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是多災多難而又悲喜交加的一年。
這一年先是敬愛的周總理身患癌症，在日里萬機中與世長辭，這對當時的老百姓來說無疑是一個十分沉重的精神打擊。接著是朱德委員長不幸逝世，讓國人更加充滿了悲傷與驚恐。當九月九日下午廣播喇叭傳來毛主席逝世的訃告的時候，因唐山大地震推遲上山下鄉的我，正在建築工地與工人們綁紮鋼筋，噩耗傳來，我們幾乎全愣了，大熱的天我卻感到一股股涼意襲來，禁不住渾身上下直打哆嗦。再看看工人們，在經歷了幾分鐘的沉默之後，紛紛放下了手中的工具聚在一起，幾個女工早已抽噎地哭了起來，男工們也都耷拉著腦袋愣愣地看著彼此，那場面就像一群沒了娘的孩兒驚恐不安。當時的我們就是這樣一種心境，是那種毫無思想準備的驚恐，是那種偉人應該萬壽無疆永遠不死的驚詫，是那種經歷了嚴酷的政治鬥爭特別是林彪反革命事件之後對祖國命運的擔憂。對於共和國剛剛建立二十七年的中國人來說，還依稀記得國家曾是怎樣的千瘡百孔，百姓曾是怎樣的民不聊生，對中國共產黨冒著槍林彈雨給人民帶來的新生活早已化作對領袖的熱愛，深深地印在了百姓心中。
如果把三位偉人的相繼去世比做人禍的話，那一年的唐山大地震則是歷史上罕見的天災。我們這個臨海小城歷來是祖國的夏都，既是中央首長夏天辦公的地方，也是著名的旅遊勝地。記得那年的夏天奇熱無比，以往清涼的海風卻吹不散令人窒息悶熱的氣流。那時住房條件本來很差，大哥二哥住下房，我和父母在一鋪炕上就夠尷尬的了，偏偏北京的表弟表妹來秦度暑假，像蒸籠一樣的房間搞得沾枕頭就睡的我，翻來倒去睡不著。記得當時勞累了一天的母親由於悶熱難以入睡，索性坐起來為只有八歲的表妹扇涼。當我迷迷糊糊地剛剛有些睡意的時候，忽聽一陣巨響，接著是房屋劇烈的搖晃起來。此時，慌作一團的家人們紛紛向房門衝去，但房門已經被震蕩的無法打開。父母當即扯掉窗紗，帶領我們紛紛從窗戶跳了出來。待我們一家迅速跑到家門口的路上時，只聽左鄰右舍孩子哭大人喊，此起彼伏連成一片。剛剛從睡夢中驚醒的我們到這時才知道發生了地震。第二天，我們從廣播喇叭里知道了這次地震的震中在唐山市，七點八級的地震已經使唐山、丰南一帶房倒屋塌。第三天，我市組織人員到唐山救援，記得時任市三建公司黨委副書記的父親正患胃病，接到上級指示，二話沒說，他草草安置了一下家裡，立即帶領公司的職工趕赴災區。
屋漏偏遇連雨天，那些日子，不僅此起彼伏的餘震搞得我們驚恐萬狀，瓢潑的大雨也讓有家難歸的我們無處躲藏。母親一方面帶領我們兄妹和表弟表妹搭建地震棚，另一方面，還要臨時搭灶做飯充饑。更多的時候，一家人擔心正在患病的父親在救災現場組織救災的安危，擔心父親在那樣的惡劣環境中身體能否支撐住。一個半月後，當父親帶著瘦了一圈的病體回到家中的時候，我們懸著的心才一下子平靜下來。父親對我們講，他們在救災現場，看到的是殘牆斷壁，屍橫遍地。救人的急迫，早已將自己的身體拋在了九霄雲外。父親說，經歷了這場生與死的震災，我們應該明白，在大自然面前人類是多麼渺小，我們要學會在大自然中適者生存。大自然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根基。父親的話讓只有十八歲的我琢磨了許久，特別是若干年後當官方正式公布唐山大地震遇難人數為24萬的時候，惶惑中對生命的意義又有了更深的理解。
這一年的秋天，經歷了三位偉人離世的悲痛和地震帶來的災難之後，十八歲的我背起行囊上山下鄉，在一個只有48戶人家的小山村開始了我人生的第一個驛站。當我拿起鐮刀收割高粱和水稻的時候，我沒有因為滿手的紫泡和血口子而退卻；當我吃著窩頭白薯白菜湯胃裡直往上漾酸水的時候，我沒有向家裡訴半點苦衷；當我在修大寨田中震裂了右手虎口繼而誘發感染的時候，我沒有因整個胳膊和手難以忍受的腫痛而流半滴眼淚。因為那一年我們經歷的太多太多，好像還沒容得我們由學生向真正成人的轉變，就一下子長大了。覺得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自己的苦沒什麼，更算不了什麼。
這一年我們還經歷了一個特殊的歷史性的轉折。這年十月，我們黨一舉粉碎了「四人幫」。那天，山海關區組織慶祝粉碎「四人幫」的遊行活動，我和社員們舉著各色各樣的彩旗歡呼雀躍，圍著城牆轉了整整半天。記得那天我們吃的高粱米飯，胃酸搞得我邊喊口號邊嘔吐，等到遊行完畢回到知青點，我的衣褲早已搞得面目全非。那時候我們不懂政治，不知道黨中央當時的英明決策，會給後來的中國帶來怎樣的變化，也不知道這種變化會給自己成長軌跡帶來什麼樣的改變。當我們返城後帶著強烈的補償心理惡補曾經缺失的文化知識的時候，當我們在沒有圍牆的大學讀著專科和本科的時候，當我們親身經歷改革開放給工作、家庭和生活帶來的可喜變化的時候，我才在驀然回首中，牢牢地記住了那一年所經歷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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