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唐宋之際的許多變革是相當明顯的，與此同時，宋代鄉里社會亦出現了較之前代的顯著變化。鄉職人員，在宋代完成了由鄉官向職役的轉變，而這一轉變使得該群體在鄉里社會的權威受到挑戰。
一、漢至宋代鄉職變遷
《文獻通考·職役二》記載：「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為苦者也。」
漢代「非役」「不苦」，到宋代已墮落至幾同徭役。宋代鄉裡頭目不再具有官的色彩，反為人所役，於是乎「鄉職之不願為」，其權威很大程度下降。
秦漢時期，大一統國家的行政機構處於初建時期，鄉里建制初納國家運行之範圍，然而，鄉里建設以及鄉里事務的處理更多地需要依賴鄉里自身。在尚孝的漢朝文化氛圍下，將「三老」烙上國家權力的印記，有助於鄉里社會的穩定。
這一時期的鄉里行政頭目的認可來自官方與民間雙方，自然具有極高的權威，具有「非吏而得與吏比」的崇高地位，掌握著地方管理、教化的各個方面南朝的鄉里制度取法秦漢，而北朝則取法《周禮》。
北魏三長之責集中在管理戶籍和催征賦役，而教化與鄉里建設等職能日漸喪失，北魏的三長制已經有向職役發展的傾向，但三長依然由「強謹者」出任，仍是鄉舉里選的方式，並且擁有免除服役的特權。儘管負擔日益加重，其職役色彩亦日漸濃厚，而由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為之」也可見三長之職依然有不少豪強願意出任，其仍是地方治理的中堅力量。
唐宣宗時期，按貧富定差的詔令標誌著職役制的基本確立。鄉里行政頭目的選任由重視德才轉向了以資產為標準，職責由全面管理鄉村改由注重差科與徵稅之職事。其原有的來自地方社會的認可大幅度流失，國家對該群體亦以役視之。從漢代鄉官全面控制鄉里至唐後期其地位已然全面下降，墮落到供國家役使的地步。
鄉官制至宋代已為職役制所取代，對其稱呼完全以役代之，其任職資格完全依靠戶等，即按照資產多少選差，完全淡去了「德才」的標準，具有了差派的性質，即「以鄉戶等第差充」，職役色彩凸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其鄉里本有的威望色彩淡化，轉向後天由國家賦予的「權力」，這樣狀況使其在國家與民眾眼中的待遇，有了明顯的差別。
擔任多職，形同徭役，負擔之重百姓避之惟恐不及。宋代的鄉里制向保甲制轉變，保正副等代替原來里正等職，繳納雇錢卻不免役，被縣吏等非理索求，成為百姓沉重的徭役之一，以至有「保正、長募破落過犯人代役」。足見「鄉職之不願為」的狀況，其鄉里權威的進一步墮落。
二、差吏下鄉
「差吏下鄉」在宋代史料中多有提及，而且基本上是禁止的。在官員看來，胥吏這類人乃是性惡之人，貪贓枉法，縱吏下鄉如「縱虎出柙」，所以在諸多官、文集、奏摺之中對其痛加貶斥。
差吏下鄉之事卻屢有發生。這種現象縱然可能是胥吏蓄意藉機行賄受贓，如「鄉書等人每遇鄉民收割，輒至鄉村乞麥乞谷」，即鄉書手在收穫之時下鄉「乞取」，卻也有「官司未有一事，便輒差人下鄉」的情形，表明縣衙或是鄉里需要胥吏介入處理鄉里事務。
三令五申的禁止差吏下鄉，從側面說出了差吏下鄉出現之頻繁徵收賦稅，是鄉里基層頭目的最為重要的職責，也是最為緊要的任務，在征納兩稅時期也屢有勸誡「差吏下鄉」的輿論與詔令。
《名公書判清明集》記載：「夏秋稅差科下，便膀逐村，大字楷書告示人戶，除差甲頭外，更不刷重疊差人下鄉，切慮搔擾。」
對於勸誡，諸縣多陽奉陰違，多借口催理積欠，而差人下鄉。作縣者多是以「催科為先務」，賦稅能否按時按量上繳關係到縣令的政績評定，不能正常上繳者還會予以處罰。在這種狀態下「催科」便成了縣官十分看重的任務，差吏下鄉催科也是「千不禁奈何，萬不禁奈何」，某種程度上差吏下鄉是為了完成「催科」的「無奈之舉」。
可見，賦稅徵收是縣府十分繁苛且重視的任務，在鄉裡頭目權威與地位下降，不能有效完成徵收賦稅的任務之時，胥吏便隨即介入。「今州縣皆曰官物不辦，因不差專人之故」，差吏下鄉部分原因是都保、耆長等不能順利完成任務，不差專人就完不成辦官物的任務。
胥吏是縣衙的代表，藉助本身的執行權力及官府的威勢強力介入鄉里社會，在造成鄉里不安寧的同時，也增長了其在鄉里的權威。催征賦稅作為鄉職人員的專職，多數時候已無法很好的處理，需要藉助胥吏來完成，而且在鄉里的其他事務中，也依然可以看到胥吏的身影，胥吏在鄉里社會的作用日漸凸顯。
