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接見張鶴亭，意外談到盧俊義竟是他的老鄉嗎？

1956年初冬的一天夜裡，長沙的老火車站月台上寒氣很重，呼出的白氣在燈光下若隱若現。站台盡頭，一列灰色的專列靜靜停著，車窗全部被厚重的窗帘遮住，看不見裡面的情形，只能看到門口有警衛員來回巡邏。就在這列專列里，毛主席將與幾個來自基層的幹部面對面談話，其中有一位三十齣頭的縣委書記，名叫張鶴亭。

很多年後，他回憶起那一晚，仍然覺得有些恍惚。對一個從河北南下、在湖南紮根多年的縣委第一書記來說，那次接見，不只是一次工作彙報，更像是命運突然拐了一個彎。

有意思的是，在登上這列專列之前，張鶴亭的仕途並不順利，甚至可以說是「先跌後起」。要說清楚這一點，還得把時間往前撥幾格，從一樁讓他蒙冤的「保產黨」案件講起。

一、「放火的沒事，救火的受處分」

張鶴亭出生於河北大名縣，1920年左右的光景，黃河以北民生艱難，他十五歲便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後來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打了不少硬仗。到1948年底，他隨人民解放軍南下時，已經是縣長，算是久經考驗的幹部。

1951年5月，他被派到湖南寧鄉縣任縣委副書記，又在1952年3月初臨時調往桃江縣，擔任中共桃江縣代理書記，剛一到任就主持全縣工作。這個「代理」二字，表面看是臨時，其實責任一點不輕。

到桃江沒幾天，他到五區大栗港鄉參加一個鬥爭地主的大會。一進場，他就愣住了：有地主被吊到房樑上，正在被批鬥，場面粗暴，讓人心裡發緊。對他來說，這不是陌生的土改場景，卻是第一次見到用這種辦法「斗人」。

張鶴亭當場就覺得不對勁，這種做法太過火。他悄悄把村長叫出來，壓低聲音說：「不能這樣搞，趕快停下來。」然後，他沒有再繼續待在會場，而是轉身去了五區機關，把附近四個區的區長、區委書記都叫來，逐一聽取土改和鎮反工作的情況。

彙報中，有個區長提到一個「保產黨」的案子，說地主階級為了保住土地和財產，暗中組織反動小團伙，群眾很憤怒，批鬥活動鬧得很大。聽到這裡，張鶴亭皺了皺眉，說了一句：「這屬於政法案件，要報公安局處理，不能亂來。」

在他到桃江前兩個月，也就是1952年元旦那天，當地已經發生過一樁大案。那時候鎮反工作正緊，部分貧苦農民出於對地主的深仇大恨，再加上對所謂「保產黨」的警惕，一聽風聲就往惡里揣摩。區鄉政府也緊張起來，馬上組織群眾揭發，把地主拉出來批鬥。

問題就出在這裡。批鬥一旦失控，情緒一上頭，公安部門如果不堅決制止，後果很難收拾。結果，在那次「保產黨」案中，就出現了被逼致死的人命案。但當時縣公安局只象徵性發了個「不準批鬥」的通報，沒有真正下力氣剎車。於是，類似的批鬥，從元旦一路延續到三月中旬，五、六、七區都不同程度存在，沒有真正停下來。

等到張鶴亭到大栗港一看，地主被吊起來批鬥，正是這條線延續下來的表現。他意識到問題嚴重，立刻出面制止，並及時向上級反映。按說，這樣的做法，是在收拾殘局，也是糾偏。

誰料不久，益陽地委貼出了一份通報，處理意見讓他大吃一驚：五、六、七區的區委書記、區長一律撤職；而剛到桃江、還在摸情況的代理縣委書記張鶴亭，也一併被撤。通報一出，輿論一邊倒——出了人命案，總要有人擔責，而他這個「剛到上任」的縣委主要負責人，就這麼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那段日子，對他來說確實不好熬。他躲在屋裡，心裡憋屈得很，忍不住掉眼淚，反覆琢磨一句話：「我無愧於人民，怎麼背上這麼大的黑鍋？」他不甘心，決定去找地委書記李瑞山，把話說清楚。

