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家唯一一個「百歲老人」，與毛主席是親叔侄關係，活到了2013年

1949年10月，衡陽剛剛解放，城裡一片瘡痍。橋塌了，房毀了，許多單位連像樣的辦公桌都找不出來。就在這樣的局面下，一個身材清瘦、說話帶著濃重湘音的幹部走進了這座南方重鎮，他就是後來被人們稱作毛家唯一「百歲老人」的毛遠耀。那一年，他三十七歲，已經在黨內摸爬滾打了十幾年，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和毛澤東不僅是同鄉，更是親叔侄關係。

有人問他：「你是主席親戚，來了是不是就能少走點彎路？」毛遠耀擺擺手：「在這兒，先得把橋修好，把屋蓋起來，其他的慢慢再說。」語氣平靜，卻透出一種習慣了風浪的底氣。要理解這句看似尋常的話，得把時間往前撥回到二十多年前，從韶山沖那片狹窄的山谷說起。

一、從韶山沖走出的「毛家伢子」

1912年10月，湖南湘潭韶山沖翠家堂，一個普通農家添了個男孩，取名毛遠耀。這一年，是辛亥革命之後的第一個年頭，清帝退位不久，各地軍閥你方唱罷我登場，鄉下人對「改朝換代」並不敏感，地里照樣要耕，日子照樣要過。這個孩子的祖父，是毛澤東的堂伯父，兩房人家住得不遠，既是親戚，又是鄰里。

毛家並不富裕，田地有限，孩子多，讀書在許多農戶眼裡是一種奢侈。毛遠耀從小念書的機會不算多，課本翻來覆去就那麼幾本，更多的時候，要跟著家裡人下地幹活。不過，和周圍不少同齡人相比，他有一個很特殊的環境——家裡長輩和韶山一些有見識的人，經常談論時局，談起外面的新思想。

有意思的是，毛遠耀很早就知道「毛潤之」這個名字。對他來說，這不是報紙上、傳說中的人物，而是輩分上的堂叔，是從韶山走出去、在長沙闖蕩、後來又搞學生運動的那個族裡「能人」。在家裡大人的交談中，這個堂叔既有爭議，也有敬佩，「讀了好多書」「敢同老官老爺頂嘴」之類的話，在小毛遠耀的耳朵邊繞來繞去。

1925年，形勢開始發生變化。那一年，毛澤東回到湖南，在韶山開展農民運動。這個時間點，在毛遠耀的人生軌跡中具有明顯的轉折意味。農民協會、農民夜校、宣傳標語，這些新鮮事物突然闖進了偏僻山村。年紀不大的毛遠耀被這股新風攪動，漸漸和以往那種「種田、納稅、聽命」的傳統生活拉開了距離。

在毛澤東等人的推動下，韶山很快建立起共青團組織。毛遠耀積極報名參加，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短時間內，他就被推選為湘鄉共青團支部書記，還參與領導少年兒童團，幫助農會站崗放哨、傳遞消息。對一個出身農家的青年人來說，這種參與感和責任感，是此前生活里從未有過的。

有一次，毛澤東回韶山考察農民運動，毛家祠堂擠滿了人。毛遠耀帶著兒童團去迎接，親耳聽堂叔講「農民要組織起來」「要敢於同壓迫自己的勢力鬥爭」。他站在祠堂角落，聽得很專註。散會時，毛澤東又單獨鼓勵這些年輕人，要他們多學知識，多做事情。不得不說，對當時只有十幾歲的毛遠耀來說，這種近距離接觸並非普通鄉村青年可以擁有的機緣。

二、從印刷所到延安：在暗處做事的人

1929年初，毛遠耀在韶山沖當小學教師，這算是鄉下人眼中「有出息」的差事。然而那一年，他的人生很快被調轉了方向。毛澤民按照組織安排，將他接到天津，讓他進入印刷廠工作。表面看來，這只是換了個營生，實際上，卻是走進了黨組織最依賴、也最機密的一條戰線。

