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5日，美國《負責任治國方略》網站，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russian-identity/
作者：安娜·馬特維耶娃
在國家宣傳的一定影響下，許多俄羅斯人已形成反西方的身份認同
蘇聯解體後，新誕生的俄羅斯面臨著一個複雜難題：如何構建一種民族認同，既能包容俄羅斯歷史中存在的尖銳矛盾、推動與西方的融合，又能保持自身的獨特性。
俄烏衝突極大地改變了民眾對這一問題的態度，將絕大多數俄羅斯人凝聚在一系列民族理念之下。這既造就了俄羅斯在戰爭中展現出的韌性，也讓西方的如意算盤落空——西方原本指望通過經濟施壓和慘重傷亡，削弱民眾對戰爭及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支持。從目前掌握的證據來看，西方的這些目標在未來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
蘇聯解體後的首位總統鮑里斯·葉利欽，力求與共產主義徹底決裂，其執政根基建立在否定國家及自身過往的基礎之上，這讓俄羅斯陷入了深刻的「負面認同」困境。普京上任後，提出了一種更積極的願景，核心是與西方融合（但需基於俄羅斯的條件，且要保持俄羅斯的獨立性），然而，由於俄西方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分歧，這一願景最終化為泡影。
此後，俄羅斯政府一直難以清晰地闡釋一種能夠定義自身獨特性的身份認同理念。唯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潛在的團結紐帶——大多數俄羅斯人對本國在二戰中的作用深感自豪，這場戰爭在官方敘事中也被賦予了近乎宗教般的尊崇地位。
除了對「偉大的衛國戰爭」（俄羅斯對二戰的稱呼）的自豪感外，長期以來，民眾對身份構建的整體反應較為冷淡。俄烏衝突爆發之初，由於事前未對民眾進行任何告知，人們最初的反應是懷疑、困惑與茫然。大多數人更關心如何在動蕩局勢中自保，而非支持國家的行動。
但如今情況已然不同。近四年的戰爭徹底改變了俄羅斯。在國家宣傳的推動下，許多普通俄羅斯人為國家能頂住西方的敵意存續下來而感到自豪。西方對俄羅斯民眾及文化的鄙夷言論，更是進一步助長了這種情緒——這些言論被俄羅斯官方媒體反覆引用。俄羅斯民眾很難換位思考，理解西方的擔憂或許事出有因；例如，正是克里姆林宮試圖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才更能解釋華盛頓對俄的負面態度，而非所謂的固有文化偏見。
愛國主義近來似乎愈發高漲：徵兵工作穩步推進，男性願意參軍服役（誠然，高額報酬是一大誘因），由女性和退休人員發起的「支援軍隊」運動熱度不減。公開反對主流立場不僅被視為不合時宜，還具有一定的危險性。
儘管是俄羅斯入侵了烏克蘭，且至今仍在對這個昔日的「兄弟之國」發動攻擊，但許多俄羅斯人仍將這場戰爭視為防禦性質的、不可避免的。外部威脅的認知凝聚了全國大部分民眾的共識，反西方情緒也隨之蔓延。許多俄羅斯人堅信，西方對俄羅斯不懷好意，一旦有機會便會圖謀加害，除非俄羅斯足夠強大，能夠捍衛自身安全。
國家肩負著保護民眾的責任，因此理應得到支持——矛盾的是，即便像「庫爾斯克襲擊事件」那樣，國家未能盡到保護之責，民眾依舊選擇支持。平民在烏克蘭佔領下被困七個月的相關報道，讓許多俄羅斯人真切感受到了戰爭的殘酷；而針對俄羅斯本土的襲擊，據官方數據已造成621名平民死亡，這也讓歐洲部分的俄羅斯地區陷入了不安。特朗普的上台意味著美國對俄態度告別了此前的敵意，但俄羅斯民眾對其和平倡議普遍持懷疑態度。
這種新的民族認同感的形成，並非僅僅源於戰爭，還得益於經濟的活力。作為全球受制裁最嚴重的經濟體，俄羅斯經濟已連續三年實現穩定增長。儘管存在通脹問題，但民眾對未來普遍抱有樂觀情緒。戰爭還刺激了創新活力，國家和私營製造商共同推動技術進步，這與二戰時期「喀秋莎」火箭炮和T-34坦克的誕生歷程頗為相似。這些創新成果雖並非個個具有突破性意義，但勝在數量眾多，且得到了廣泛宣傳。
