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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試圖回答一個很多朋友都非常關注的問題：我們是否應該立場堅定地反擊特朗普的關稅訛詐？
如何應對特朗普發起的關稅貿易戰，這實際上是一個博弈論的問題。
雖說我現在不專門做經濟學研究了，但是我讀第一個博士課程時有一位全世界最好的博弈論專家埃爾文·羅斯（al roth）當老師。埃爾文獲得了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我跟他學了《博弈論》和《談判理論》兩門課。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的非零和博弈中最有名的例子，它描述在博弈情境下，個體面臨合作與背叛之間的衝突時，個人最佳選擇並非團體最佳選擇，雙方個人最佳選擇導致的是團體最糟糕的結果。
囚徒困境最早由美國數學家梅里爾·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爾文·德雷希爾（melvin dresher）於1950年提出，是一個看起來很簡單的問題：警方逮捕甲、乙兩名參與了同一犯罪的嫌疑犯，但沒有足夠證據指控二人有罪。於是警方分開囚禁二人，分別和二人見面，並向雙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選擇——
如果雙方都不招供，則兩人都判無罪釋放；
如果雙方都招供，則每人都判5年徒刑；
如果甲招供而乙不招供，則甲判2年而乙判8年；
如果乙招供而甲不招供，則乙入獄2年而甲入獄8年。
很顯然，甲乙雙方的最優選擇是雙方合作，都不招供，從而都無罪釋放。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擔心對方會做出對自己更有利的選擇，最後雙方都會選擇招供，同時入獄5年。
那些認為中國在這場由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中應該主動讓步的人士（包括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想法很簡單：第一，他們希望中美避免進入囚徒困境中對雙方最糟糕的結局：（5,5）；第二，他們認為中方的主動讓步能換得美國較仁慈的對待。
我認為應用囚徒困境理論分析中美貿易衝突要考慮下面三方面的問題：
第一，中方的主動讓步能否換來美國較仁慈的行為？我的判斷是否定的。美國現在的主流民意是，在過去40年的全球化中，中國獲取了巨大的收益，而美國則是吃了虧。
這是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少有的一個共識，而且在美國學術界也有很大的共鳴。簡單從數據來看，這些觀點好像是很有道理：從2007年到2024年，中國人均實際gdp增長了196%，而美國只增長了25%。
當然，我們也知道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很重要，但是其他因素也同樣重要，包括我們人民的勤奮、我們的高儲蓄率、過去70年人民健康和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升、政治的穩定和改革開放。
所以，中美貿易衝突和更大範圍的地緣政治衝突是我們躲不過的一關，現在的韜光養晦和主動讓步並不會有多大的作用。當然我也不建議我們沒事找事去主動尋求衝突。
第二，在經貿和其他衝突中，大國和中小國家（包括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一些大國）的策略是否應該不一樣？對此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這場貿易衝突中，像越南、南美和歐洲的一些國家，只能向美國示弱，希望能換來美國的仁慈，實際上是將自己放在任人宰割的地步。
但是，與衝突方處於相似，甚至更強地位的一方，應該考慮利用自己的公開威脅和反制，逼迫對方改變自己的行為，轉而採取合作的方式，最終達到對衝突雙方最優的結局：（0,0）。
第三，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現在是否已經與美國處在一個平起平坐，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有優勢的位置？我的回答也是肯定的。美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比我們很多人想像的要小得多。
美國出口佔全球的比例從1970年的15.51%下降到了2023年的9.8%，而同期中國的份額從0.59%上升到了11.28%，中國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中國從美國進口佔中國總進口的比僅為6%，向美國直接出口佔總出口的比為15%。美國已經不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而且美國對中國產品有一定程度的依賴，並不可能完全脫鉤。更重要的是反映實際國力的按購買力計算的gdp數據的變化，美國佔全球的比例從1980年的21.58%下降到了2023年的15.05%，而同期中國的份額從2.05%上升到了18.75%。
美國手上的一張牌是其巨大的消費市場。從1970年至2023年，美國進口佔全球進口的份額從14.49%下降到12.73%，而中國的佔比從0.57%上升至10.34%，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進口國。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復甦和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消費上升，這種狀況很快也會發生變化。
我認為，這次貿易戰對美國的危害要大於對美國貿易夥伴的影響。歷史是一面鏡子。為了應對1929年發生的華爾街股災，美國總統胡佛在1929～1930年推出了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大幅削減所得稅和提高貿易關稅三項政策。美國的最高進口關稅率在1932年達到了59.1%，為僅低於1830年61.7%歷史記錄的第二高。
但是，這些政策不僅沒能挽救美國經濟，反而進一步將美國經濟推入大蕭條。1932年美國的失業率達到了25%，gdp下降了三分之一。現在特朗普總統推出了同樣的三項政策，在美國也有許多有識之士表達了他們的擔憂。
有朋友還提出了一個問題，20世紀80年代美國和日本發生貿易衝突時，日本為什麼採取了讓步的政策？其實現在的中國與1985年的日本經濟有一個根本性的差異，我們不應該簡單地從美日貿易衝突中吸取教訓。
這個關鍵的差別就是當年的日本經濟沒有現在中國經濟的縱深度。這個縱深度既體現在中國國內經濟從沿海發達經濟圈到中原、西北和東北的梯度變化，也包括我們過去十多年通過「一帶一路」建立起來的國際經濟合作體系。
中國經濟的縱深度和全球最大和最完整的製造業體系使得我們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程度遠遠低於日本在1985年對美國的依賴度。跟中國相比，日本另一個致命的弱點是在政治和軍事上對美國的依賴。
我們從美國和日本貿易衝突中應該得到的一個教訓是，日本在廣場協定讓步後的結果是什麼？從1990年開始，日本經歷了30年的衰退，這當然是我們應該避免的。
幾年前我說過我對中美關係和國際貿易是「短期樂觀，中期悲觀，長期樂觀」，現在就是我所說的中期悲觀階段了。這次貿易戰對全球資本市場和貿易的影響很可能會比較慘烈。但是我估計這個階段應該不會太長，我們對全球化的長期未來要有信心。
除了前面的分析之外，還有幾點：
第一，特朗普發起的這次貿易戰主要並不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是為了商業利益。特朗普是一個商人，他現在的極限施壓，更多是為了後續各方的妥協與讓步。
第二，我相信中國政府會推出一系列更加「significant」的刺激國內需求的政策，而且會更大力度地建立一個不是由美國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跟幾年前不一樣，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願意與中國站在一起了。
第三，過去一些年的歷史也證明，貿易戰並不能阻止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技術進步，中國航天站、北斗衛星、高鐵和人工智慧deepseek都是很好的例子。
過去一年在很多場合我都在講「全球化是人間正道」。無論是從經濟學原理還是歷史經驗來看，我都認為這個論斷是正確的。
當然要把這些道理講清楚，而且讓西方國家的人也信服，不是這篇公眾號文章所能完成的。
我們對未來還是應該有信心，咱們萬眾一心，熬過這一關。如果我們不犯戰略性的錯誤，過幾年以後，我們的日子應該會好過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