外包；在國際上，美國通過識別他國的治理缺陷，將其作為施壓、制裁、干預的正當化理由。這種轉變的關鍵在於，它把「發現缺陷」從一種內部糾錯機制，轉化為一種外部攻擊手段。而對於那些既存在嚴重治理問題，又處於戰略對抗位置的國家來說，它們的每一個缺陷都可能成為被利用的突破口。
近期的國際安全事態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邏輯的擴散。
俄烏衝突即將四周年，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策略，已從初期的「全面封鎖」轉向更精準的「缺陷狙擊」。2025年底至2026年初，美國財政部針對俄羅斯影子船隊（shadow fleet）的制裁措施，直接瞄準了俄羅斯規避石油出口上限的關鍵漏洞。這些老舊油輪是俄羅斯維持能源出口、獲取外匯收入的生命線，但它們同時也是俄羅斯制裁規避體系中最脆弱的環節——船隻老化、保險覆蓋不足、運營合規性差。通過將這些船隻列入制裁名單，美國不需要全面切斷俄羅斯的石油出口，只需要持續提高其出口成本、增加運營風險，就能讓俄羅斯財政在長期消耗中逐漸失血。
這種策略的精妙之處在於，它不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是通過持續攻擊對手體系中的「最薄弱環節」，讓目標在時間維度上被慢慢拖垮。
中東地區的態勢同樣體現了這種邏輯。在2023—2025年中東衝突期間及最近兩個多月，美國對伊朗的戰略施壓，展現出典型的「缺陷攻擊」模式。
美國精準識別了伊朗地區影響力的結構性缺陷：其代理人網路高度依賴德黑蘭的持續軍事和資金支持、伊朗國內經濟對石油出口的單一依賴，以及制裁環境下金融系統的脆弱性。通過默許甚至支持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敘利亞境內什葉派民兵的軍事打擊，同時持續強化對伊朗的「最大壓力」經濟制裁，美國形成了多維度的戰略協同，通過盟友的軍事行動削弱伊朗的地區投射能力，而美國自身主導的經濟制裁，則切斷其維持代理人網路的資金鏈，金融封鎖進一步加劇其貨幣貶值和外匯短缺。
進入2026年以來，伊朗經濟持續失血，里亞爾匯率屢創新低，國內通脹高企，各地大規模遊行不止。這種「代理人軍事消耗+直接經濟絞殺」的組合拳，本質上就是在系統性攻擊伊朗國家治理的多個薄弱環節，而美國自身無需直接出兵，僅通過制裁工具和盟友協調就能實現戰略目標。
「禿鷲邏輯」重塑國際格局
這種「禿鷲邏輯」的國際化，至少在三個層面上重塑了國際關係的運行方式。
首先，它改變了國際秩序的基本預設。傳統國際法建立在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之上，一國內部的治理問題原則上屬於主權範圍。
但「禿鷲邏輯」引入了一個新變數：如果你的治理出現嚴重問題，而這些問題又被認為對區域穩定、國際秩序或某些國家的利益構成威脅，那麼你的主權保護就可能被穿透。這不是說主權原則被公開廢除，而是在實踐中，「治理缺陷」正在成為干預的正當化理由。
委內瑞拉、敘利亞、利比亞等案例都顯示出類似的模式：內部治理危機被外部力量識別為可操作的機會窗口，然後通過金融、外交、軍事等多種手段施壓。這意味著，國際秩序正在從「規則本身就是公共產品」，轉向「規則是強者的選擇性工具」。
其次，它對所謂的「弱國」或「問題國家」構成了雙重壓力。一方面，這些國家確實可能因為外部壓力而被迫進行內部改革。當腐敗、低效、社會撕裂等問題不再僅僅是內部事務，而是可能招致外部制裁、金融攻擊甚至政權更迭的風險時，改革的緊迫性會大幅上升。某種程度上，這確實可能倒逼一些長期「躺平」的治理體系進行自我修復。
但另一方面，更現實的風險是，在改革啟動並未見效之前，國家可能先被連續衝擊導致系統崩解。貨幣貶值、資本外逃、社會動蕩、政權合法性危機往往是同步發生的，在這種情況下，外部壓力不是在幫助改革，而是在加速崩潰。這就形成了一場「改革速度與崩解速度的競賽」，而歷史表明，後者往往更快。
這種邏輯對美國自身也構成長期風險。短期來看，「禿鷲式」國際戰略確實能帶來戰略威懾、資源獲取和國內政治動員等收益。但它同時在加速兩種反應：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尋求替代性國際體系，降低對美元和美國主導規則的單一依賴；美國的軟實力和制度信譽在被持續消耗。當「規則制定者」的形象轉變為「規則套利者」，當國際秩序從「公共產品」退化為「選擇性武器」時，美國的長期吸引力和道義權威會面臨結構性削弱。
這種透支在短期內可能不明顯，但在十年、二十年的維度上，它可能改變全球權力格局的基礎條件——不是因為美國的硬實力衰落，而是因為其他國家主動脫離美國主導的體系。
「禿鷲」扮演「啄木鳥」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要理解美國的「禿鷲文化」？因為它揭示了一種獨特的治理邏輯——通過激勵攻擊「缺陷」來實現特定目標，無論這個目標是市場誠信、科研規範，還是國際戰略利益。
在美國國內，這套機制確實展現出相當的有效性。它降低了政府的直接治理成本，通過市場力量和民間監督實現了對造假、欺詐、學術不端的威懾。做空機構和吹哨人在這個體系中不是破壞者，而是功能性的組成部分。只要法治框架、司法救濟和市場反制機制還在運轉，「禿鷲」就更可能扮演「啄木鳥」的角色——雖然殘酷，但對系統健康有益。
但當同樣的邏輯被延伸到國際舞台，當「發現缺陷」從糾錯工具轉化為攻擊手段時，它的性質就發生了根本改變。
在美國國內，「禿鷲」受制於規則；在國際上，「禿鷲」往往就是規則的制定者或最強大的執行者。這意味著，對於那些存在明顯治理問題，同時又處於戰略對抗位置的國家來說，它們的每一個缺陷都可能成為被利用的突破口。這不是在說美國會對所有有問題的國家動手——事實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有這樣那樣的治理問題。關鍵在於，當一個國家既有缺陷，又有價值，還構成某種挑戰時，「禿鷲邏輯」就可能被激活。
這種治理邏輯的國際化，正在重塑「犯錯的代價」。在傳統國際關係中，一國內部的治理問題主要由其自身承擔後果；但在新邏輯下，治理缺陷可能成為外部干預的入口。這對所有國家都提出了一個嚴峻問題：你能否在保持主權獨立的同時，把自己的「缺陷面」縮小到不足以成為外部攻擊的抓手？
歷史反覆證明，在實力與規則的博弈中，真正的護城河不是憤怒或譴責，而是讓自己儘可能少地暴露可被利用的薄弱環節。這不是向霸權邏輯投降，而是在承認現實的前提下，通過提升治理能力、強化財政紀律、增強產業韌性、鞏固社會凝聚，來縮小被「禿鷲」攻擊的可能性。
• （作者系北大滙豐商學院智庫世界經濟副研究員）
南方防務智庫特約研究員 朱兆一
責編 姚憶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