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 | 北宋三人與杭黃兩州

濛濛細雨中,我來到位於湖北省英山縣草盤地鎮的畢昇紀念園。紀念園佔地105畝,是全國唯一以畢昇為特色的主題公園。園中的畢昇紀念館收藏著眾多印刷類歷史文獻與印刷工具實物,是印刷文化與技術的科普教育基地。
畢昇墓坐落在園中半山腰上。沿著一百餘級台階拾級而上,眼見一座壘起的墳冢。墓碑上刻著:「故先考畢昇神主故先妣李氏妙音墓。」落款為畢昇的孝子孝孫,時間為皇祐四年(1052年)二月初七。墓碑原件於1990年秋在英山縣草盤地鎮伍桂墩村被發現。2019年,畢昇墓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碑為國家一級文物。
畢昇(?~1051年)出身平民。身處大別山中,卻嚮往著外面的繁華世界。他長途跋涉,來到江南富庶之地杭州,找到一家印刷鋪,專事手工雕版印刷。他起早貪黑辛勤勞作,靠著精益求精、一絲不苟的工匠精神,逐漸成長為一名精通技術業務的雕版印刷師。但他發現,雕版最大的缺點,是每印一本書都要重新雕一次版,效率很低,成本卻很高。他常常冥思苦索,希望找到更好的辦法。好在杭州有西湖。西湖的湖光山色激發了他創造的靈感。如果改用活字版,只需要雕刻一副活字,就可以排印任何書籍,活字可以反覆使用。創新的靈感在一念之間,創造發明的過程卻需要承受千萬次的失敗與試驗。最終,畢昇發明了一套完整的活字版工藝技術,使印刷術由費工費時的雕刻印刷進入高效率的活字印刷時代。
四十多年後,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寫道:「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葯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這是歷史上關於畢昇和活字印刷的僅有記載。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在這裡留下了筆墨實證。從此,國子監刻本中的經史子集,開始以幾何級數增長流向民間。知識不再是秘藏於朱門高牆的禁臠,而是化作萬千寒士階前苦讀的星星燈火。
沈括(1031~1095年)出生於杭州,自幼勤奮好學。十四歲就讀完家裡的藏書,後隨父宦遊州縣,表現出對大自然的強烈興趣和敏銳觀察力,對自然現象和人文歷史都頗有研究。晚年隱居潤州夢溪園,潛心創作《夢溪筆談》。全書共十七目,凡609條,涉及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氣象、農業、水利、建築、醫藥、歷史、藝術等多個門類學科,是百科全書式的著作。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評價為「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
沈括比蘇軾大六歲。他們考中同朝進士,進而同朝為官。而蘇軾先後兩次在沈括的家鄉杭州分別擔任通判和知州。當沈括的筆尖遊走於天文曆法、水利等自然科學之間,將活字印刷術和司南磁針偏角現象寫入筆記時,或許想起了蘇軾在《石鐘山記》中「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的告誡,所記之事必先親歷考察、親自試驗,以確保其科學性和真實性。這是一個科學家應有的嚴謹治學態度。
但人是個多面體。沈括也有他作為政治家的另一面,這一面使他在歷史上毀譽參半。王安石變法時,沈括以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的身份巡查各地新政。巡查到杭州,蘇軾念及舊情,請沈括到家裡做客。酒酣耳熱之際,蘇軾推心置腹,將自己對新政的意見和盤托出。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回到朝廷,沈括向王安石遞納投名狀,舉報蘇軾譏諷朝廷攻擊變法。加上其他小人群起而攻,宋神宗只得命御史台逮捕蘇軾,嚴審治罪。這就是歷史上的「烏台詩案」。
一場「烏台詩案」,把才華橫溢的蘇軾打到了谷底。但蘇軾並沒有沉淪。他一到黃州,就寫下「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的詩句,並很快將自己融入自然,融入百姓。在被貶黃州的四年多時間裡,蘇軾躬耕東坡,放浪山水,修身養性,激情創作,成就了他一生文學藝術的巔峰。他在《自題金山畫像》中寫道:「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可見他對黃州是極其看重的。從蘇軾到蘇東坡,他在黃州完成了一次脫胎換骨的心靈突圍,寫下膾炙人口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世事無常,命運難測,身在其中,心在其外,方得自在。保持一顆從容平常的心,時時用陽光療愈自己。同一年,蘇軾寫出「一詞二賦」的千古絕唱。後來,又發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心安處是吾鄉」的驚世詠嘆。這也應了《道德經》的結論——「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沈括等人的陷害打擊,蘇軾就到不了黃州,世上也少了蘇東坡。
蘇軾(1037~1101年)被貶黃州,來到被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的工匠畢昇的故鄉。
畢昇乃北宋淮南路蘄州蘄水縣(明以後屬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英山縣)人。寫下《定風波》不久,蘇軾來到蘄水,又創作了《西江月》。詞按:「頃在黃州,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覺已曉,亂山攢擁,流水鏗然,疑非塵世也。書此詞橋柱上。」詞曰:「照野㳽㳽淺浪,橫空隱隱層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風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那麼隨性,那麼空靈,好一個人間仙境。
蘇軾第一次到杭州為官時,畢昇已去世二十年。他們失之交臂,未曾謀面。不知蘇軾在杭州是否聽說過畢昇與活字印刷術。第二次任杭州知州時,沈括記載活字印刷的《夢溪筆談》才剛剛問世,也許蘇軾還未曾讀到。待蘇軾到蘄水時,離畢昇魂歸故里已三十年整。蘇軾是否憑弔過畢昇墓,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從此蘇軾離不開畢昇的活字印刷。蘇軾一生創作的八千餘篇詩詞文賦,約二百多萬字的著述,都需要活字印刷鼎力相助。靠雕版印刷傳播,實在難乎其難、不可想像。
元祐黨人碑上的名字可以被鑿去,但活字印刷的《東坡全集》卻在民間悄然流傳。「烏台詩案」中險遭焚毀的文字,因印刷術的普及而獲得新生。當蘇軾在黃州寫下「大江東去」時,杭州的書坊已開始批量印製他的詩稿。詩人不必等待宮廷樂工的傳唱,他的文字可以直達市井巷陌。
站在千年後的時空回望,我們會發現畢昇的膠泥活字、沈括的實證筆墨與蘇軾的豪放辭章,恰似文明之鼎的三足。沒有畢昇的偉大發明,沈括的《夢溪筆談》和蘇軾的海量文稿難以流傳至今;沒有沈括的科學記載,我們甚至不知道畢昇為何人,活字印刷術為何物;沒有蘇軾那些光耀千古的文學瑰寶,活字印刷也少了一塊氣吞山河的英雄用武之地。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杭州和黃州,也註定在歷史文化的長河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當技術發明遇上科學精神,知識傳播擁抱人文情懷,中華文化便完成了它最優雅的傳承與創新。
來源:黃岡市融媒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