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大城 2017年第12屆文津圖書獎獲獎作品

編輯推薦

1. 比較全球經驗，解析本土現狀，立足當下中國發展困境，聚焦上海發展道路。

2. 呼籲取消人口自由流動門檻，倡導用發展大城市促進中國城市化進程，諫言以人均GDP的均衡取代對區域GDP均衡的追求。讓建設用地指標可以跨省流轉，讓農民工同等享受大城市的公共福利待遇，讓留守兒童進入城市接受教育，讓城市病在擁擠中解決……成見之外，情理之內。

3. 逃回北上廣！系統論證發展大城市對個人、群體、國家的好處！

4. 2015年度中國人文社科zui具影響力青年學者陸銘教授多年研究、力倡觀點結晶，基於實證的反成見、聚共識之作。

內容簡介

經濟學家陸銘教授的《大國大城》關注的是中國當前城鄉經濟發展中切實存在的現實問題。房價陡升、霧霾遮天、交通擁堵；空巢老人、留守兒童、農民工的窘境……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剛剛過半，但大城市的病狀和鄉村的隱痛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讓農民工返鄉，問題就能解決嗎？不！去往城市，來談鄉愁。作者比較了全球經驗，立足本土現狀，基於實證，力倡中國發展大城市的重要性。社會問題宜疏不宜堵，只有讓市場本身充分發揮對包括勞動力在內的生產要素的調節作用，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下棘手的社會問題。政府的功能不是與市場博弈，而是在市場失語的地方，以長遠眼光，布局科學的基礎設施、提供公共服務供給。《大國大城》將告訴你，只有在聚集中經濟發展才能走向均衡，只有以追求人均GDP的均衡取代追求區域GDP的均衡，才能充分發揮出大國的國家競爭力，並提升全體人民的公共利益。

作者簡介

陸銘，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作為客座教授（或兼職研究員）受聘於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和日本一橋大學等多所高校，並曾擔任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諮詢專家，參加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合作研究課題。主要研究領域為勞動經濟學、城鄉和區域發展、社會經濟學。

被評為2015年度中國人文社科zui具影響力青年學者之一。

試讀

為什麼大國夢如此迷人？

那為什麼作為一個大國非常重要呢？無論從前現代經濟還是從現代經濟來說，「大」都有很多好處。

先從前現代經濟講起。古代的中國分分合合，最終還是走向統一，為什麼呢？古代的皇帝無非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稅。《詩經·小雅》有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基於這一觀念，對皇帝而言，國家當然是越大越好了。第二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分散風險。同樣一場地震，對於一個小國的打擊可能是毀滅性的，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卻能夠做到「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對於生活在都城的皇帝來說，修建連通首都和其他地方的道路和運河，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證皇城裡的糧食供給不會受到個別地方自然災害的影響。第三方面是安全。中國的「中原地帶」以平原為主，沒有什麼特別難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因此，中國古代歷朝，一旦分成若干小國，就戰火不斷，而一旦國家統一，則相對長治久安。同時，大國在提供國防、保護整個國家的安全方面也有規模經濟效應—國家大了，人均軍費支出就可以被攤薄。

這種大國具有的規模經濟到了現代仍然重要，甚至可以說是更為重要。比如說分散風險，在古代，不同地區的風險主要來自自然災害，而在現代，技術、金融、政策、國際環境都可能成為經濟產生風險的來源。最近有研究發現，大的經濟體經濟波動相對較小。中國古話說「東方不亮西方亮」，對於現代經濟來說，還是一樣道理。

在現代經濟里，經濟結構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這時，規模的重要性反而比前現代時期更強了。我這裡列舉幾個主要的方面。

第一，大國有可能藉助規模經濟而發展「戰略性產業」。例如民用大飛機產業，初始的投入非常大，國內市場規模越大，生產的平均成本越低。如果要保證這個產業實現收支相平衡，就要有一個最低的國內市場規模，以此才能夠基本彌補製造這些飛機的成本。到目前為止，這個世界上只有三個地方有足夠大的市場來滿足發展大飛機產業所需要的規模，一個是美國，一個是歐洲，還有一個就是中國。