見面時，他開門見山：「桃江『保產黨』案出人命，是我發現的；繼續批鬥時，是我向上級報告的，也是我去說服各區停下來的。我到底錯在哪裡？」話說得不急不緩，卻句句帶著委屈。

李瑞山聽完，嘆了口氣：「你是真倒霉。從寧鄉急急忙忙調到桃江上任才幾天，就撤了職。放火的人走了，沒事；救火的人反而挨處分，你這是替人受過。」這話說得不重，卻點到實處。原縣委書記已調廣東，縣長去了北京，真正對前期工作負責的人早已離開，剩下的爛攤子，壓在了新來的代理書記頭上。

張鶴亭表示，要正式上訴。李瑞山對他的情況也很清楚，表示支持，並幫著一起往上反映。後來，地委公安處來人調查，公安處楊科長見到張鶴亭，忍不住說了一句：「』保產黨』那個案子是縣公安局的事，怎麼也跑到你頭上來了？」這話聽著有些直白，卻說明了一個基本事實：工作邊界在哪裡，誰該擔怎樣的責任，是有章可循的。

案子一層層往上呈報，材料一路送到中央。最後，這個事情驚動到毛主席，他在文件上親筆寫下了批示，點明問題的關鍵：一個不稱職的桃江縣公安局長。這短短几個字，把責任歸位，也把張鶴亭從「替人受過」的境地中拉了出來。

看到這道批示時，他心裡那口長久憋著的悶氣，像是一下子被打開了。按他的說法，就是「毛主席為我平了反」。而就在平反的餘波中，1955年，他被任命為湘潭地委委員、寧鄉縣委第一書記，重新回到實權崗位。這一次，他要面對的，是另一種考驗。

二、專列上的談話：從「四害」聊到「玉麒麟」

1956年1月10日，湖南省委通知幾位地市負責人，到長沙老火車站，登上毛主席專列彙報工作。那一天，不僅有省委主要領導周小舟，還有幾位地市委書記和縣委書記，張鶴亭就在名單之中。

毛主席身穿銀灰色中山裝，腳蹬布鞋，站在車廂門口，一邊微笑一邊和每個人握手。車廂內部布置很簡單，大窗全部掛上厚簾，頂上電燈雪亮，照得裡面一片通明。中間擺著一張長桌，兩側是兩排座椅，既不像高大上的會場，也不顯得寒酸，更像是臨時騰出來的「流動會議室」。

張鶴亭今年三十二歲，論資歷，已經是從十五歲趕路過來的「老同志」了；論年紀，又算得上年輕有為。毛主席見他年紀不大，幹得卻是縣裡頭把交椅，就招呼他坐在自己右手邊的位置。這個安排，讓他心裡既緊張又激動。

毛主席點上一支煙，慢慢開口，說這次把大家叫來，是想聽聽對《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草案）》的意見，主要圍繞農業合作化的問題談。那時，全國都在推合作化，湖南又是重點地區，寧鄉、湘潭更是眼睛盯得緊的地方。

座談一開始，氣氛其實挺輕鬆。大家輪流發言，談各地情況，講問題，也提想法。張鶴亭看到毛主席面前放著一疊白紙，主席一邊聽一邊記，有時候還有邊角小注。他自己也跟著記，別人說一句，他寫一句，用完一張換一張，生怕漏掉什麼。

聊著聊著，有人提到「消滅四害」的話題。毛主席順勢問了一句：「麻雀、老鼠要不要消滅？」一下子，車廂里熱鬧起來。有人說麻雀吃糧，是害鳥；也有人說麻雀吃蟲，是益鳥。意見一時爭不攏。

毛主席聽了一陣，停下筆，笑著說：「麻雀，有人說害鳥，有人說益鳥。看起來，是既有害，又有益。要把麻雀劃入『四害』，也有點冤枉，因為它既吃穀子，又吃蟲子。」這話不急不躁，一點火藥味都沒有，卻把問題說得很明白：不能只看一面。