俄羅斯的發展模式是構成其身份認同的另一重要支柱。龐大的國家責任、公共投資、低廉的公用事業費用以及低稅率，這些都是俄羅斯民眾習以為常的常態，也是他們與國家之間社會契約的核心內容。在他們看來，西方民眾在這些方面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
俄羅斯國內還掀起了一場小規模的文化復興浪潮。2022年，西方對俄羅斯文化的抵制令民眾最初深感震驚，認為這是一種集體懲罰，但如今這種情況已成為新常態。於是，人們的目光轉向了國內的文化資源與受眾。各大城市湧現出眾多新的劇院、話劇、音樂會、美術館及文化場館，以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其實早在新冠疫情期間，俄羅斯人就通過國內旅行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國家，國內旅遊業隨之蓬勃發展，就連達吉斯坦、車臣等以往人跡罕至的地區也成了熱門目的地。
戰爭爆發之初，約有170位文化界人士因抗議而離開俄羅斯，其中包括76歲的俄羅斯歌壇天后阿拉·普加喬娃，以及曾出演國際知名影片《再見，列寧！》和俄羅斯電視劇《祖萊哈睜開了眼睛》的女演員丘爾潘·哈馬托娃。在所有流亡海外的文化人士中，或許只有這兩人稱得上是俄羅斯流行文化的標誌性人物。普加喬娃輾轉於以色列、塞普勒斯和拉脫維亞之間，其張揚的個性依舊能吸引俄羅斯老一輩群體的關注，但作為表演者，她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她的前夫菲利普·基爾科羅夫選擇留在俄羅斯，如今已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娛樂明星。哈馬托娃目前在拉脫維亞里加的一家劇院演出，她近期唯一有影響力的電影角色，是一部關於移民題材的影片。迄今為止，唯一一位成功在西方闖出一番事業的俄羅斯文化界人士，是導演基里爾·謝列布連尼科夫，其他人大都只能在俄羅斯流亡者圈子中擁有受眾。
起初，知名人士的流亡讓俄羅斯的受過教育群體深感不安，但這也為其他人創造了嶄露頭角的空間，比如愛國流行樂代表人物「薩滿」（雅羅斯拉夫·德雷諾夫），以及奧斯卡獲獎影片《阿諾拉》的主演尤里·鮑里索夫——他如今已吸引了眾多國際大導演的邀約。漸漸地，流亡海外的俄羅斯文化人士在異國他鄉舉步維艱，既沒有龐大的受眾群體，也缺乏穩定的資金支持，這一境況在俄羅斯國內開始淪為人們嘲諷的談資。在不少人看來，那些流亡者以為自己的反戰立場能為他們在西方開闢新的事業道路，到頭來不過是自欺欺人。
俄羅斯對本土文化的重視程度日益提升，這一趨勢的形成並非僅僅源於戰爭。在「覺醒」意識形態席捲全球之際，俄羅斯明確對其說「不」，並自詡為20世紀「真正」的、秉持傳統價值觀的歐洲。這一理念甚至吸引了許多俄羅斯自由主義者——他們原本渴望融入昔日的西方文明，而非如今的西方社會。即便是那些強烈反對戰爭的俄羅斯人，也對本國無需再在文化上屈從於西方而感到欣慰。
由此可見，如今的俄羅斯已與開戰之初判若兩國，整個社會的凝聚力更強，對自身的國家存續能力也更具信心。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會推動俄羅斯的身份認同發生深刻變革；至少在短期內，這將維繫民眾繼續支持戰爭的意願。
安娜·馬特維耶娃博士是倫敦國王學院俄羅斯研究所高級客座研究員，著有《穿越動蕩歲月：烏克蘭東南部衝突的內情解讀》（列剋星敦出版社，2018年）。她的研究方向為和平與衝突問題，曾任職於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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