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向春︱陳鴻森先生的清代學術史研究

柳向春

《清代學術史叢考》，陳鴻森著，學生書局2019年12月出版，新台幣900.00元

十幾年前，因撰寫博士論文的緣故，曾不自量力，試圖排比高郵王氏父子書札，雖然用力甚多，但治絲愈棼，屢輟屢作，終不敢自信。偶然利用當時便利的搜索工具在網上查證，竟意外發現海峽對岸有名為陳鴻森者一篇大文：《阮元與王引之書九通考釋》，快讀之下，不禁神往久之，感嘆並世之間，竟有治學精到如此者！自此之後，便按名逐篇搜羅，每見悠然心會之處，多有浮白擊節之樂。只是陳先生所撰之文，分散於兩岸各類刊物，搜羅不便，常令人遺憾不已。可喜的是，陳先生自榮休以後，終於著手孴其鴻文十五篇，合併成冊，名為《清代學術史叢考》，誠可謂治清代學術者無上之福音。近得新刊之書，通讀一過，其中所收諸文，涉及三個方面：一則糾正已有史傳、工具書記述之誤；一則考辨知名學者學術及生平；一則發掘、表彰被遮蔽之學者的學術與生平。三者環環相扣，其重心都是落在學者身上，正可見作者此書的中心，就是在於人，以人為本。

近十餘年，清代學術成果蔚為大觀。不過，正如作者在《被遮蔽的學者——朱文藻其人其學述要》一文中所作譬喻，其中大都不過是匆匆的遊客，略一觀覽，便爾撰作旅遊攻略，是否真有會心之處？概莫可知。而作者作為清代學術史這座大山中的樵夫，寢饋於此數十年，其植根既深，則所得甚豐，固有宜也。此書所收諸文，雖然之前大都曾經拜讀，但此次重讀，仍覺勝義紛呈，令人陶醉。其所考證者，可為定論；所標舉者，可為學術史之補充。確為信今傳後之佳作。作者的治學方法，無疑沿襲了乾嘉學派一脈，以實證研究為重。時至今日，不改故步，可謂不負如來，為兩岸僅見之傳統治學者。以我淺見，作者此書所收諸文，從方法上來講，大概有如下數端：一、探史源；二、別版本；三、揆情實；四、審制度。

一、探史源者，不僅辨其誤，且辨其所以誤，引其致誤之文，原原本本，讀者一觀便知。如《清史稿儒林傳舉正》一文「王鳴盛」條，考辨王鳴盛降級一事，先引王氏內弟錢大昕所撰王氏《墓志銘》及江藩《漢學師承記》，指明此即史源。又引王闓運所纂光緒《湘潭縣誌》卷八《羅典傳》所在，指其與史傳不合。復引《高宗實錄》卷六零三及中研院史語所所藏內閣大庫檔案吏部移文，還原王鳴盛左遷始末。不僅辨史傳、錢傳、江傳之誤，且又糾正《羅典傳》傳聞之訛。寥寥千字，正訛批謬、一廓史誤。再如《清史稿儒林傳舉正》中「沈彤」一條，諸史傳皆言彤曾入三禮館，又曾與修《一統志》。作者首先釐清史源，以為其源出於沈德潛乾隆十九年所撰彤傳。而至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二、錢林《文獻徵存錄》卷四彤傳中，於此又踵事增華，且言彤以《三禮》書成，議敘得九品官。作者復廣搜文獻，以沈廷芳所撰彤《墓誌》及彤致方苞函為據，證明沈彤其實未曾入三禮館修書。又以沈彤《果堂集》卷八《題阿生齋壁》所言，判定沈彤事實上是因為短暫參與《一統志》校勘，而議敘為九品官者。