第二個方面是技術創新。中國由於市場規模大，很多細小的技術創新都能在這個市場上得以生存。市場規模有利於創新，這非常重要。中國的市場銷售量足夠大，足以彌補產品研發階段的初始投入，也有利於某種細分產品的規模化生產。比如說「汽車安全扣」吧— 我猜這是個只有在中國才能買得到的產品。它的作用是將其插入安全帶的插口後，一些帶有提醒繫上安全帶功能的汽車就「閉嘴」了。曾經有外國人驚訝於中國居然把這個不安全的東西叫做「汽車安全扣」，同時，他們也驚訝於這樣的商品居然有那麼多的款式。對此，讀者只需要在淘寶網上搜一下「汽車安全扣」就有體會了，其中一個安全扣的圖片同時提醒你「為了你和家人的安全，汽車行駛請使用安全帶」（誰說中國人沒有幽默感來著？）。這裡，我雖然舉了一個黑色幽默的例子，但其實，規模有利於創新的例子比比皆是，包括淘寶網本身。要知道，如果離開人口總數，淘寶網不可能活得那麼滋潤。全世界的網上購物平台，就美國和中國發展得最好，這同說英語和漢語的人多不無關係。類似的例子，還包括手機軟體（比如微信）。甚至現在很多跨國公司都將研發基地往中國搬，也是看中了中國的巨大市場。

第三個方面就是公共品提供。在前現代時期，公共品主要是指國防，但到現代，公共品就更多了。比如說衛星導航系統，世界上最早開發並應用衛星導航系統的是美國，西歐和俄羅斯緊隨其後。對於中國來講，由於有規模經濟的好處，我們就可以開發自己的衛星導航系統，事實上，中國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已經開始工作。同時，中國已經開始進入全球公共品提供者的行列。比如說亞丁灣的護航和參與抗擊埃博拉病毒的醫療援助，這就是國際公共品。由於中國的經濟規模大，所以雖然仍是發展中國家，我們還是有能力去提供這樣一些國際公共品。最近，中國發起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又是一個具有國際公共品性質的例子。

第四個方面就與現代服務業有關了。現在世界上真正有實力的國家，它的競爭力都集中在所謂現代服務業中，而標誌一個國家實力的，基本上就是金融、醫療、教育、文化這幾個行業。美國的競爭力有三個標誌性的來源，一個是華爾街，一個是大學，另一個就是好萊塢。這些現代服務業都需要一定的規模來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文化和教育產業特別受益於大國的規模經濟，因為這兩個行業在國與國之間帶有一定的文化壁壘。例如，內地電影明星的身價漲得很快，於是港台地區的影視明星紛紛進入內地拍戲，歌手也競相參加電視節目，這就與內地市場的規模有關。像湖南衛視「我是歌手」這樣的節目之所以有跨國界的號召力，就與其大投入的製作有關；而中國一個省的衛視能夠有如此大投入的電視製作，就不能不說與這一市場規模背後的廣告收入有關了。教育行業也是一樣。商學院能夠開出教授「中國經濟」的國際MBA項目，相應的，研究中國經濟本身能夠成為重要的課題，這些如果離開中國經濟的規模，恐怕都難成功。

現代全球經濟已經實現「全球化」，國際貿易非常重要，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在閉關鎖國中實現發展，在此情形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好處只能夠被少數大國（或經濟體）享有，這個好處就是能夠獲得作為國際媒介貨幣（international vehicle currency，簡稱IVC）的鑄幣稅。在國際經貿往來中，使用外國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交易成本與這種貨幣的全球使用程度負相關。一國的貨幣要成為IVC，其經濟必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相對其他經濟體保持優勢。目前世界上主要的IVC就是美元和歐元，曾經作為IVC的英鎊因為英國經濟的相對衰落逐漸被取代，而日本與美國GDP之比在1991 年的最高峰時只有60%，因此， 日元從未真正成為IVC。未來，隨著人民幣逐步國際化，人民幣成為IVC應該只是時間問題。2015 年底人民幣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的一籃子貨幣，並居於第三位，這就是個標誌性的事件。

