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黨的組成——1913年歷史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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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5月29日，梁啟超、湯化龍聯合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合併組成進步黨，目的在於反對國民黨在國會中的多數席位，擁護袁世凱獨裁。

　　三黨合併，梁啟超起了重要的作用。武昌起義爆發後，梁啟超仍堅持君主立憲的主張，提出所謂的「虛君共和」制，但他的主張一出籠就失去了市場，共和民主成了不可阻遏的洪流。梁啟超便積極謀求與袁世凱結盟，「以造成一大黨」，來對抗同盟會。1912年2月梁致書袁世凱，獻策說：「既以共和為政體，則非有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為有力之政治家」，要袁「求之立憲黨與舊革命黨中有政治思想者」建立一個大黨。袁回信稱「所策皆至確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隨後，梁啟超在日本一面指揮國內的信徒湯化龍、孫洪伊等人積極聯絡，欲將立憲派的政黨政團合併為一大黨，一面疏通活動各方，為其回國作準備。因立憲派間的門戶成見過深，合併一個大黨的願望落空，梁回國準備進展順利。雲南都督蔡鍔、副總統黎元洪先後通電歡迎梁回國，在汪精衛的疏通下，同盟會要人張繼、劉揆一電請梁回國「共濟時艱」。袁世凱也電邀梁回國。於是梁自日本動身，10月8日抵達天津。

　　梁回國後，著手籌組共和黨與即將成立的民主黨合併，10月中、下旬，梁奔波於京、津之間，與袁世凱密談，與兩黨要人洽談。在民主黨舉行的歡迎會上，梁演說稱：「當日法國大革命之時，亦分急進、漸進兩派。急進派以人而分三派，漸進派亦復分為兩派。急進派之相互殘殺，故無論矣，即漸進派之兩派亦不肯聯合，為急進派所利用，挑撥離間，使之時相水火，以殺其勢。及國會選舉後，急進派乃一一收拾之，使漸進派中兩派重要之人皆登斷頭之台……此其故豈不可深長思乎？」道出了梁急於合併立憲派政黨的真實目的，是要對抗所謂的急進派國民黨。

　　梁的活動對於急欲利用共和黨、民主黨等立憲派政黨來對付國民黨的袁世凱來說，是求之不得。梁一到天津，袁世凱即「約早入京」，梁入京後，袁對梁「月餉三千」，贈住宅一座，還應允合黨後提供經費20萬元。在梁的努力下，共和、民主兩黨很快談妥合併，決定以黎元洪為新黨總理，梁啟超為協理，張謇、伍廷芳、那彥圖為幹事。對此，梁得意地說：「共和、民主兩黨大約兩旬後聯合成立。兩黨員皆有『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之意，選舉勝利可期。然自茲以往，當無日不與大敵相見於馬上，吾則必須身先士卒也。」

　　但兩黨合併非像梁想像的那樣順利實現，而是波折迭起。一方面兩黨中立憲派間的歷史積怨難消，一方面國會選舉在即，兩黨都企圖利用選舉擴張黨勢，以爭取在合併中佔優勢，合併熱情減低。民主黨更消極，甚至公開否認合併，稱合併「皆無稽之談」。1913年3月，國會選舉揭曉後，國民黨取得多數席位，合併問題被再次提出，在梁啟超的主張下，又吸收了統一黨，由兩黨變為三黨。協議的結果，決定以袁世凱為總理，黎元洪、梁啟超為協理，初步擬定了政綱。但這次合併未能如願以償。宋案發生後，袁世凱與梁啟超均受到國民黨的懷疑。因此，袁世凱擔心由他任黨魁不利三黨合併，提出「不居總理地位」。又因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合併後的幹部人選問題上存在分歧，使合併再次擱淺。

　　1913年4月8日國會開幕後，立即形成了以共和、民主、統一三黨為一方，國民黨為一方的兩軍對壘局面。在4月12日兩院討論議長選舉細則的預備會上，國民黨佔了上風，使三黨認為「三黨分立，實非所以制勝於議會」。袁世凱也因宋案真相日益暴露，急需三黨合併，以抵制國民黨。於是，三黨合併的步伐加快。4月16日，在三黨舉行「懇親會」上，梁啟超演講說：「三黨在國會中聯合尚居少數，此種現象極為危險，外界之原因姑不論，內部之團結亦未能鞏固。故院內之失敗，第一乃由三黨分立之故……三黨所持主義足以救國，幾為天下公言，而何以危敗之象日有所聞，此實由三黨之聯合近於聯軍也。」會後經過磋商，由孫武、丁世鐸、林長民、王賡代表三黨正式簽訂了並黨協議。在磋商中，民主黨提出以湯化龍為眾議院議長，增加蒲殿俊為理事，統一黨提出王印川為理事，引起共和黨人不滿。5月15日，三黨議員、職員舉行會議，討論了章程及成立大會籌備事宜，28日，選舉新黨本部職員，29日，舉行正式成立大會，宣告進步黨成立。

　　進步黨以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張謇、伍廷芳、孫武、那彥圖、湯化龍、王賡、蒲殿俊、王印川為理事，另設名譽理事20餘名，多為各省都督，本部設在北京，分政務、黨務兩部，分別由林長民、丁世鐸任部長。進步黨成立後，各地原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的支分部分也合併為一。三黨的報紙如《天民報》、《大共和日報》、《庸言》、《時事新報》、《天鐸報》等，便成為進步黨的宣傳喉舌。

