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浮華：古代公文改文風的嘗試

繁冗文風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不同時期都有盛行，兩晉時期，甚至有「博士買驢，書紙三卷，不見驢字」的情況，匪夷所思。「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的風氣連帶著影響公文，在各個歷史時期呈現出重形式、輕主旨，好用典故、多用考據，遣詞造句晦澀艱深等特點。

每個時代都有有識之士呼喚文風改變，也有人推崇兩漢時期的公文典範，稱「兩漢詔令，辭氣藹然，深厚爾雅」。這一評價道出了理想公文應有的面貌：語氣溫和親切，內容充實深刻，形式典雅莊重。這種文風既保持了官方文書的莊重性，又確保了信息傳達的有效性。

「文筆日繁，其政日亂」

公文文風的改革從來不是單純的文學改革。隋代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被認為是目前發現的首篇將文風與政風聯繫起來，並明確提出對文風進行改革的文書。李諤認為，「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公文文風會深刻地影響到政風。隋文帝楊堅深以為然，發布詔令「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並動用司法手段保障實施，一時之間「憲台執法，屢飛霜簡」。

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成為這次改文風的反面教材，開皇四年（584年）九月，他因「文表華艷」被治罪。這一強硬舉措產生了震懾效果，「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索，棄絕華艷」，隋朝公文一度回歸務實之風。然而，隋朝國祚太短，這次改文風並不徹底，這一時期的公文，仍以駢體文風為主。

唐朝建立後，唐太宗李世民認為「至敬無文，至誠不飾」，他主張文章寫作須有益政教，尤其強調上書論事要「詞理切直」。魏徵也批評南朝梁以後的駢文「意淺而繁」「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是「亡國之音」。在這樣的文風導向下，《資治通鑒》記載，文辭浮艷的張昌齡在貞觀二十年（646年）的進士選拔中，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力排眾議，列為下等。王師旦對唐太宗解釋道：「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後生仿效，有變陛下風俗。」對於王師旦的評價，唐太宗「深然之」。

但客觀來說，駢文依然是唐代公文的主流。比如唐代科舉中的判文要求統一使用駢體，這使得駢體公文的優勢無法撼動。而韓愈、柳宗元倡導古文運動，雖然強調文以載道，但就拿韓愈本人來說，他自己的公文就偏愛用一些奇險詭怪之詞，整體文章佶屈聱牙，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甚至有學者指出，「隨其官職的越做越大，這種趨勢更加明顯」。

文風之弊，累及政風，最終侵蝕的是國家治理的效率與根基。北宋末年，面對金兵壓境的危局，大臣鄧肅的奏議顯得尤為痛切。他將宋金兩國的行政效率進行對比，指出：「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在鄧肅看來，文書工作的繁複遲滯，已非單純的文風問題，而是關乎國家競爭與存亡的政治弱點。他觀察到朝廷決策往往擱淺於文牘主義，「群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正事所以益緩也」。人人似乎都在積極建言，奏章如雪片般飛向中樞，然而內容多是套話空話，難以在如山似海的文字中找到真正有用的東西。

鄧肅懷念北宋初年的文風，因為宋初文人看到了唐人改文風的不徹底，主張進行革新，強化公文議論時政得失的意識，增強公文的功利性，遏制浮靡文風。其中，歐陽修就極力倡導變駢為散，力去浮艷文風，同時又要「撿駢文之金」，「簡而有法」。只是，在提倡散體公文創作的過程中，北宋公文又逐漸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為了說理，強化議論，「言愈長，爭愈甚」，官員們過多地引經據典，「每論一事，動輒數萬言」，出現了鄧肅批判的現象。由此，鄧肅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簡化文書。

文風矯枉之難

後人將北宋末年的公文稱為「顛墜之運」，明朝楊慎評價道：「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人主一日萬機，豈能閱之終乎？」

實際上，明朝初年也發生過一件萬言奏疏惹惱皇帝的事。

明太祖朱元璋作為事必躬親的創業之主，對低效冗長的公文有著切膚之痛。罷丞相、攬大權後，他每日需處理海量奏章，而某些官員「不講章法，拖沓冗長」的文風，無異於對其寶貴時間的掠奪。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下令，要求文書「務從簡古」，「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但這樣的政令，並沒有管住某些大臣愛賣弄文採的手。

