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百年史話⑦ | 學術與救國

編者按：

今年，我們黨將召開二十大。一百年前，在中國共產黨直接關懷和領導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宣告成立。一百年來，一代代團員青年凝聚在黨的理想信念旗幟下，在團組織的團結帶領下，歷經血與火的洗禮、生與死的考驗，始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先鋒力量。作為共青團中央機關刊——《中國青年》雜誌忠實記錄下這一百年來，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共青團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走在青年前列，組織引導一代又一代青年堅定信念、緊跟黨走，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貢獻力量。

《中國青年》創辦於1923年10月20日，是國內現存的歷史最悠久的紅色主流期刊。《中國青年》百年辦刊史，是我們黨領導中國青年運動的一個清晰縮影，是百年黨史 「青年篇章」的重要記錄，是共青團事業蓬勃發展的光輝記憶。

百年《中國青年》，是一部厚重的歷史，是一方精神的高地，是一面思想的旗幟，是一部青春的史詩，是一隻奮進的號角。它是觀照百年青年運動的思想之鏡，也是記錄中國青年揚帆遠航的成長筆記。它銳利，為時代潮汐寫下芸芸註腳、變化軌跡；它熙暖，指引一代代青年風帆與共、勇往直前。

從即日起，中國青年雜誌全媒體推出專欄「《中國青年》百年史話」，旨在通過對歷史的追溯，引領廣大青年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堅定不移跟黨走、為黨和人民奮鬥，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新時代《中國青年》赤忱如昨，思辨如故，熱血不涼。讓我們勇做新時代的弄潮兒，崇尚先鋒、學習先鋒、爭當先鋒，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俯仰鼓帆，貢獻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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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百年史話」 ⑦

學術與救國

@文/李良明

鴉片戰爭以降，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壞到了極處，人民苦到了極處。要救國，要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使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成為近代以來中國所有仁人志士的夢想。但是，怎樣救國，用什麼法子救國，人們都在苦苦地求索。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都成為選項。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前艱辛求索、尋求救國真理的先進人物。毛澤東曾生動地說過：「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他還結合自己的思想變化說：「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要救國，只有維新，只有學外國。」

但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中國人向西方也學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

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深切地說：「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等就是中國的這樣一批先進知識分子。他們經過漫長黑夜的探索，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將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政治鬥爭，從而真正找到了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正確道路。

但是，這條經過千辛萬苦探索出來的正確道路，不是每一個青年馬上就能夠理解和接受的，畢竟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思想，在不少青年的頭腦中，還是比較根深蒂固的。

惲代英在《中國青年》上宣傳馬克思主義，向青年推薦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鼓勵他們研究社會科學，就是要引導中國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然而，他的良苦用心，也曾被人誤解，甚至包括他的朋友。

《中國青年》出版才6期，朋友楊效春就致信惲代英說：「《中國青年》頗得一般青年信仰，我也希望他能更多引人注意。惟望不要把學術看得太輕了，我們要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國事，但不要希望青年反對學術也。你有些話，不免故意過甚其辭，怕反對人失信用。」

楊效春(1895-1938)，浙江義烏人，1918年考入南京高師教育科，與惲代英同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師承陶行知、晏陽初等，關注鄉村教育運動。1927年，陶行知在曉庄創辦鄉村師範，楊效春頗為力行，諸多具體事務，實際由他承擔。1920年代，惲代英便與楊效春就「非兒童公育」問題，展開了激烈的「友意的討論」。惲代英曾說：「我同楊君是討論真理，不是爭一天的勝負。」後來他倆經常有書信往來。

接到楊效春的信，惲代英覺得朋友對自己誤會了。他心想：「我怎敢反對學術呢？我處處想從學術中求得社會破壞建設中所應遵循的途徑，但我處處覺得材料不夠用，知識太短淺了。」他後悔自己從前讀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不夠，未曾注意深入研究社會科學，現在正想多用力研究社會科學呢！於是惲代英在《中國青年》第7期發表了《學術與救國》，也算是對楊效春的回復吧。

《中國青年》第七期

惲代英指出，一般人重視學習技術，如製造機器、駕馭汽車，這是不能不學的，若是沒有學習，卻又偏要去談這些事，必然要被「行家」恥笑。但是很奇怪，一般人對怎樣使社會進步，卻以為是不需學習，也能說些不錯的話。所以認為社會科學是可以不必學習，也因此終究不知道使社會進步。於是，惲代英誠懇地回復楊效春說：「一個國家要撥亂反正，轉弱為強，必是有他應該遵循的途徑。我們要在社會學者的理論中，古今中外歷史的教訓中，去找出這種途徑，我們便能有把握地可以救中國。怎樣能反對學術呢？」

恰在此時，惲代英又收到河北保定一位叫中秀的青年的來信。信中說：

有些人說，單單研究社會科學有什麼用呢？不過只是做那些破壞的功夫罷了，怎麼能夠建設呢？還是多多注意自然科學，以為將來的建設預備罷！無論怎樣，自然科學是不能丟開不管的。像這樣的論調，是最能迷惑人心的！有許多正在觀望中的青年，都要受到他的暗示了！望你在《中國青年》上多多發表關於此類的文字，因為沉睡在科學救國的迷霧裡的青年，實在不少啊！