接著，他又說：「我們誰也沒有解剖過麻雀，難以完全說服人。不過意見可以保留，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嘛。」這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聽上去輕描淡寫，卻很醒目。對習慣隨大流的人來說，是個不小的提醒。

大家又轉到老鼠上。有幹部說，老鼠偷糧食，咬壞東西，還傳播疾病，應該堅決消滅。毛主席點點頭，在紙上寫下「老鼠」兩個字，不再猶豫。

他又問：「烏鴉該不該消滅？」有人說烏鴉吃糧，但也有「反哺」的一面，尚算有「孝心」。毛主席聽了，語氣一轉：「有反哺，將功折罪，不消滅。」說完，乾脆利落地把方才寫上的「烏鴉」兩個字圈掉。這種看似幽默的回應，其實也是一種態度：做判斷，要看全，不要一刀切。

關於蒼蠅和蚊子，大家的意見就比較統一了，都說這些蟲子專門叮咬人、傳播疾病，沒什麼好話。毛主席也不多說，就一句：「該消滅。」四個字乾淨利落。

這一輪討論結束，氣氛更輕鬆了。毛主席側過臉，看向坐在右手邊的張鶴亭。周小舟看出他有意和這位「年輕縣委書記」多聊幾句，便起身介紹：「主席，這是寧鄉縣委第一書記張鶴亭。」

毛主席點點頭，問得很直接：「你多大了？讀了幾年書？哪裡人？」張鶴亭一一回答：「三十二歲，讀過八年舊書，河北大名縣人。」說話不快，但句句清楚。

毛主席聽完，眼睛一亮，帶著幾分調侃：「噢，原來是你北京大名府人氏啊！盧俊義還是你的老鄉。」一句話，把《水滸傳》里的「玉麒麟」拉了出來。盧俊義在書中出身北京大名府，武藝高強，梁山座次第二。張鶴亭一聽，忍不住一笑，原本那點緊張，也就散了。

稍稍拉近距離之後，話題轉到了寧鄉。毛主席連續問了幾個地名：「雙江口你去過沒有？回龍山去過沒有？」張鶴亭都點頭，說去過。毛主席接著說：「回龍山山很高，和尚很多。和尚來化緣，我還給過他一塊光洋，就是虱婆子太多。」幾句話帶著早年記憶，有些細節很生活化，聽著讓人覺得格外真切。

毛主席又問：「溈山去過沒有？密印寺有個萬佛殿，那裡的風景很好。」這回，張鶴亭搖頭，說沒去過。那一瞬間，車廂里安靜了一下。許多人其實不知道，毛主席和「密印寺」這三個字，早就結過一段緣。

時間往前推到1917年夏天，毛主席還在求學。他和同學蕭瑜曾經相約，腿上裹著綁腿，從長沙出發，步行到寧鄉、安化、益陽、沅江、長沙五個縣農村遊學，用腳丈量鄉間，用眼睛看風土人情，一個多月走了上千里路。途中，他們曾路過寧鄉溈山的密印寺。

那次，兩人走到寺門口時，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叫，只好敲門求食。一位小沙彌開門，把他們引進寺里。毛主席看到寺廟環境清雅，心裡便起了想見方丈聊聊的念頭，可小沙彌一開始說方丈不便相見。於是，他們寫了拜帖遞上去。

方丈見了字，很快就出來接待。更有意思的是，還沒等毛主席自我介紹，方丈竟能從筆跡看出二人性情。他指著「毛」字說，四筆寫得大，幾乎佔了三格紙，性格定然豪放；再指「蕭」字，說筆畫雖多，卻收束在一格之內，說明這個人性情周正穩重。說完，又熱情留二人吃齋飯，談經說史，一聊就是兩天兩夜。

臨別那天，方丈送到山門外，突然問了一句：「你對佛教怎麼看？」毛主席當時還是青年學生，就自己的看法坦率回答。聽完後，方丈意味深長地說：「日後佛家的存亡，關鍵在你。」這句話在當時或許還顯得虛無，但後來回想，這個和尚的眼界，確實不一般。這段經歷多年後仍留在毛主席記憶里，後來在車廂里點到「密印寺」和「萬佛殿」，多少也帶著當年的影子。