洪武九年（1376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呈一篇長達一萬七千字的陳時務書，朱元璋看得頭大，讓中書郎王敏來讀給他聽。誰知聽到三分之一了，朱元璋還是沒聽到正題，不由大發脾氣，令人將茹太素打了一頓板子。第二天晚上，朱元璋氣消了，想知道茹太素究竟提了什麼建議，又叫人接著讀。直到聽到最後五百字，才涉及本題，建議五件事，其中有四件事可行，朱元璋即刻命令相關部門實施。

《明史》給茹太素的評價其實不低，「以平允稱，抗直不屈」說明這個人是個正直公平的官員，不過他的文風實在令朱元璋難以接受。這場奏疏風波後，朱元璋親自把事情經過寫成文章公告天下，從此規定了建言格式，要求「若官民有言者，許陳實事，不許繁文，若過式者問之」。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再一次下令：「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者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

雷霆手段下，官員們再上奏章就簡略多了，大都只寫實事，朱元璋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十七年九月間，從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內，共處理內外諸司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

朱元璋改革文風的成效還算明顯，到了永樂年間，楊士奇等人寫《敕邊將》，明成祖朱棣還叮囑說：「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語，使之通曉，庶不誤事。」可惜，後來繁文之弊再次死灰復燃，孫承澤在《章奏日繁疏》中提到，「近日奏章，較崇禎初年增十之五，較萬曆中年增十之七」，「密奏日多，則邊防愈壞；籌計日多，則財用日虧；啟事日多，則人才日錮。此其病在議論多，虛飾亦多矣」。

因沒有遵照抬頭制度將「婉貴太妃」抬寫兩格，工部司員自請罰俸。（圖片來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及至清代，公文形式主義走向另一個極端。文字忌諱更甚，公文規範尤繁，光是「抬頭」抬幾格都有嚴格規定。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寧夏將軍傅良因在奏摺中將「謹」字抬寫，被斥為「全然可笑」，受到嚴厲申飭；嘉慶六年（1801年），又有工部官員因在公文中未將「婉貴太妃」抬寫兩格，上至工部尚書琳寧、彭元瑞，左侍郎英和、蔣曰綸，下至郎中永祚、額外主事李培元均被罰俸。此類現象表明，此時文牘系統已嚴重脫離實際，公文並非服務於政務，而成為強化等級秩序與絕對權威的政治工具。

文書積弊帶來的後果很快顯現，清道光年間，「案牘積壓者，至數百千起之多」。身處其中的官員自然能看到案牘崩潰之勢，提出了改文風的想法。曾國藩就認為，公文內容必須務實，語言要曉暢、簡明，「奏議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為要」，他還以白居易詩風為例，「疏能如白詩之淺，則遠近易於傳播，而君上亦易感動」，強調深入淺出對於公文傳播和行政效率提高大有裨益。

清人許同莘同樣推崇白居易的文風，並在《公牘學史》中總結了他的治牘之道。他認為，公文至關重要，「執筆者一字之輕重，民之利害隨之，造福在此，造孽亦在此」，因此，「一字不可不慎」，「一事而寥寥數語可以了之者，無所謂篇章段落也」。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公文文風的每一次變化，都烙上了時代的政治印記。縱觀歷代文風改革，尤其明朝由嚴治到復弊的歷程，可見人們其實對好文風有著清晰的判斷標準，可在實際操作中，文風之變卻不可能一蹴而就。這是因為形式主義有著頑強的慣性，稍有放鬆便會悄然回潮。因此，改文風不能僅是疾風暴雨式的整頓，更需融入日常治理，成為一項持之以恆、常抓不懈的韌性工程。改文風從來不是老生常談，唯有將務實、明晰、高效的價值深植於文書行政的肌體之中，方能抵禦浮華虛飾的千年積習，使公文真正成為溝通上下、推動政事的清渠。（撰稿人：鄧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