儘管作為一個大國可以獲得很多好處，但這也並不是說一個國家的規模越大越好。隨著一個國家國土面積的增加，該國的人口規模、民族多樣性和自然資源等也會增加，這會使該國的治理成本增加。一個國家內部不同民族之間商業往來的交易成本甚至堪比不同國家間貿易的交易成本。因此，一個國家的最優規模取決於國家規模增加帶來的收益與治理成本增加之間的權衡。事實上，即便在「二戰」之後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和平時期，全球許多國家的規模也因為這種成本與收益的對比而發生了變化，最廣為人知的例子是「冷戰」結束之後蘇聯的解體。

統一的好與難，中國古代的皇帝都知道。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做了不少有利於維持國家統一的事情：為了治理的方便，秦始皇實現了「車同軌，書同文」，還統一了度量衡。其中，統一文字特別重要，如果沒有這一步，我猜，今天的北京話和閩南話可能是兩種語言，而不是兩種方言。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礎設施建設。秦朝建設了從都城出發往全國各個方向的「馳道」，並且在馳道沿途設了很多驛站，這為信息傳遞和維護國家統一創造了條件。但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一個大國如何治理，並維持統一。

回頭去看中國古代政治史或者改革史，歷代王朝猶豫的事情就是在政治上實行集權還是分權。古代的通信技術和交通基礎設施都不像現在這麼完善，怎麼才能夠治理這麼大一個國家？於是就出現了兩種基本的選擇。第一種選擇是分權，比如說西漢，皇帝打下江山以後，把全國各地分封給皇親國戚。另外一種是集權，秦朝建立郡縣制，它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地方官的任免權力收歸中央。直到今天，省級地方官員的任免權仍在中央；省級以下的官員不由中央來任免，也只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在歷史上，一些王朝在統治的後期出現政治的動蕩和分裂，甚至最後王朝覆滅，很多都是因為政治上的分權導致地方實力太強，特別是在分封制下，地方的諸侯各自為王，就會威脅到國家統一。

　　大城市不死——包容的就業機會

雖然大量學者基於經濟集聚帶來的好處而主張不要為發展大城市設置限制，但仍有不少人認為中小城鎮的優先發展能使大量農民迅速非農化，降低農村勞動力流動進入城市的心理成本，較好地將城鄉兩個市場結合起來，並且所需建設資金相對較少，因而更符合中國國情。事實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鎮的發展並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鎮的發展以大城市的發展為基礎，並受其輻射功能的帶動。如果違背市場經濟的規律，限制大城市的發展，結果是小城市也發展不好。

由於對城市的規模經濟效應認識不足，中國的城市發展政策一直偏向於控制城市化進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規模。在城市化速度方面，政府似乎是有意壓低城市化的速度，比如「十二五」規劃提出，到2015 年城鎮化率由制定計劃時的47.5%提高到51.5%，5年提高4個百分點，低於過去大約1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實際上，到了2014 年底，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4%。在城市體系的調整方面，政策導向是重點推進中小城鎮的發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發展，具體體現在城市人口規模限制和戶籍制度方面。

「十二五」規劃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規模，大中城市要加強和改進人口管理，繼續發揮吸納外來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根據實際放寬落戶條件」。而在實際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針對的是低技能者，這一點，在各個地方的落戶條件上均有體現。

比如，上海市的落戶實行打分政策，只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才有評分資格，並且打分向高學歷、重點高校（如211 高校、教育部重點建設高校）以及具有高技能水平（如大學成績排名、外語水平、計算機水平）的畢業生傾斜。在深圳，外來務工人員入戶實行積分制，累計積分達到一定分值才可申請入戶，而積分的計算同樣向高技能水平的勞動力傾斜，應屆畢業生申請落戶必須具有本科以上學歷和學士以上學位。北京市的戶籍分配和工作單位相掛鉤，留京指標更多地分配給了事業單位、大型國企和外資企業，然而由於數量有限，在這些企業內部，指標也往往分配給了教育水平相對更高的勞動力。不僅特大城市如此，即使在我調研的一些中等城市，落戶標準都將教育水平作為一個條件。如果全國各個城市同時都不要低技能者，那他們去哪兒城市化？