聊到這裡，談話又繞回現實。農業合作化速度很快，新問題也在不斷冒頭。張鶴亭鼓起勇氣，向毛主席提了一個看法：「主席，我在寧鄉珍洲農業社勞動模範王國華那裡調查過，發現農民組織起來以後，有三分之一的勞動力沒活干。」這話說得比較直，有點「揭短」的味道，但確實是實地調查的結果。

毛主席聽得很認真，馬上問：「是啊，那勞動力的出路怎麼辦？」張鶴亭略作思索，說：「用精耕細作來解決。」精耕細作，提高每一畝地的投入和產出，讓多餘勞力有事可干。

毛主席點點頭，又加了一句：「還要多種經營。多種經營加精耕細作，來解決農村多餘勞動力的出路。」把單一的「更多下力氣種莊稼」，擴展到了「養殖、副業、林業、手工業」這些路子上。這一搭一和，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完整思路。

那一晚，談話的時間一直拖到深夜。毛主席始終親自記筆記，沒有讓秘書代勞，問完一個問題，又接著問另一個，興緻一點沒減。後來周小舟起身提醒：「時間不早了，主席還要趕路，該休息了。」毛主席抬手看錶，笑著說：「十二點了，好，好。」這才起身，同大家一一握手，把他們送下專列。

對張鶴亭來說，這次接見不僅是一次「平視對話」，也是一次方向上的再次確認。他很清楚，自己這次從桃江「被冤撤職」，到寧鄉「重新起步」，中間有毛主席批示的支撐；而現在，主席又親自聽他講情況，還和他聊到大名府、盧俊義、寧鄉山水，距離一下子拉近了很多。

三、修路、養豬和「農業機械所」

從長沙回到寧鄉之後，張鶴亭的心思更實了。他在縣裡跟身邊同志說得很直白：縣委書記要對得起毛主席的信任，把農業生產搞上去，多種經營辦起來，不能只停在口號上。

寧鄉有個很實在的優勢，就是養豬。流沙河一帶的良種豬，在湖南省里小有名氣。問題也擺在眼前：山多路難，生豬要從山裡趕到縣城，再往外運，在坑坑窪窪的山道上來來回回折騰，損耗大，效率低，銷路被硬生生拖住。

張鶴亭跑了幾趟山區，心裡有了盤賬：不修路，豬難出山，農民沒法多養；只靠人挑肩扛，產量上不去。於是，他提議修一條從寧鄉縣城到黃材鎮的公路，全長五十公里。修路當時不算小工程，要人，要物資，要協調沿線村莊，開會、動員、自上而下做工作，一個環節都少不了。

路修起來後，大家也吃了一驚。僅用半個月時間，這條通往黃材的簡易公路就貫通了。車進山，豬出山，往日冷清的集市熱鬧起來。生豬能賣得遠，數量也自然上去了。寧鄉後來被列入全國生豬生產「百強縣」，不能說全是那條路的功勞，但這條路無疑是個關鍵節點。從救火「被撤職」的代理書記，到親自盯著修路的縣委書記，他的角色，也在一步步往下扎。

因為工作實在，1950年代中期，他先後擔任過省農村工作部部長，又任湘潭地委常委、專署副專員。1956年5月，華國鋒由湘潭調往省城，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員會文教辦公室主任。臨行前，他特意約張鶴亭見了一面。

地點就在專署一間普通辦公室，兩個人都不是愛繞彎子的人。張鶴亭先開口：「你調到省城，可別把我們這些老地方忘了，有空多下來看看，多指導指導。」一句話，說得樸實也不客氣，畢竟他們是一起干過仗的老戰友。

華國鋒笑了一下，說：「忘不了，我在湘潭工作了五年多，怎麼會忘？這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對我都是有感情的。」說到這裡，他停頓了一下，又拍拍張鶴亭的肩膀，語氣嚴肅些：「你也是老同志了。現在你是湘潭地委常委、專署副專員，全地區十四個縣的農村工作都由你來抓，擔子並不輕。」