二、別版本者，如在《阮元與王引之書九通考釋》一文中，作者指出：「《經義述聞》其書凡三刻，初刻本刊於嘉慶二年，不分卷，書內各條獨立，不相連屬，無頁碼，蓋隨就所得增刻補入也。二刻本嘉慶二十二年刊於江西，《周易》《尚書》各一卷，《毛詩》二卷，《周官》《儀禮》《大戴禮》各一卷，《禮記》《左傳》各二卷，《國語》《公羊傳》《穀梁傳》《通說》各一卷，計十五卷，阮元為之序。三刻本則道光七年冬刊於京師壽藤書屋者，道光十年全書刻成，今通行三十二卷本即從此本出。」正是因為辨析了《經義述聞》的不同版本，所以作者能以此為基礎，準確把握王氏生平的相關信息，指出前賢今人系年之誤。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考《經義述聞》的刊刻情況，不僅對於這九通書札系年至關緊要，與之相關的其他王氏及友朋生平，亦可藉以判明，功莫大焉。再如武億關於家鄉偃師之金石學專著，作者經過仔細梳理，以為可分五種版本。通過版本之間的內容上的傳承，以及武億致王復函、武氏子所撰乃父《行狀》，最終得出結論，現在署名為王復之《補錄》，事實上應該就是武億所撰。

三、揆情實者，如《清史列傳儒林傳考證》一文「錢東垣傳」條，據《清史列傳》、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桂文燦《經學博採錄》、光緒《嘉定縣誌·藝文志》所載，東垣、繹、侗昆仲三人各撰有《孟子》疏義之書。但因歷經動蕩，三人之書，現已無存。不過，作者依據僅存的著述宗旨、條例，再結合錢侗早逝，所撰《方言義證》六卷曾經其次兄繹補全為《方言箋疏》十三卷之證，以為：「（錢繹、錢侗）兩君所為《孟子義疏》，亦猶是也。」加上「錢東垣兄弟友於摯愛，嘗同校訂《鄭志》、輯釋《崇文總目》，東垣與侗殆無二人各著一書，相角高下之理。……余固疑東垣《解誼》與錢侗《正義》、錢繹《義疏》俱同一書，其書或錢氏昆仲共撰，或本錢侗所著，早卒，未竟其業，東垣、錢繹踵續成之」。雖不曾定論，但分析鞭辟入裡，所言雖不中，亦不遠矣。再如《段玉裁說文注成書的另一側面》一文，段氏曾自言，在注《說文》之前，曾編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但作者以為這個說法頗有可疑處，作者認為：「從事理上來看，北京本至早五十五年謄寫清本，尚未刪汰錄為定本，隨又另起爐灶，重編另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情理上也不好說。」又云：「……推測《尚書撰異》五十六年五月成稿後，翌年全書寫定，將付梓人；同時又擬『刪定《說文》舊稿』，繼《撰異》之後，次第付刻。而同一時間，段氏復分神另編一本五百四十卷的《說文》長編，這在情理上斷無可能。」在綜合以上因素之後，作者得出結論：「因此，段氏注《說文》之前，曾纂有一本五百四十卷的長編，這個說法應該是段氏虛構的。」段玉裁一生致力疏解《說文》，但因種種關隘，不得不故作狡獪，讕言曾撰作五百四十卷長編以證己。作者於他人無疑處生疑，爬梳文獻，考訂事實，復揆之以情理，以為必無此事，揭二百年無人道及之秘，頗可見其治學風貌。

四、審制度。制度向來是文獻考證的重要依傍，作者浸淫學術數十年，自於制度一事爛熟胸中、遊刃有餘。書中亦多有以此來考實史事者，如關於馬宗璉的科第、仕宦問題，根據舊有文獻記載，馬宗璉既已經舉人大挑，已官教諭，而又應嘉慶四年禮闈。既已會試中式，而又至六年方成進士。其間究竟是何緣故？無論《清史列傳》《清史稿》《桐城耆舊傳》乃至《桐城扶風馬氏族譜》中，都未曾言明。今據《馬宗璉行年考》一文所考，知馬宗璉當於乾隆六十年以四上春官不售，應該年大挑，列二等，以教諭用。而自嘉慶元年冬，朱珪調任安徽巡撫，因惜宗璉才，故僅數令其署理教職，未曾實授。《馬氏族譜》《桐城耆舊傳》言曾補東流教諭，非事實也。又馬宗璉會試之後，史傳均未言及何以未曾及時殿試。陳先生在文中則梳理貢士不與殿試的三種情況，即丁憂、因病告殿及殿舉。並引李賡芸《稻香吟館詩稿》中二詩，旁證「馬氏當因複試磨勘，繕寫違式而遭罰科」。馬氏生平資料極為匱乏，而作者因智珠在握，旁搜遠紹，於馬氏既歿之後二百餘年，竟能考實其生平重要關節，不得不嘆服其考訂之精。