有一種在現實中存在的擔心是，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張，城市將無法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從而加劇失業問題。人們常常認為，在城市擴張過程中，低技能者將面臨更大的失業風險。那麼，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擔心就業問題的人，忽略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那些外地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而且無法獲得本地人的福利待遇，那他還留在大城市幹什麼呢？

幾乎所有反對城市發展的論點都嚴重忽略了城市擴張的好處，而與城市擴張的壞處相比，那些好處往往並不直接可見。城市發展的好處最重要的來源就是所謂「人力資本外部性」。這個詞的意思是說， 一個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與其他人的交往中，還能夠相互學習和影響，促進知識的傳播和生產，於是，別人的收入也能夠有所提高。

可能有人會說，既然城市發展的好處來源於「人力資本外部性」，那麼，城市就只需要把大學生留下來就可以了。如果這樣想，那就大錯特錯了。「人力資本外部性」不只是大學生才享有的，低教育水平的勞動者在城市中也能夠得到知識、技能、信息等多方面的外部性。即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農村移民也常說，在大城市能夠長見識，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進一步深究的話，低技能勞動者在大城市獲得的收入提升效應往往要大於高技能勞動者。道理是這樣的，每個人都能夠從城市的高教育者那裡得到「人力資本外部性」，從而提升自己的收入。但是，一個大學生留在大城市發展，卻會面臨大學生之間的相互競爭，這種競爭就會降低他們的收入，從而抵消一部分「人力資本外部性」提升收入的作用。

而低技能者卻與高技能者有互補性。一方面，在同一個生產單位， 兩者就是互補的，比如金融區要配保潔工，工程師要配操作工；另一方面，如果將整個城市看做一個生產單位，那麼，高技能、高收入的人也需要餐館服務員和家政服務員。這個問題，我在下文還會詳細講到。

空口無憑，讓我們來看數據分析的結果。10 余年來的研究發現， 「人力資本外部性」的確是存在的，我本人和哈佛大學的格萊澤教授（Edward Glaeser）正在做的一項研究也用中國的數據證實，「人力資本外部性」是存在的，一個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這個城市的勞動力平均工資可以獲得21%的提高，而且的確是低技能者所獲得的「人力資本外部性」更大。

通常來說，城市人均教育水平較高的城市，也是規模相對更大的城市。於是，反對大城市發展的人僅憑直覺就說，隨著城市的人口規模擴張，城市將無法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從而將加劇失業問題。反對大城市的人還認為，在城市擴張過程中，低技能者將面臨更大的失業風險。同時，原來的城市居民將面臨更為激烈的勞動力市場競爭，從而也會加劇原有居民的失業問題。

那麼，事實是否如人們擔心的那樣呢？已有的經驗研究發現，外來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對本地居民失業的影響程度很小，但的確會給勞動力市場帶來競爭，從而對工資上升有抑制作用。在理論上，勞動力流入並不必然增加失業，這主要是因為存在著城市發展的規模經濟，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加會不斷地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不過長期以來，有關城市擴張有利於創造就業崗位的經驗證據仍很缺乏，也沒有經驗研究為不同技能的勞動者如何在城市擴張中受益提供證據。針對這些政策爭論，我和高虹、佐藤宏使用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S） 2002 年的城市居民數據研究發現，城市發展的規模經濟效應有利於創造就業機會。城市人口每增加100 萬人，個人的就業概率平均提高0.66個百分點。相比於城市總人口規模，高技能勞動者的集中對就業的影響更大。平均來說，一個城市的大學畢業生每增加100 萬人，會使該地區個人的就業概率提高4.34 至6.61 個百分點。

我們同時也發現，城市擴張的就業增加效應對於較低技能水平的勞動力更大。對於受教育年數小於等於9 年的勞動者來說，城市中的大學畢業生數量每增加100 萬人，其就業概率會提高8.58個百分點。而對於受教育年數在9—12年之間的勞動者來說，這種效應下降到了3.57 個百分點。受教育年數大於12年的勞動者受益更小，僅為2.12個百分點。