他接著補了一句：「這裡是毛主席家鄉，大家都在看這裡，影響很大。」這句話分量不重不輕，卻點到了湘潭這塊地方的特殊性。對張鶴亭來說，這不只是提醒，更像是再一次敲鐘：在什麼地方，就得擔起什麼地方的責任。

張鶴亭聽完，順勢接話：「是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革命的成功。湘潭的一草一木都是革命見證，在毛主席家鄉工作，是榮耀，更是責任。」他並不習慣用太多漂亮詞句，不過那時的心態，大致就是這個意思。

1958年4月，張鶴亭被調回省城。有一天，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找他談話，說省里準備成立一個廳局級的新機構，希望他去擔任領導。聽到這裡，他本能地問了一句：「是什麼單位？」一打聽，是「農業機械研究所」，偏科研屬性。

他當場就犯了難。張鶴亭很清楚自己，「肚子里墨水不多」，善於搞群眾工作、組織生產，對科研卻是一竅不通。於是，他連連擺手：「我幹不了。」這倒不是推脫責任，而是心裡確實沒底。

過了幾天，李瑞山書記親自找他，語氣比組織部長更堅定：大膽去干，需要什麼人，去調；需要什麼錢，去要，省里全力支持。有這番保證，按理說可以解開他的顧慮，可他面對科研機構這個「新物種」，心裡還是「打鼓」，遲遲沒有點頭。

李瑞山看他不吭聲，只好把話說明白一些：「毛主席講過，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今年四月二十三日，他老人家在長沙作指示，要省里成立廳局級農業機械研究所。」聽到「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張鶴亭愣了一下，臉上神情明顯一變。思路一下子掉轉過來：「我干，我干。我是有二十年黨齡的老黨員了，敢不聽毛主席的話嗎？」態度從猶豫變成堅決，中間其實只有一個支點：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意見，是不是有利於農業發展的大方向。

從此，他投入到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去籌建農業機械研究所。這個辦事風格跟他過去修路、抓生豬生產一脈相承：先把方向弄清楚，再抓執行，不怕吃力，就怕不落實。

張鶴亭是河北大名人，卻在湖南紮下根，一干就是四十多年。一生中，他曾兩次有機會調到中央工作，按常理說，這對不少人是可遇不可求的晉陞台階，他卻都婉言謝絕，選擇留在湖南，繼續在熟悉的土地上負重前行。

四、從「大名府人氏」到「湖南老幹部」

如果把時間從1917年算起，毛主席在湖南鄉間步行遊學，到1956年專列上那次談話，再到後來推行農業機械化，這條線拉直了看，中間有許多看似偶然的小節點，卻在命運的軌跡上連成了一條清晰的曲線。

1917年夏天，那個在密印寺門口敲門、等著吃一頓齋飯的青年學生，大概很難想到，幾十年後，在長沙的列車車廂里，他會和一個來自河北大名、在湖南做縣委書記的幹部討論麻雀、老鼠、烏鴉、蚊蠅，還會順手把《水滸傳》里的「玉麒麟」扯出來打趣一番。

而張鶴亭，這位「北京大名府人氏」，少年時在華北平原參加地下黨，青年時在戰火中南下，1950年代初在桃江被誤撤職，又被毛主席批示「平反」，繼而在寧鄉修路、抓生豬，在湘潭主管農村工作，後來又接下農業機械研究所的擔子，他人生的幾個關鍵拐點，都離不開「毛主席」這三個字。

他自己在晚年談到這段經歷時，說得很平靜：讓他一直安心在湖南幹下去的最大動力，是毛主席那一次親切的接見。話說得不花哨，卻透露出一種踏實勁兒——既因為那次接見有「知遇之恩」，也因為在那次談話中，他看到了一個大方向：農業要合作化，要精耕細作，要多種經營，更要機械化。

從河北到湖南，從十五歲「地下工作」，到六十多歲還在為農業機械化四處奔忙，他最終成了別人嘴裡的「湖南老幹部」。有一點不得不說，那次1956年專列里的對話，尤其那一句「盧俊義還是你的老鄉」，在很多年後想起來，也許仍像火車窗外的一盞燈，既不刺眼，卻一直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