　　進步黨的政綱是：採取國家主義，建設強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擁護法賦自由、順應世界大勢，增進和平實利。進步黨認為，「吾國政治之所以不上軌道者，自有其故。其一，腐敗官僚不能上政治軌道者也。其二，人民中少數暴徒不能上政治軌道者也……是以吾人一方面當設法排除暴徒，而一方面尤當設法排除腐敗官僚」。在「暴徒」與腐敗官僚之間，進步黨認為「暴徒」是「禍國最烈之派，」要「注全力以反抗」，對腐敗官僚則「不得不暫時稍微假借」。這就是進步黨錯誤的政爭策略。儘管進步黨也主張政黨政治、責任內閣，表示要對袁世凱進行監督，但它的錯誤的政爭策略卻使它成為袁世凱打擊民主力量、推行獨裁專制的工具。當時的《盛京日報》曾指出，進步黨所主張的「國家主義」「素為袁總統之政見，屢為報界露布，夫人知之矣。換言之，即所謂總統得有特權，任意任命內閣員，不須議會協贊，以組織強有力之政府是也」。

　　三黨合併為進步黨後，黨勢卻有擴張。特別是在眾議院內，幾與國民黨相埒。但是，進步黨卻未如梁啟超等人預想的那樣鞏固。還在籌備合併中，民主黨的李慶芳等人即以「三黨合併不能如願以償」為由單立門戶，發起組織了兩院議員同志會。合併後，原統一黨中也有人認為「統一黨為王某所賣，秘密籤押」，醞釀復活統一黨。不過，較大的危機則是部分共和黨員的重新「獨立」。

　　在三黨合併中，民主黨屢次推翻成議，增加條件，招致共和黨中部分人的不滿，張伯烈、鄭萬瞻、胡祖舜等人尤為反感。進步黨宣言及章程公布後，民主黨又提出增加蒲殿俊為理事，張伯烈等人強烈反對，但共和黨本部仍同意民主黨的條件。於是張伯烈、鄭萬瞻、胡祖舜等11人發表通告，宣布不承認合併，理由有三：（1）民主黨違約，有小黨吸收大黨、少數吸收多數的野心；（2）共和黨最後討論合併的會議出席者僅50餘人，不足半數，表決無效。強行通過並黨決議是「政黨專制，蔑視黨員」。（3）黎元洪及共和黨鄂支部先後致電北京本部，請照原定條件合併，但本部匿電不宣。不久，張伯烈等人再次發表宣言，宣稱重新獨立的共和黨處「第三黨」地位，既不做推翻政府派，也不做擁護政府派，「對於社會，仍為和平穩健之主張，對於國會，則為兩派極端之中立」。

　　部分共和黨人的重新獨立，並非宗旨的改變，只為分贓不勻。新共和黨與進步黨一樣，支持袁世凱，抵制國民黨，同樣為袁賞識。黨費除了由袁撥發外，黎元洪、胡景伊等人也給予經濟支持。民初眾議員韓玉辰曾說，新共和黨「別無黨綱，擁袁到底，在兩院活動中比進步黨尤為賣力，弄得進步黨首領湯、梁諸人啼笑皆非」。

　　二次革命中，進步黨積極擁袁、為虎作倀。江西獨立後，進步黨開會，「表決此種舉動為破壞國家之亂黨，應以國家之力設法平復」，並通電全國：「中央政府為全國所公立，臨時大總統為人民所公舉，叛徒之反抗，非反抗一、二私人，乃反抗我中華民國……務乞群公、海內君子，明辨是非，先事圖維以鎮人心，有效逆者當共殛之。」進步黨眾議員汪榮寶、王敬芳等人稱國民黨的軍事反袁是「背叛民國，為四萬萬人民之公敵」，要求袁「以最嚴厲之方法為適當之處分」。進步黨一面積極配合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一面積極為袁竊取正式大總統職位而出謀劃策。二次革命爆發後，部分國民黨議員響應孫中山的號召，離京南下。7月23日，在袁的指使下，北洋軍警在公餘俱樂部捕走議員數人，引起了在京國民黨議員的恐慌，不少人準備離京出走，這一事件發生後，梁啟超兩次致函袁世凱，告誡他「古之成大業者，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欲戡亂圖治，唯當挾國會以號召天下，名正言順」，「今最要者，乘此時機，使內閣通過，憲法制定，總統選出，然後國本始固。而欲達此目的，則以維持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為第一義。現進步黨已從各方面極力設法，尤望大總統更將尊重國會之意一為表示，或用命令，或諮兩院議長。使宣明此意，以釋謠諑」。袁對梁的建議心領神會，很快就將被捕議員釋放，並表示「只問順逆，不問黨派，雖在戒嚴，不得亂捕」。這一招術確有效果。「國民黨平和派仍主集會，不離京。」與此同時，進步黨對國民黨分化瓦解，「或吸收以入本黨，或建設小團以容納之」，事實表明，在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的過程中，進步黨幫了大忙。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和國會後，進步黨的作用消失，它便被棄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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