城市規模促進就業的效應在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者之間存在差異，這一現象可能還與中國的制度有關。在當前的戶籍制度下，本地戶籍居民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務和各類福利。在戶籍制度制約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落戶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向教育水平高的人傾斜，於是激勵人們通過過度追求高文憑來獲取大城市的戶籍和相應的福利，加劇了大學生的相互競爭和就業難。而當高技能者擠破頭要留在特大城市的時候，由於他們與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的互補性，大學生的集聚卻帶來了對大量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而這時，城市裡低技能勞動力的供給卻受到制度制約，這樣一來，對低技能者的需求多、供給少，低技能者反而更容易找工作。

近來北京師範大學邢春冰和美國克拉克大學張俊富兩位共同完成了一項研究，他們發現，大城市有很多特徵，除了更高的人口密度之外，大城市的人均GDP更高，大型工業企業更多，而基礎教育的學校規模更大，公路更多，工業排污更少。即使在控制了與城市規模相關的城市特徵之後，農村移民仍然更願意去大城市。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移民願意犧牲1.72% 的月收入，去人口多出1%的城市。

一種常見的擔心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到大城市去，大城市會不會被擠爆了？放心吧，不會的。城市被擠爆只是一些害怕大城市發展的人的想像，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城市被擠爆過。或者說，早在一個城市被擠爆之前，城市的生活成本就已經很高，即使沒有人為設定的制度障礙，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特別是房價），也會成為阻礙移民進入大城市的市場機制。那麼，在扣除了生活成本之後，是否移民在大城市的凈所得就大幅度下降了呢？復旦大學高虹的一項研究顯示，即使在扣除了物價差異和由住房價格代表的生活成本差異之後，大城市的實際收入仍然更高。換句話說，還是因為存在著制度上的勞動力流動障礙，中國城市間的人口流動均衡還遠沒有達到呢。

中國正在進入後工業化階段，這以後，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重要性就更強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越是發達的國家，服務業在GDP中所佔的比重越高，城市化率越高，而且，人口還在進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原因何在？因為人口密度有利於服務業發展。與農業和工業相比，服務業的產品更具有不可運輸性，大多數服務產品需要面對面地完成。同時，現代服務業越來越依靠知識、信息和技術作為核心投入品，而面對面的交流有利於知識、信息和技術的生產和傳播。

那麼，消費型服務業呢？消費型服務業是跟著人和錢走的。一方面，人口密集的地方，發展消費型服務業的固定投入（比如便利店和餐館）更容易被分攤，生意好做；另一方面，勞動生產率越高的城市，富人越多，人對消費型服務的需求越強，其中，像餐館和家政這樣的服務其實是在將高技能者從家務中解放出來，有利於提高其勞動生產率，促進社會分工。也正因此，一個現代城市越發展高技術產業，越發展生產型服務業，其帶動的消費型服務業需求越多。正如我反覆強調的，就是因為上述經濟規律，大城市的政府不能認為自己不需要低技能勞動者了。恰恰相反，消費型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大量都是教育水平並不高的勞動者，而他們從事的工作又是不能被機器替代的。可以這樣說，給定一個國家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反而使大城市吸引大量的低技能勞動力前去工作。

中國的第三產業佔GDP比重從2001 年的40.5% 增長到了2014 年的48.2%，已經超過第二產業，正在靠近標誌性的50%的門檻。細心的讀者會發現，50%這個點對於中國來說已經來得太晚了。與國際上處於同樣發展階段的國家相比，中國的第三產業佔GDP比重大約低了10 個百分點。無獨有偶，中國的城市化率大約也是比其他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低了10個百分點。

中國城市服務業滯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為常見的解釋是兩個： 其一，在最近10 多年的時間裡，持續的低利率（名義貸款利率減掉通貨膨脹率之後的實際利率）政策降低了資本使用成本，鼓勵了投資， 相應的，使用資本更多的工業部門（尤其是其中的重工業部門）增長迅速，排擠了使用資本較少的服務業的增長；另一個因素是，收入分配中勞動所得的比重持續走低，這也成為制約老百姓收入增長和服務消費的重要因素。除了這些原因，中國的城市發展模式也要作檢討， 如果不及早糾正敵視大城市的誤區，仍在城市發展中追求低密度，這將貽害服務業的發展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