同年，在天津黨組織的培養下，毛遠耀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一天，他自己後來多次提起，是人生中最難忘的時刻。從一個鄉村青年成長為中共黨員，對他的思想和道路選擇來說，已經不再是「小修小補」，而是一場徹底轉向。

在黨的安排下，毛遠耀不久又轉到上海。那時的上海，是各種力量角逐的前沿城市，地下黨活動隱蔽而緊張。毛遠耀一邊從事黨的宣傳印刷工作，一邊參與地下工作，接觸文件、標語、內部刊物，時間長了，才更清楚文字和紙張在革命中的作用——一張傳單，有時可以撕開民眾麻木的表層，一本小冊子，常常能讓一個青年改變人生去向。

不過，革命並不是在理想狀態下推進的。1935年前後，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多次破壞，一批又一批同志被捕、犧牲，環境迅速惡化。對於像毛遠耀這樣的印刷戰線工作人員來說，風險更大，一旦暴露，就可能牽連許多人。組織權衡之後，讓他於1936年帶著家人返回韶山，以小學教員身份作掩護。

回到熟悉的鄉村，他看上去像個再普通不過的教書匠。白天教課，給孩子們講識字算數，講歷史地理。到了晚上，局面就變了——農民夜校、進步書刊、秘密聯絡，這些都隱藏在那盞昏黃油燈後。借著講課的名義，他向一些覺悟較高的農民傳播革命道理，幫助發展黨員，擴大組織影響力。韶山在這一階段建立的群眾基礎，並不是一朝一夕，而是靠這樣點點滴滴的暗中工作打出來的。

1937年，全國局勢因為盧溝橋事變而急劇緊張，全面抗戰爆發。毛澤民本來讓毛遠耀再赴上海，但當地形勢驟變，這條路難以走通。經組織安排，他輾轉奔赴陝北，抵達延安。多年未見的堂叔毛澤東此時已經是黨中央領導核心，肩上擔子極重，但見到遠道而來的族侄，仍然詳細打聽韶山動向、鄉親生活。

據當事人口述，毛澤東聽完家鄉情況，沉默了片刻，伸手重重一握，既有親情，也有對基層革命局勢的關切。在延安這段時間裡，親情關係並沒有成為毛遠耀工作的「護身符」，反而是一種更嚴的要求。組織安排他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學習，隨後調往中央軍委任幹事，開始在軍委系統承擔具體事務。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接觸的決策多、場景多，眼界自然打開不少。毛遠耀有一次向毛澤東請教，同志之間意見不合時，該怎麼處理。有過這段對話的回憶：「有不同意見，總要講，不講也不是辦法，可總說真話，有時難免傷人。」毛澤東聽後，語氣不重，卻很清晰地指出：共產黨人對黨內有不同意見的同志要團結，我們對黨外尚且有統一戰線，黨內更要講統一戰線。

這一點，後來成了毛遠耀做人做事的重要標準。他開始更加註意在工作中多做團結人的文章，處理矛盾時不激化、不簡單化。這種理解，也許談不上多麼高深的理論，卻在他之後幾十年的實踐崗位上不斷體現出來。

1938年，他又接到新任務——籌辦印刷所，為八路軍總政治部服務。這一次，不再是城市裡的地下印刷廠，而是在黃土高原上，從零開始做起。為了採購設備和物資，他奔走於延安與外地的交通線，想方設法在戰火紛飛的環境中湊齊機器、紙張、油墨。等到八路軍總政治部印刷所正式運轉，各種文件、通令、指示、內部刊物一批批印出，這條看不見硝煙的戰線才算真正扎穩根。

戰時，印刷所的工作節奏緊張而枯燥，出錯容不得半點馬虎。毛遠耀作為所長，一面抓技術、一面抓保密，常常要在夜裡反覆校樣。有些幹部調離時會半開玩笑說：「你們印刷所不在前線打槍，卻時時在槍口底下。」話里並不誇張，一旦敵方破譯、截獲，後果就極難設想。

