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從來不是風平浪靜的地方,但最近幾個月,一場圍繞外交主導權的暗鬥逐漸浮出水面。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何塞普·博雷利或許名義上執掌大旗,可真正較量的雙方卻是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與愛沙尼亞前總理、現任歐盟對外行動署秘書長卡拉斯。這場權力之爭的導火索,竟是一次看似平常的人事任命——卡拉斯試圖將自己的心腹、馮德萊恩的政敵澤爾邁爾提拔為高級顧問,結果被馮德萊恩以強硬手段否決。表面是人事糾紛,實則是歐盟「雙頭馬車」體制失靈的一次集中爆發。

事情得從澤爾邁爾說起。這位斯洛伐克籍經濟學家曾是歐盟委員會內部頗具影響力的人物,卻因多次公開批評馮德萊恩的貿易政策與巴以問題立場而遭邊緣化。卡拉斯看中他在中東和能源領域的經驗,更看重他與馮德萊恩的對立立場,試圖通過任命他來強化對外行動署在歐盟外交決策中的話語權。可惜卡拉斯低估了馮德萊恩對權力邊界的敏感度。據知情官員透露,馮德萊恩得知提名後直接動用主席許可權干預,以「破壞團隊協作」為由否決了任命。更諷刺的是,卡拉斯原本期待法國、德國等大國支持,但兩國均保持沉默——畢竟誰願意為一名秘書長的人事安排與歐盟最高行政長官公開對立?
這場敗局暴露了卡拉斯在歐盟權力結構中的尷尬地位。作為對外行動署秘書長,她本應協助博雷利協調歐盟整體外交戰略,但現實中卻陷入「有名無實」的困境。歐盟外交領域長期存在權責重疊:委員會主席掌控貿易與擴大談判,歐洲理事會主導戰略方向,對外行動署反而淪為執行者。例如在巴以衝突中,馮德萊恩單方面訪問以色列引發多國不滿,而博雷利和卡拉斯提出的「人道主義停火」方案卻被擱置;再如對美貿易談判,委員會堅持妥協路線,而對外行動署多次警告「過度依賴美國會削弱歐洲戰略自主」,最終仍無濟於事。卡拉斯的挫敗不僅是個人失勢,更是歐盟外交機制結構性矛盾的縮影。
馮德萊恩的強勢反擊絕非偶然。過去一年,她領導的歐盟委員會已遭遇歐洲議會兩次不信任動議,極右翼政黨「歐洲愛國者」與左翼黨團輪番發難,批評焦點從巴以政策延伸至國防預算分配。內部壓力越大,馮德萊恩越需要牢牢掌控外交主導權,以證明其領導力。例如在烏克蘭危機中,她快速推動對俄制裁和軍援計劃,甚至繞過部分成員國直接與拜登政府協調;而在近期歐美貿易談判中,她不惜接受美國的部分條款以換取技術合作,被歐洲媒體譏諷為「戰略妥協」。這些舉動背後,是馮德萊恩團隊對「外交權即生存權」的清醒認知——若放任卡拉斯擴張勢力,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面臨更大威脅。

但馮德萊恩的勝利未必是歐盟的福音。權力鬥爭背後,是歐盟應對全球危機時日益明顯的戰略短板。俄烏衝突暴露了歐洲防務自主的虛胖,巴以問題凸顯成員國立場撕裂,而美國《通脹削減法案》則讓歐洲產業政策陷入兩難。當高層精力耗於內鬥,政策協調自然滯後:歐盟對非洲的「全球門戶」計劃遲遲未能落地,西巴爾幹擴大進程陷入僵局,就連旨在「去風險」的對華貿易調查也因內部分歧而推進緩慢。一名德國智庫研究員直言:「馮德萊恩與卡拉斯的爭鬥,就像兩個廚師爭搶一口鍋,卻沒人關心鍋里煮的是什麼。」
更值得玩味的是成員國的態度。法國嘴上喊著「戰略自主」,卻對對外行動署的弱勢視若無睹;德國強調「歐洲團結」,卻在人事爭端中選擇明哲保身。大國沉默的背後,是各國對歐盟機構權力的微妙忌憚——既希望委員會高效推進共同政策,又擔心其權力過度集中損害本國利益。這種矛盾心理使得改革舉步維艱:例如歐盟條約修訂討論已拖延多年,外交決策機制仍維持「三方共治」的模糊格局。結果就是,危機來臨時空有口號,行動時卻互相掣肘。

卡拉斯與馮德萊恩的衝突,或許只是歐盟更大風暴的前奏。明年歐洲議會選舉後,極右翼勢力可能進一步擴張,主流政黨為保住席位或將加劇內耗。而馮德萊恩若想連任,不僅需平衡成員國訴求,還要應對內部愈發激烈的權斗——畢竟,卡拉斯的失敗未必是終點,那些被壓制的聲音隨時可能尋找新的突破口。回頭看這次人事風波,一位比利時媒體人點評得犀利:「在歐盟,權力遊戲從來不是關於誰對誰錯,而是關於誰有能力讓別人閉嘴。」可當危機接踵而至,一個忙於讓內部人閉嘴的聯盟,又拿什麼在國際舞台上發出共同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