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巴爾幹是需要勇氣的。這不僅僅是說在這段旅途難免經過那些族群衝突仍未平息的地區，也是因為在那裡旅行就不得不面對它殘酷的過去，而要講述、書寫這紛至沓來的感受更是談何容易——面對這片浸透了如此深重苦難的土地，作為一個遊客又能說些什麼？旅行文學作家劉子超之前的三本書寫的分別是中歐、從印度到東南亞，以及中亞，這次的新作《血與蜜之地：穿越巴爾幹的旅程》則從義大利邊境港口的里雅斯特到希臘
薩洛尼卡，穿越了巴爾幹半島，恐怕對他也是全新的挑戰。這個崎嶇的半島既廣為人知又不為人知，因為關於它的各種紛爭太多，以至於外人對它的觀感很難不偏不倚。不過，劉子超看來是做到了。
據說，「巴爾幹」（balkan）一詞在土耳其語里意為「血與蜜」，雖然這種民間語源學的說法極有可能不可靠，但卻恰到好處地點出了這一地區的複雜性和矛盾性。當然，即便如此，世人對這塊地方的印象恐怕也主要是「血」，而談不上有什麼「蜜」——事實上，一般人只會想到諸多民族和國家在這個狹小而崎嶇的半島上相互仇殺、爭鬥了幾百年，但恐怕很少會覺得這兒是什麼富得流油的天堂。有些地方的風景讓你忘記時間，有些地方的景觀讓你展望未來，而在巴爾幹，只怕無處不讓人想到過去，而且還是血腥而痛苦的過去。這難免會滲透到當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影響他們的精神狀態。正如《血與蜜之地》中提到的一位波黑的克羅埃西亞人，他苦澀地告訴劉子超：「你從中國來，你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長大，你的成長經驗告訴你，只要持之以恆，就能取得成功。但我在巴爾幹長大，在一個四分五裂的城市，一個分崩離析的國家，我對未來從來沒有那麼多樂觀的幻想。對我來說，每月多賺幾百塊錢，就已經很滿足了。」
▲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莫斯塔爾一堵牆上的彈孔（圖源：視覺中國）
巴爾幹國家的問題就在這裡：雖然人人都嚮往著一個美好的未來，但在這裡，過往的鬼魂還在糾纏著人們，並以社會分裂的形式提醒著生者，以至於人們長久以來沒有勇氣望向未來。雖然每個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通常都要經歷一段痛苦的「淚谷」，但為什麼巴爾幹國家走得格外艱難？
近五百年來的歐洲現代化，大體而言，新教國家最順利，天主教國家次之，東正教國家稍後，但最為棘手的就是東南歐的巴爾幹：和別處不同，這個地形破碎的半島是諸文明、宗教和族群匯聚的十字路口，絕大部分地區又長期被奧斯曼帝國所統治，不曾經歷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像血緣這樣的原基紐帶才是人們最為信賴的社會組織形態。其結果是相當不幸的：在國家構建過程中，巴爾幹人民普遍不信任以政府為紐帶的網路，寧可訴諸部族式的非正式網路來解決他們的集體問題。
在一個原本高度多元化、乃至碎片化的地區，由此引發的社會動員機制幾乎是毀滅性的：不同的群體都武裝起來，非但無法團結起來共同實現和平與抱負，倒是陷入了自相殘殺的無休止爭鬥中。196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曾哀嘆：「穆斯林望著伊斯坦布爾，塞爾維亞人望著莫斯科，而克羅埃西亞人望著梵蒂岡。他們的愛寄托在遠方，而他們的恨卻橫亘在眼前。愛那麼遠，恨卻那麼近。」
