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入室搶嬰案」再次引發外界關注。山東省肥城市人民檢察院認定，該案中收買被拐賣兒童的劉某強夫婦，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但因已過追訴時效，決定對二人不起訴。7月18日，被害人家屬的代理律師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他們對此結果不服，已向檢察院提交申訴。
極端惡劣的「入室搶嬰案」，拐賣兒童的眾犯得到法律嚴懲，而讓被害人家屬難以接受的是買家被認定構成收買被拐賣的兒童罪，但因已過追訴時效而決定對其不起訴。「買賣同罪」一直是拐賣兒童案件中被害人家屬的共同訴求，而在本案中更因為「入室搶嬰」的惡劣情節，使得買家法律責任的追究成為公眾熱議的焦點。
首先，拐賣案中的買家責任同樣應當被追究，在法理層面並不存在爭議，刑法第241條明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即便是「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也只是「可以從輕處罰」。但在具體實踐中，因為買家所涉犯罪法定最高刑僅有3年，相應其追訴時效法定僅有5年。在眾多尋親個案中，往往因為持續時間較長導致買家法律責任無法被追究。基於此，不乏法律界人士屢屢呼籲提高對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法定刑，以解決對其追訴時效較短的問題，這當然呼應了社會層面希望「買賣同罪」的呼聲。
但事實上，從根本上修法的社會推動，與個案層面的司法努力之間並不存在矛盾，完全可以同步進行。畢竟，藉由個案熱點而引發的修法討論，即便效率再高也已經無法溯及此時個案正義的實現。
特別是在本案中，被害人家屬一方有證據指向買家還「部分參與拐賣行為」，而且刑法對追訴時效的延長也有明確規定，在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以後，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對照本案細節（甚至更多類似案件的情況）可以看到，買家在收買被拐賣兒童後，會採取一定的措施以洗白身份。兒童被拐賣的案件發生，公安機關已經立案，買家在此種情形下的搬家、偽造身份信息辦理假戶口等行為，難道不應當被視為逃避偵查？近年來，公共領域越來越多的身份造假、學歷造假事件得到徹查，為之提供便利、進行權力尋租的陳年舊事被扒出、被追責。相應的，為收買婦女兒童洗白身份的罪惡，也沒有道理被輕易放過。
更進一步的追問在於，長時間以來對於拐賣案的司法調查與追究，是否存在所謂「不追究買家，是為了更好解救」的路徑依賴？到底有沒有實證的案例數據可以證明，對買家犯罪行為的寬容，真的有助於拐賣案件的辦理和被拐賣人員的解救？
作為相伴而生的一組犯罪行為，對買賣婦女兒童的法律追究與行賄受賄是否應當一起查具有相似性，行賄罪一度被放過，其部分行事邏輯就在於藉此實現受賄案件的順暢辦理。從2018年開始，「行賄受賄一起查」逐漸成為共識，同樣的，在拐賣案件中實現「買賣同罪」也不應當再被固有的辦案路徑依賴所限制。嚴格追究收買犯罪，對各種可能導致追訴時效延長的事由盡職予以核查，即便有法定從輕理由也只是從輕而非不追究，刑訴法一直都明確要求辦案人員必須全面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
「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實現拐賣案的「買賣同罪」，期待立法領域的點滴推進，同樣需要個案層面基於證據事實的司法審慎與果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