抗戰後期，他又在工業科、兵工廠等單位擔任職務，參與軍工建設。這些看起來離「前台光環」很遠的崗位，反而讓他在實踐中形成一種比較紮實的工作方法——多調查，多算賬，多研究生產能力，而不是停留在口號層面。

三、在戰後和建國初期：從軍工到地方建設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於迎來勝利。對於在延安工作多年的幹部來說，接下來的任務並沒有輕鬆多少，華北、華中、華東各解放區都需要大量幹部下去工作。毛遠耀在這一年正式參加八路軍，準備隨部隊開赴新的戰場。

部隊出發前，他特意去見了毛澤東，簡要彙報了自己的工作情況和下一步安排。毛澤東鼓勵他要有信心，還托他將一番話帶回湖南老家——紅軍的革命道路終究能夠走通，中國的前途不會永遠被壓在侵略者腳下。對毛遠耀而言，這樣的囑託既是家鄉情，也是政治信念的再確認。

抗戰結束後，全國形勢很快進入解放戰爭階段。戰火主要集中在東北、華北、華東等地，但南方許多城市也在等待解放。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即，南線的工作同樣繁重。10月，衡陽解放後，毛遠耀奉命接管這座被戰火折騰得千瘡百孔的城市。

那時的衡陽，前幾年經歷過慘烈的保衛戰，房屋毀壞嚴重，橋樑多被炸斷，經濟一片蕭條。毛遠耀到任後，面對的不是一張乾淨的「白紙」，而是一幅滿是裂痕的舊圖。他很快意識到，坐在辦公室里開會，很難真正摸清情況。於是，他帶著幾個人，反覆在市區走訪，踏勘街巷地形，對被毀的橋樑、廠房逐一記錄。

「先把辦公地點搞得能用，再慢慢讓城市有個像樣的樣子。」他在一次內部會上這樣說，並不激昂，但思路清楚。值得一提的是，他對「調查研究」四個字下了很大功夫，不少技術人員後來回憶，當年和他一起畫圖、算數據，往往要在簡陋的燈光下熬到深夜。許多設想因為條件受限並沒有立刻落實，卻為後來的城市恢復和建設留下了有價值的底稿。

建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工業基礎薄弱。毛遠耀在衡陽的工作，歸結起來，就是用有限的資源先把城市框架搭起來，為之後的工業布局打基礎。這個階段，他沒有借「主席親戚」的名頭給當地提什麼特殊要求，更沒有搞什麼「特殊化」。在一些舊幹部的記憶中，他處事很平和，說話不繞彎子，批評問題有時也挺尖，卻不輕易上綱上線。

新中國成立後，他陸續被調往更大範圍的工作崗位。湖南省工業廳廳長、國家輕工業部辦公廳主任、青島橡膠廠等單位領導職務，這一連串的履歷，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他在工業管理和組織協調方面得到的信任。輕工業建設，尤其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又受制於當時的資源條件，需要在「多快好省」和實際承受能力之間反覆權衡，這對負責人的眼光和耐心都是考驗。

在北京任職期間，只要工作安排允許，他會抓住機會去看望毛澤東。每一次見面，既有親屬間的寒暄，也有幹部之間的請教。據一些回憶資料顯示，毛澤東對這個族侄的評價是「在這裡很好」，既肯定他的工作，也算是對當年韶山那個少年一路走來的一個註腳。

1957年，毛遠耀調往武漢工作，軌跡發生了新的轉折。第二年，毛澤東到湖北考察，來到武漢大學運動場。現場人山人海，樂隊奏起音樂，領導幹部依次登上主席台。就在這樣正式而隆重的場合，毛澤東在人群中認出了毛遠耀，主動伸手握住他，兩人留下了唯一一張合影。照片里，一位已近不惑的幹部，站在偉人身旁，神情平靜卻略帶激動。對毛遠耀而言，這張照片本身或許並不需要多言，而是對數十年叔侄緣分與共同事業的一種凝固見證。

從那之後，他基本一直在武漢工作、生活，直至退休。工作崗位從省級到部級再到企業一線，層級並非一路向上，卻始終圍繞一個核心——工業與建設。站在後來人的角度看，這類幹部的名字或許不常見於公開報道，卻恰恰構成了共和國運行的骨架。