《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有一則關於處理鄉里小事糾紛的案例，原本只是件「無甚計利害」的「細故」，由保長出面處理便足夠，縣官卻「差三人下鄉」「此件「細故」確實是縣官大題小做，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胥吏介入鄉里糾紛的情形。該判詞中「不免專人」一語也側面表明確實有讓胥吏來介入處理多里糾紛的可能與必要。
儘管很多情形下，縣官差吏下鄉乃是故意尋機下鄉苛求、勒索，並且產生了非常不良的社會影響，造成了鄉里的混亂。但是，從譴責此種行為的史料中依然可以窺見，差吏下鄉並不是個別的行為。宋代縣級事務繁雜，在執行縣衙政令時，縣官開始依靠胥吏，使其介入鄉里事務的處理之中，況且這種行為並非一如士大夫口中所言的「如虎出柙」。
由於縣級行政與任務繁重，里正、保長等鄉裡頭目因權威下降無法有效完成縣府所交代的任務，當然這種無法完成尚有多重因素，胥吏便成為縣官所依靠的對象，由其承擔部分鄉里事務，包括徵收賦稅、處理糾紛等。伴隨「血雨腥風」式的介入，其鄉里權威也隨之增強。
同時也可以看到鄉里豪強紛紛籠絡胥吏的情形，「豪民黠吏，相與為奸」的言論案例頗多。在鄉里基層頭目權威下降的背景下，胥吏開始介入鄉里處理部分鄉里事務，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這便使得其在鄉里地位得到提升。
三、宋代胥吏群體的獨立與地位變化
胥吏這一群體本身是存在變化的，大致到隋唐，其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群具有較強的群體意識與自我意識。到宋代其又經歷了專業化、職業化的過程，進而形成了「身份群體」。宋初的職役自北宋末以至南宋，發展為胥吏制度。役人逐漸職業化，並且北宋末開始重用胥吏，此一時期其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更為顯著。
南宋時期對於胥吏譴責、謾罵之聲極盛，來自士大夫的責罵自不必言，底層百姓也有「打殺鄉胥手，勝齋一千僧」的俗語，可見其階層的獨立性日彰。就縣級胥吏來看，差役改行雇募，是其階層獨立性突顯的重要原因與推動劑。
胥吏出行必須提前知會，在職期間不得隨意外出，只能在自己的崗位辦公，不得在縣衙的其他地方隨意走動。募役制之後，日益出現的職業傳承性，甚至世襲化傾向所形成的身份壟斷，以及社會對其的特有的評價、獨特的生活方式都表明其身份群體大體形成。
這種身份群體又反過來，導致對政治權力和相應的經濟機會的佔有，胥吏也成為「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者」。
在胥吏成為獨立群體之時，其在基層社會中發揮的作用也日漸重要，所承擔的事務與責任目益加重。差吏下多的事件日益增多，胥吏代表政府介入鄉里事務。另外，其在縣衙承擔的事務亦日漸繁多，「委之於吏」「受成吏手」等雖是從否定意義上表述胥吏為奸，卻從側面道出胥吏依然承擔更多縣衙事務的情形。
實際的政治生活中，胥吏權威與地位明顯上升，而在士大夫眼中其地位卻日漸沉淪。縣吏與台省吏員的差別相當大、待遇懸殊。他們多是私名、學習吏員，沒有俸祿也幾乎沒有出職的機會，生活在鄉里，作為承擔縣衙行政事務的經辦人員。在承擔縣衙行政事務的同時，他們還承擔眾多的雜役以及官員的非法苛求。
《宋史》記載：「在公則劫持胥吏，胥吏奉承其意，惟恐或忤」。
胥吏在承擔眾多縣務，而且縣官對其依賴日益加深的同時，其官方定位卻日益下降，更有甚者，縣官待其非人，這樣的矛盾也使其處境尷尬。對於豪強，其展現弱勢的部分原因是代表公權力的胥吏地位下降。他們作為官府既利用又限制的對象，被視同奴僕，無法對抗當地的土豪，這一情形使得士紳、豪強等勢力增強有了空間。
宋代社會較前代發生較大的變異，選官制度上以科舉取仕為主，官吏之間的鴻溝日漸增大。來源之不同便影響到認知，這樣的狀況使得吏不可能擁有良好的待遇與地位。
結語
胥吏的內在矛盾與尷尬處境，使得宋代鄉里管理混亂以及政府對鄉里、基層的管理失調，胥吏社會影響力日益增強以及承擔縣衙、鄉里事務的增多與其地位、形象的下降形成鮮明對比，這種矛盾在宋以後的社會中日益增強，卻揮之不去。
參考文獻：
[1]《文獻通考》
[2]《名公書判清明集》
[3]《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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