學者之於著作，常常是生死以之。《錢大昕〈養新余錄〉考辨》中記錄，嘉慶八年冬，「《養新錄》由阮元攜至杭州開雕，竹汀心事已了，且自度體力漸衰，恐不久於人世……」果然，後十月之嘉慶九年十月，竹汀即辭世。《段玉裁說文注成書的另一側面》中則言：「由於卷帙龐大，加上段氏不斷增改，全書三十卷直到嘉慶二十年五月始刻畢，同年九月八日，段氏病卒，享年八十一，距《說文注》全書刻成僅三四個月，所以段玉裁注《說文》可說是終生以之。」又《說文注》成，段玉裁對其弟子陳奐嘆曰：「吾似春蠶一般，繭既成，唯待斃焉已。」之後不久，段氏即辭世。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二十四日寅時，一代鴻儒王念孫卒於京邸。王引之在致陳奐函中言：「先君《讀書雜誌》全編及余編，於前歲冬杪刻竟，先君尚幸親見其成。」數事者何其相似！但傳統社會讀書人進身不易，舍卻科舉一道，幾無他途。因此之故，沉淪下流之飽學之士往往賚志而歿，著作若不能及身付梓，往往散失。且以生計故，又常代人捉刀，而名氏翳如。作者在此書中，以極大篇幅，撰作《錢坫事迹考證》《陳鱣事迹辨證》《強項無欲武虛谷》《被遮蔽的學者》等文，將底層學者予以表彰，實無異於生死人而肉白骨，可謂功德無量。

陳先生此書體大思精，博稽旁征，書札、題跋、日記、文集信手拈來，參伍互證，可謂篇篇精當，雖四五十萬言之巨，而惟恨其少。治學之典範，其在是乎！但作者以愛惜羽毛故，於行文措辭，近似潔癖，此次舊文重刊，多存改寫之處。雖然是錦上添花，但以我個人愚見，卻以為不必。蓋後出之新材料固然可以補充論據，令文章更加圓滿，但如讀者未見原刊之文，反而會造成一些學術史上不必要的誤會。再從全書收錄文章而言，淺見以為或可略作調整。如既收《清史列傳汪憲朱文藻傳訂誤》，又收《被遮蔽的學者——朱文藻其人其學述要》一文，二者關於朱文藻部分，多有大同小異者。作者已有《朱文藻年譜》之作，不如逕以《被遮蔽的學者》一文，附錄年譜之後，較為妥當。又《清史列傳儒林傳考證》一文「江沅傳」一條，引《清史列傳》本文，有：「（段玉裁）曰：『此表惟江聲及沅知之外，無第三人知者。』」此處原整理者誤加引號，陳先生照錄原文，未為糾正。但事實上，此處當為列傳作者撮述段玉裁之言，並非段氏原話。因直呼人名，固已無禮之甚，而對孫呼其祖名，尤其不堪，博雅如段玉裁者，斷斷不能如此。

總而言之，書中所收諸文，都是以文獻為基礎，發現文獻，釋讀文獻，分析文獻，利用文獻，再加之以作者作為歷史學家的史識，縱橫闔捭，一氣呵成，是文獻學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先前就職的史語所首任所長傅斯年先生曾有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所言雖重在物質的考古資料，但移之於紙質文獻，尤其是明清文獻，也甚適當。而本書利用了不少外間不經見的材料，正是文獻考古學的具體表現。作者在研究中一以貫之的，其實也正是這種充分發掘文獻，精確解讀文獻，合理利用文獻的精神。惟史語所遷台以後，日沐浴於歐風美雨之中，時至今日而能持此故業者，作者一人而已！近數年來，大陸以重振中華文明相號召，有志於治傳統文化者也日漸其多，作者此書之出版，可謂正當其時，有志於傳統學術者，即以此書為揣摩學習之樣本可也。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