四、長壽背後的堅守與晚年的從容

如果只看履歷，毛遠耀是一位典型的「老紅軍」「老黨員」。然而讓很多人感到特別的是，他活到了2013年，享年101歲，是毛澤東親屬中已知壽命最長的一位。這個事實本身，引得不少後輩好奇：是什麼支撐他在漫長歲月中始終保持那種穩健的狀態？

從現有公開資料來看，他的晚年生活並不張揚，更多是安靜、規律、帶著一點讀書人的習慣。退休之後，他仍舊堅持讀書寫字，整理舊稿，寫詩填詞。有人探訪時，他會翻出自己的詩集，慢慢念給對方聽，有時還會解釋一兩句創作背景。對熟人而言，這位經歷過戰亂、轉戰多地的老人，一提到毛澤東，口氣仍舊帶著明顯的敬重。他時常說，自己的一生，受毛主席影響極深，這不僅是親情，更是思想上的引路。

有一段時間，他幾度回韶山。那是他少年的發軔之地，也是族中許多往事的源頭。年逾九旬，他仍堅持去毛澤東故居、毛澤東紀念館參觀，步履已經不那麼輕快，卻不願讓別人一直攙扶。站在故居門前，有人問他：「當年在這裡聽講那一場，是不是就在門口這棵樹下？」他笑了笑，說「那時人多得很，記不清站哪兒，只記得聽得很認真」。

他之所以一再強調「受毛主席影響很深」，並非單純感情訴說，而是一條邏輯清楚的線索——如果沒有1920年代在韶山的那次接觸，他也許會是一名普通鄉村教師，或者在田地間度過一生；如果沒有在天津、上海印刷戰線上的磨練，他很難形成那麼強烈的組織觀念和保密意識；如果沒有延安時期在毛澤東身邊的耳濡目染，他對團結、對統一戰線、對治軍治黨的理解也不會那麼具體。這些因素疊加，塑造的就是後來的那個「毛遠耀」。

值得一提的是，時任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在考察武漢大學、中國地質大學期間，專門抽時間到他家中看望這位百歲老人。俞正聲關切地詢問他的身體情況，對他長期堅守革命立場、為國家工業建設做出的貢獻表示尊敬。毛遠耀則從書架上取出一套自己的詩集，鄭重地遞給客人。這一幕，很能體現他的性格：不太善於誇耀，卻願意用文字、用作品留下一點心跡。

2013年6月20日，毛遠耀因病在武漢去世，享年101歲。對於一個從辛亥之後不久出生、親歷北伐、抗戰、解放戰爭、建國和新中國前幾十年歷史的人來說，百年人生本身就是一部濃縮的時代年表。更難得的是，在這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他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身份和信念，從青年的共青團員到老年的老黨員，頭尾連得上，少有折斷。

從毛家族譜的角度看，他是「毛家唯一的百歲老人」；從共和國的角度看，他是千千萬萬無名而有功的建設者之一。這種雙重身份，讓他的故事既帶有明顯的「家族色彩」，又和新中國的工業與城市發展緊密纏繞在一起。

回顧他的一生，會發現幾個鮮明的特點：一是起點雖低，卻在關鍵節點上抓住了時代給出的機會，引導自己走向更廣闊的道路；二是在多個崗位間轉換，卻始終以實際工作見長，少有空言；三是在親屬與領袖這兩重身份交匯時，努力保持了一種分寸感，不以親謀私，不以親示威。這樣的路徑，並不轟烈，卻頗有韌勁。

毛遠耀的百年，橫跨了舊中國與新中國的巨大斷裂，也見證了毛氏家族在革命洪流中的重塑。說他是毛澤東的堂侄，並不錯；說他是一名樸實的共產黨人，也不過分。看清這兩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2013年夏天這位老人離世時，會有人用「無愧於一名共產主義戰士」來評價他——這並非客套，而是對他一生軌跡的冷靜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