這封信反映的問題具有代表性，對當時的青年是有影響的。

惲代英在《學術與救國》中說，若所說自然科學是指的工業、農業等技術知識，則我以為學這種技術，我們是不反對的。「不過我們覺得要救中國，社會科學比這些技術科學重要得多。」

這時，他油然想起曾在成都時，一位先生無限感慨地說過的一段話：「將成都各專門學校學生學的知識都加起來，也造不了一里鐵路，中國怎麼會強呢？」

「哈哈……真是笑話！」惲代英心想，這位先生以為，成都學生的學識造得起幾里鐵路，中國便強了。真的是這樣嗎？中國再沒有人，合全國東西洋留學生修幾十幾百里鐵路，應該是可能的罷！但是現在政府只知打仗，只知搶錢，只知逢迎外國人，全然不肯用這些人做些事。在這種政府之下，再有幾百幾千專門技術人才，也仍然找不著正經事做，也仍然做不出正經事來。這還怎能講什麼科學救國呢？

想到這裡，惲代英堅定地說，我敢斷言，要救國，先要使中國社會有個政治改革，能上正確的軌道。所以，「要破壞，需要社會科學；要建設，仍需要社會科學。由此可知，中國是政治上軌道要緊。」

「中國政治上了軌道，能夠有足夠的本國技術家，自然是再好沒有了的。我們並不反對人學技術科學。」惲代英接著說，「但是我們以為單靠技術科學來救國，只是不知國情的昏話。越是學技術科學的人，越是要希望有能研究社會科學，以使中國進步的人，好使他們可以用技術切實為中國做事。技術科學是在時局轉移以後才有用，他自身不能轉移時局。若時局不轉移，中國的事業，一天天陷落到外國人手裡，縱然有幾千幾百技術家，豈但不能救國，而且只能拿他的技術，幫外國人做事，結果技術家只有成為洋奴罷了。所以，我們覺得要救中國，社會科學比技術科學重要得多。」

惲代英意猶未盡，又在《中國青年》第17期發表《再論學術與救國》，繼續引導革命青年。他先詼諧地說：「學術是一向被中國人糊裡糊塗的尊崇的東西。一般愚弄讀書人的帝王，縱然在他『馬上取天下』的時候，亦曾溺儒冠，辱儒生；一旦得了天下，為著粉飾太平與消弭隱患起見，都不惜分點餘瀝，用各種名位爵祿，把那些所謂『學者』羈縻起來。一般白面書生，亦樂得與帝王勾結，以昡惑農工商賈，於是亦幫著宣傳『宰相須用讀書人』一類的鬼話。因此，學術遂永遠與治國平天下，有了一種莫名其妙的關係。」

《中國青年》第十七期

「我說要救國須研究救國的學術——社會科學，真有不少的朋友，以為是偏見呢！」惲代英說，他們「便要判我一個『鄙落學術』的罪名，我真太冤枉了啊，我要正式聲明的，我並不反對任何人，用任何目的，去研究任何學術乃至任何東西」。

惲代英指出：「我的意思，不過我們今天第一件事，希望真有些人能救國；因此希望真有些人能研究救國的學術。我第一是要指明，別的學術與救國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靠別的學術救國，是靠不住的。第二是要指明，要救國仍非研究救國的學術不可，從前那種憑直覺盲動，是太熱心而沒有結果的事。」

惲代英進一步強調指出，我的意思：第一，「我以為要投身作救國運動的，應當對於救國的學術下一番切實研究的功夫」。我們決不只是發傳單、打通電話、開會遊行，鬧一陣便可以心滿意足的。第二，「我以為我們定要打破任何學術都可以救國的謬想。」我們最好是自己能多少研究些救國的學術，而且從有這種研究的人那裡，去得著相當的指導。

有人說，我們研究學術，是為的學術本身的價值，不問它是否有用處，是否可以救活國家。

惲代英說，這種研究學術的態度，我並不敢反對。人應當有順著他自己的意志，以尋求享樂的權利。但如果不改變中國貧困窘迫的慘狀，亡了國滅了種，即使出了幾個牛頓、愛因斯坦，這種「榮譽」，不享受亦罷！我只希望一般青年多花些精神，研究救國的學術，「這似乎比那種個人的享樂，與虛空的榮譽更重要一點罷！」

也有人說，便令研究救國的學術——社會科學，他們豈能完全離開別的學問？

惲代英說，研究任何一種科學，離不開別的科學，這是不錯的。但是凡研究一種科學的，都有他研究的出發點。一切學術，都可以七彎八轉地使他與救國發生關係，這也是我承認的。「但是沒有救國的學術，而只有別的東西，終究永遠不能收救國的成效。」因此，說一切學術可以救國，研究一切學術，是一樣的急切而重要，「終究是靠不住的話」。

惲代英希望中國青年，尤其在校學習的青年，不要被這些靠不住的話欺騙了。

「《中國青年》百年史話」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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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皮鈞

終審：藺玉紅

審校：劉曉 劉博文

編輯：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