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回，咱幾個怕是真跑不掉了，他們真要把咱綁去公社！」老馮的聲音低得像壓在土裡，可每個字都像鐵鎚一樣砸在我心頭。我攥著手裡乾裂的玉米葉，心跳得像要蹦出來。耳朵里全是剛剛鄰隊隊長那句喊話：「偷雞的知青，給我出來！別逼我動手！」
1970年秋天，天涼得很快，地里的莊稼忙著收割，玉米、黃豆都等著進倉。我和老馮、劉剛幾個北京知青剛在地里幹完活，正往知青集體戶走。誰知道，剛到門口，院子里突然傳來一陣撲騰聲。
「喲，這啥動靜？」劉剛把扛著的鋤頭往牆上一靠，抬腳進了院子。我們幾個跟過去一瞧，竟是一隻肥得流油的大紅公雞，正仰著頭在院子里啄穀粒。老馮樂了：「好傢夥，這雞是嫌命長了，自己找上門來！」
我笑著搖頭：「趕緊趕出去吧，別惹麻煩。」可劉剛卻蹲下來逗那雞，「哎，這雞咋這麼肥啊，抓回來燉了吃，得香成啥樣？」
他這話一出口，誰都沒當回事，可空氣里忽然多了一股說不上來的味兒。那時候，村子裡一年到頭能吃上幾頓肉？我們幾個北京來的知青，吃慣了白面饅頭、豬肉燉粉條，可到了這地方，連頓飽飯都成了奢侈。再加上正年輕，干一天活，肚子餓得像颳風，晚上連夢裡都想吃肉。
「要不……」老馮試探著開口。沒人接話，可誰也沒攔。就這麼的，那隻雞進了廚房，變成了一鍋噴香的雞肉燉粉條。
可誰能想到，這雞不是普通的雞，而是鄰隊隊長家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帶著幾個人氣勢洶洶地找上門來，喊著要把我們幾個知青綁去公社，說要給全村人一個交代。我站在炕邊，腿肚子直發抖，冷汗順著脊樑往下淌。
鄰隊隊長人高馬大，嗓門震天響：「偷咱家雞的幾個知青，給我出來！別逼我動手！」劉剛低聲嘟囔：「這雞跑咱院兒來的，咋就成咱偷的了？」可這話他只敢跟我們幾個說，真不敢吱聲。
屋外圍了一圈村民，里三層外三層，把我們的小院堵得水泄不通。劉隊長也來了，試圖講幾句情，可鄰隊隊長根本不聽，鐵了心要把我們送公社。
「這要是真送去了公社，咱幾個知青就徹底完了。」老馮低聲嘀咕。我沒吱聲，可心裡也明白。我們這幾個「黑五類」子女，平時就低人一等。要是再扣上偷盜的帽子，以後還能有啥出路？
就在這時候，院子外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哎哎哎，幹啥呢？吵吵鬧鬧的，像啥樣！」我抬頭一看，是孫二嫂。
二嫂是個乾脆利索的人，平時在隊里幫我們做飯，對我們知青照顧得像親人一樣。她頭上頂著一塊灰布巾，手裡提著個竹籃，氣喘吁吁地擠進了人群。
「關隊長，你這是幹啥啊？興師動眾的，抓特務呢？」二嫂一邊擦汗一邊說，聲音不大，卻把院子里的人全鎮住了。
「孫二嫂，別摻和啊，這事兒和你沒關係！」鄰隊隊長瞪她一眼。
「咋就沒關係？」二嫂把籃子往地上一放，露出兩隻大紅公雞，「你家丟了一隻雞，我家賠你兩隻，夠了吧？」
鄰隊隊長愣了一下，隨即臉色一沉：「這不是雞的事，是個態度問題！偷雞的知青，必須送公社處理！」
二嫂哼了一聲：「送公社？行啊，我陪著去。我倒想看看，李書記見了我這個親表妹，咋處理『偷雞』的事兒！」
這一句話，把鄰隊隊長說得啞口無言。他瞪了二嫂好一會兒，終於甩下一句「算你們走運」，帶著人走了。
院子里的人慢慢散了，我和劉剛幾個癱坐在炕沿上，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二嫂瞪了我們一眼：「以後長點記性！誰家都不容易，別再干這種糊塗事兒！」
第二天一早，劉隊長親自帶著一隻雞去鄰隊隊長家賠禮。我們幾個知青也湊了點錢，想給二嫂買點東西，可她一口回絕了：「謝啥呀，鄉里鄉親的，誰不幫一把？」
可她這話說得輕鬆，我心裡卻不是滋味。二嫂家日子也苦，男人常年有病，家裡還有兩個孩子要養。她那兩隻雞，估計是家裡最值錢的東西了，可她為了我們，連眼都沒眨。
1975年，我和老馮、劉剛幾個相繼回了北京。臨走前，二嫂殺了一隻雞，燉了滿滿一鍋雞肉粉條，說要給我們餞行。吃飯的時候，她一句話沒說，可眼圈紅紅的。
幾年後，我聽說二嫂的男人病得更重了，她一個人撐著家，日子過得更苦。我心裡一直惦記著，終於在1980年夏天回了一趟村子。
村子變了樣，很多人都搬走了。老隊長不在了，鄰隊隊長也早沒了影子。可二嫂還住在那間老屋裡，日子過得依舊清苦。
見到她時，她正坐在門檻上縫衣服。看見我，她愣了一下，隨即笑開了：「喲，小許啊，咋回來了？」我遞給她一包北京帶來的點心，她擺擺手：「拿回去吧，咱家不缺這個。」
我硬是把東西留下，陪她說了一下午的話。臨走前，她送我到村口，叮囑我：「有空常回來看看，咱村裡人都惦記著你們呢！」
我點點頭，可心裡卻像堵著什麼似的難受。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二嫂。後來聽說，她的兩個孩子都成了家，她終於能歇一歇了。
這些年，我常常想起二嫂，還有那個貧瘠卻溫暖的村莊。她用一生的善良和堅強，把我們這些外鄉人當親人一般對待。她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人，也是我心裡，那片黑土地上最樸實、最偉大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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