所謂「巴爾幹化」，就是指一個地區分裂為小規模的、彼此對抗的單元，引發冤冤相報的連鎖反應，而遲遲無法鍛造超越族群的共同身份。這裡很難說誰是好人，誰是惡棍，因為幾乎每一方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每個巴爾幹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曾有過擴張主義行動。看得出來，這也是劉子超在穿越巴爾幹的旅程中念茲在茲的所思所想。和麗貝卡·韋斯特的名著《黑羊與灰鷹》相比，劉子超並沒有表達對當地族群無休止紛爭的厭惡，而更樂於超越這些紛爭，看到普通人的困苦，寄望於各方能放下怨恨，在這片狹小擁擠的地域共同生活下去。實際上，這差不多就是我們這個星球上人類處境的縮影。
他已經看到，在這片發生了無數矛盾衝突的土地上，不存在單一的真相，而是一個由各方說法組成的羅生門：「歷史是由不同甚至經常相互衝突的敘事構成的網路。要真正理解過去，意味著要審視歷史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而非僅僅將其看作黑白分明的簡單故事。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不同色綵線條的交錯中，由一系列灰色地帶共同塑造。」不過，這話仍假定有一個「真相」等待我們去探尋；然而，真正的問題或許不在於探尋真相，而是讓歷史退場。
在那些已進入後現代社會的西歐國家，歷史已經不再是困擾人們現實生活的一個議題，那可以是紛繁多元的「記憶」，交給歷史學者們去處理即可。反過來說，當一個社會要專註於現實問題、走向未來時，「擱置爭議」恐怕也是面對歷史的可取態度，免得它們干擾乃至阻撓了人們「向前看」的信心。
在經歷了那麼多對抗性的非理性暴力之後，書中也提到了當地人的反思和找尋出路的嘗試。冷戰結束之後，巴爾幹國家排隊等待加入歐盟。對一些人來說，曾經的兄弟各奔前程的景象難免凄涼，還有些人則對於本國接受再三審查仍不得其門而入深感屈辱。碎片化的小國是難以獨自存活的，巴爾幹人既想要堅守自身的主體性，又想實現現代化，一些國家選擇了積極融入歐洲，但剩下的大部分，赫然發現了歷史的諷刺：曾經那個各族聯合的南斯拉夫，或許比當下破碎的現實更可取。
對歐洲的發達國家來說，「歐洲化」似乎是解決巴爾幹問題的最現成道路，但它為什麼要接納這些麻煩的鄰居進入自己的俱樂部呢？多米尼克·莫伊西著的《情感地緣政治學》一書發現，西歐人對此已無動於衷：「人們可能會說，為了避免歐洲的巴爾幹化，我們必須將巴爾幹歐洲化，今後是將高加索歐洲化。但大多數西歐人已經對擴張失去了熱情，他們認為這更多地是一種道義和歷史責任、一種政治和經濟冒險，而不是樂觀和慶祝的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書里的巴爾幹年輕人只能以個人流動的方式追尋現代化的夢想。當越來越多的人不再被民族主義政治束縛自己的選擇，原有的民族國家敘事也在逐漸瓦解，它不再是一個緊密的血緣共同體：「隨著人口流動成為常態，『家園』早已不僅僅是一個物理空間，同時也是一個文化和情感上的歸屬地。身份認同也早已不再單純地與出生地或祖籍相關，甚至不再局限於地理邊界。即便是在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由於地區差異、社會階層和經濟條件的不同，『何處為家』的答案也會因人而異。某種程度上，文化、信仰和價值觀都構築了安頓自我的『家園』的形態。」
說實話，像這樣的景象，在西歐國家早已不新鮮：戰後大批南亞和牙買加移民進入英國，土耳其勞工湧入德國。但對巴爾幹國家來說，這種跨越邊界的流動性還是一個世紀以來少見的景象。不僅如此，這還呈現為一種梯度接替：尼泊爾人去斯洛維尼亞打工，而斯洛維尼亞的年輕人則跑去機會更好的維也納。毫無疑問，這肯定也會帶來的新的問題，但「何以為家」本就不是一個輕易可破的命題。
《血與蜜之地：穿越巴爾幹的旅程》，劉子超 著，文匯出版社202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