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
解除「監護」以後，雖然已經審查結束，卻未分配我的工作，只得在家休息和閑呆著。這時我的老母親還在武漢老家裡，這幾年動亂中也不知她怎麼樣了，只聽說她和在老家的親屬，也都因為我的問題，受到不同程度的株連。我決定利用這一空閑機會回武漢去探望他們。這年十一月，我同徐和還有大女兒曼曼自費回到了武漢。雖然當時我什麼職務也沒有，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同志還是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在武昌東湖邊的「翠柳村」給我們安排了個住處。一安頓下來，我就去武昌戈甲營那個巷子里的老家，看到了久別的高年老母和其他親屬們。這次相見，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原來我在北京被「打倒」以後，武漢的造反派也聞風而動，馬上在我家裡里外外刷上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伍修權」等大標語，糊滿了公布我「罪狀」的大字報，高音喇叭整天沖著我家大門吼叫。儘管我從來沒有在戈甲營這個家裡生活過，造反派們卻照樣在那裡抄了家。我的老母親已經九十多歲了，從來不問外頭事，只知道忙家務，竟也因為有著我這麼個兒子受到訓斥。別的親屬也因受我株連影響到他們的處境，有的被迫離開部隊或調動工作，有的被下放外地，有的檔案中夾了說明與我的「黑關係」的材料，真是「一人犯事，九族受害」。林、江青之流口口聲聲「反覆辟」，其實他們當時搞的那一套，才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大復辟。
這次回武漢，我順便考證了一下我的家庭成份，因為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曾經也是我被審查的內容之一。我家裡明明都是普通勞動人民，屬於「城市貧民」成分，「文化大革命」中竟被造反派們說成是什麼「反動資本家」，甚至說我家「五代以前有過血債」。據說北京的專案組以及什麼「專揪伍修權兵團」之類的造反組織曾經到武漢來外調我的材料，真的追查了我家五代以前的歷史。當他們要我的一個小學同學證實我家確實是「反動資本家」時，那位同學說道「這真是活見鬼了，你們說他家是資本家，你們可以去看看他們家的房子，有哪個資本家是住那種破房子的？」原來武昌曾經有過一個叫「伍億豐」的大雜貨商資本家，只是我們除了同姓一個「伍」字之外，沒有任何瓜葛。想不到連這點捕風捉影的事，也被「造反派」利用來當作誣陷人的「炮彈」。
一九七五年元旦，我們全家好不容易地集合起來，過了八年以來第一個團圓年。我和一家大小擠在臨時分給我們住的不大的房子里。我欣喜地看到，幾個大孩子已經在動亂年代分別成了家，並且有了下一代。我們這一家沒有被政治風暴摧垮掉，反而興旺起來了。在歷史進程中，我黨我軍曾經遭受過幾次重大的挫折，但是每一次都 在危 難中重 新站立並 且發展起來。只是在這中間，有多少好同志犧牲了生命。這次「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又是一次大內戰，又有成千上萬名好同志，在這次「內戰」中失去了生命。我本來是歷次戰爭的倖存者，又成了這場特殊「戰爭」的倖存者，撫今思昔，不由感慨萬千。
元旦後不久，召開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意外地又成為這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參加了大會。我是被編在天津市的代表團里，住在京西賓館，同江華同志在一個房間，周恩來總理也在天津代表團。在這次人大的選舉中，我又意外地成為本屆全國人大常委，這表明了黨和人民對我的信任，也是我在「牛棚」中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開始受到衝擊，被迫停止了工作，到這時整整八年，恰好與我在外交部工作的八年和在中聯部工作的八年相等，成為我建國以來度過的第三個八年。所以我曾自嘲地說：「我現在也是」三八式「幹部了！」
不論怎麼說，當時全國的十年動亂雖然尚未結束，我個人卻同許多同志一樣，終於告別了惡夢似的長達八年的「牛棚」生活。
摘自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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