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隨著宗法分封制的崩解與封建生產關係的確立，人才選拔機制經歷了從 "世卿世祿" 到 "選賢任能" 的劇烈變革。睡虎地秦簡、龍崗秦簡、青川木牘等出土文獻與《史記》《戰國策》等傳世典籍相互印證，勾勒出五種主要選官途徑的運作實態。
一、侍從郎官
戰國郎官制度是君主突破血緣限制的重要嘗試，其職能與選拔在秦國形成典型範式。據《睡虎地秦簡・內史雜》記載，郎官隸屬郎中令，分中郎、侍郎、郎中三等，除高級官員 "任子"（如呂不韋推薦李斯為舍人）外，亦允許 "貲選"（財產達標者）與地方推薦。
李斯的晉陞路徑清晰呈現這一機制：秦莊襄王三年（前 247 年），他以呂不韋舍人身份經 "考課"（能力考核）轉為尚書郎，負責整理王室典籍；秦王政十年（前 237 年），借《諫逐客書》直陳 "逐客將使天下士不敢西向"，獲拜客卿，最終官至丞相。
值得注意的是，郎官系統設置 "謁者" 作為君臣溝通中介，商鞅首次面見秦孝公，即通過謁者景監三次調整遊說策略，從 "帝道"" 王道 "轉向" 霸道 "，終獲重用，體現近臣制度對士人政治生命的關鍵影響。
二、軍功爵制
秦孝公三年（前 359 年）推行的 "二十等軍功爵制"，以《商君書・境內》與放馬灘秦簡為實證，構建了嚴密的戰功計量體系：士兵斬首一級賜 "公士" 爵（第一級），得田 1 頃、宅 30 步；斬首五級可 "隸五家"，即擁有五戶僕役。
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顯示，戰後需由 "軍正" 核驗敵首，若發現 "奪首"（搶戰友人頭）或 "偽首"（以平民首級冒功），處以 "黥為城旦"（刺字並服苦役）。名將白起的晉陞軌跡即為明證：秦昭襄王十三年（前 294 年）任左庶長（第十級），次年於伊闕之戰斬首 24 萬，越級擢升國尉；秦趙長平之戰（前 260 年）後，因 "斬首虜四十五萬人"，獲封武安君（軍功爵頂峰）。趙國推行的 "騎士爵" 亦具特色，邯鄲博物館藏《趙王劍銘》記載，騎兵將領趙茄因 "破燕師於昌城"，從第八級 "公乘" 爵超擢為上卿，顯示軍功選拔的跨國普遍性。
三、自辟屬官
魏國《戶律》與齊墓竹簡揭示，中央諸卿及地方長官（如郡守、縣令）擁有屬官任命權，需將人選 "名籍"（含姓名、籍貫、技能）報送中央備案。齊威王時期，孟嘗君田文在薛邑實行 "三舍法"：上舍客任 "代舍"（參謀），中舍客任 "幸舍"（邑宰），下舍客任 "傳舍"（亭長），門客馮諼奉命 "焚券市義"，直接參与封地治理，體現屬官的政務參與度。
秦國雖強化中央集權，仍允許縣令自辟 "令史"（文書官），但需承擔連帶責任：1979 年出土的《龍崗秦簡》記載，南郡太守騰因屬官 "偽刻官印" 被降爵，反映 "私辟僚屬" 與 "公室權威" 的制度張力。趙相郭開的門客王敖被派往秦國為間諜，最終促成李牧之死，成為主官私屬干預國政的極端案例。
四、薦舉任官
魏國率先實施 "保舉連坐法"，魏文侯與翟璜約定 "所舉者治則重賞，亂則同罪"。翟璜在魏文侯十五年（前 408 年）推薦李悝為相，主持 "盡地力之教"；三年後推薦吳起為西河郡守，創建 "武卒制"，形成 "一薦多賢" 的連鎖效應。
秦國 "客卿制" 規定，薦舉人需為爵大夫以上官員，並以自身爵祿為抵押：秦昭王四十一年（前 266 年），王稽以中大夫爵推薦范雎，范雎提出 "遠交近攻" 後，王稽獲封河東郡守；後王稽因私通諸侯被誅，印證 "保舉連坐" 的嚴苛性。趙孝成王九年（前 257 年），毛遂在平原君門客中 "自薦" 隨隊出使楚國，其行為依賴雙重製度前提：一是平原君作為 "相邦" 有自主任命 "外交舍人" 的權力，二是趙國允許門客越過層級參與決策，體現薦舉制與個人主動性的結合。
五、上書遊說
秦孝公的《求賢令》（前 361 年）與齊威王的 "稷下學宮"，為士人提供了制度化論政平台。商鞅入秦的三次遊說堪稱典範：首次以 "帝道"（五帝仁政）遊說，孝公 "時時睡，弗聽"；二次以 "王道"（三代德治）進言，孝公 "善之而未用"；三次以 "霸道"（法家集權）陳策，孝公 "語數日不厭"，遂拜左庶長。齊人鄒忌以 "琴理喻治國"，提出 "修法律而督奸吏"，當場被齊威王拜為相國，獲封 "下邳"，體現 "一席話定卿相" 的制度可能性。
張儀的跨國任官軌跡更顯制度開放性：秦惠文王十年（前 328 年）相秦，推行連橫；秦武王元年（前 310 年）轉相魏國，任魏相一年，這種 "士無定主" 的現象，得益於各國 "招賢館" 對遊說之士的接納，如秦昭王為范雎 "虛左以待"，楚威王為孟子 "設壇講學"。
1980年，四川青川出土的《為田律》木牘，記載秦武王時期左庶長甘茂主持土地改革，公文末章節附註明 "令丞相、御史復視"，顯示薦舉任命的官員需接受中央文書考核，標誌文書行政體系的萌芽。秦國 "客卿名籍" 簡牘統計，孝公至始皇時期23任丞相中，18人為外籍（魏7人、楚5人、齊3 人），印證《韓非子・五蠹》"諸侯用秦者皆為其賢" 的記載。反觀楚國，雖設 "三閭大夫"（屈原曾任此職）負責薦舉，卻因貴族勢力阻撓，導致 "楚材晉用"，如伍子胥奔吳、商鞅入秦，凸顯制度變革的地域不平衡性。
戰國選官制度的多元實踐，本質是社會結構轉型的制度投射：鐵農具普及催生的地主階級、士階層崛起形成的智力資源、諸侯爭霸倒逼的效率需求，共同塑造了 "能力本位" 的選拔邏輯。當李斯在《諫逐客書》中寫下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時，他不僅是個人仕途的受益者，更代言著一個以制度創新吸納人才的時代。這些根植於史實的選官實踐，雖帶有新舊雜糅的特徵（如郎官系統保留 "任子" 殘餘、自辟屬官引發私權膨脹），卻為秦漢 "察舉制"" 科舉制 " 奠定了制度基因，成為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重要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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