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2026｜煽動民粹「消費中國」的高市早苗政權或遭反噬

【編者按】

1月5日，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對外發布復旦智庫報告《衝擊與重構：復旦國際戰略報告2025》。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教授在報告的序言中指出，在特朗普2.0衝擊下，多極化步伐加快，美國和西方在世界舞台上的影響力進一步下降，全球南方加速崛起。變局之下，世界在為後美國時代做準備。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今起刊出「世局2026」系列，選刊該報告部分文章，展望「舊格局漸行漸遠，新格局輪廓初現」的2026年。

2025年在日本政治進程中佔據著重要位置。繼2024年10月丟掉眾議院的多數議席之後，在2025年7月舉行的參議院選舉中，自民黨與公明黨組成的執政聯盟再次丟掉在參議院的多數議席。隨後10月份舉行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高市早苗當選為自民黨成立以來的第一位女總裁，儘管公明黨隨後退出執政聯盟，自民黨卻仍然得以繼續執政，高市順理成章地成為憲政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市帶領的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組成聯合政權，日本政治社會右傾化呈現加速態勢。在去年11月的國會答辯中，高市早苗關於台灣問題的錯誤言論遭到中國方面的強烈反對，導致中日關係陷入新一輪緊張狀態。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21日，日本東京，日本國會眾議院，自由民主黨總裁高市早苗當選日本新首相，並受到議員們的鼓掌祝賀。視覺中國 資料圖

一、自民黨「雙少數」執政、權力運作邏輯未變

參議院選舉之後，日本政治在組織形式上出現了顯著變化，但其權力運行的基本邏輯並未發生根本性轉向。自民黨丟掉了在參議院的多數席位，長期聯合執政的公明黨隨後宣布退出執政聯盟，不同於1993年和2009年自民黨失去眾議院多數席位後隨即下野的狀況，自民黨選擇與日本維新會進行閣外合作，儘管在國會眾參兩院成為「雙少數」，卻仍然能夠維繫其執政的基本架構。

從制度層面看，這一結果並不違反日本議會內閣制的運行邏輯。日本的政治制度並不要求執政黨在兩院中同時擁有多數席位，只要在首相指名選舉中能夠獲得相對優勢，即可合法組閣。此次自民黨之所以能避免下台的尷尬局面，主要歸因於在野黨的碎片化以及日本政治的右傾化。在野陣營雖在議席數量上有所增加，但長期存在組織分散、政策分歧顯著、缺乏統一領導核心等問題，難以在關鍵政治節點對自民黨形成有力威脅（即所謂的「野黨共斗」）。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中所流失的選票，並未大規模轉向諸如立憲民主黨等中左翼政黨，而是被國民民主黨、維新會、參政黨等立場更為右傾或更具民粹色彩的政治力量所吸收。這表明，儘管日本選民對自民黨的「宴會券」等政治醜聞不滿，但他們並非通過「向左轉」來表達，而是通過進一步右移來釋放政治態度。

在這一背景下，公明黨退出執政聯盟雖然宣告了維繫26年的自公聯合政權的終結，但並未削弱自民黨在日本政治中的核心地位。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自民黨在外交與安全議題上的內部約束。過去，公明黨通常扮演自民黨激進政策的「剎車閥」角色。而如今，自民黨與政治立場更右傾的日本維新會聯合，維新會則開始扮演「踩油門」角色，助推高市早苗在外交和安全保障議題上採取更加激進的政策。

高市早苗 視覺中國 資料圖

二、日本政治生態變化與高市政權的誕生

日本自民黨在眾參兩院的雙少數困境竟然能夠持續執政，高市早苗作為自民黨內的極端保守派竟然能夠當選總裁，這一系列看似反常的現象都在2025年集中發生，其背後有支持其存在的結構性因素，或者說日本政治生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發生質變。對此，必須將其置於日本政治右傾化、社會保守化以及政治民粹化相互疊加的結構性背景之中。

日本政治的右傾化並非以激烈對抗或街頭政治的形式出現，而是一種低可見度、漸進式的變化過程。選民在公共討論中保持謹慎甚至沉默，但在投票行為中卻持續支持立場更為強硬、強調國家安全、社會秩序與國家認同的政治力量。大量選民在自我認知中仍將自身定位為「中間派」，但在涉及防衛費增長、修憲、對華強硬立場以及涉台問題時，其實際選擇已明顯偏向右側。

與政治右傾化並行的是日本社會整體的保守化趨勢。長期經濟停滯、少子老齡化加劇以及社會流動性下降，使日本社會普遍形成對不確定性的高度敏感心理。選民並不期待激進改革，而是更傾向於選擇那些能夠「維持現狀」「確保秩序」「規避風險」的政治力量。被認為中間偏左的立憲民主黨在參議院之所以沒能更進一步，恰恰是選民的這種保守心態發揮了作用，因為立憲民主黨的前身——日本民主黨在2009年實現了政權更迭，在其執政期間遭遇了「東日本大地震」，日本面臨嚴峻的經濟挑戰，包括gdp負增長和經濟衰退等。在這種心理結構下，強調傳統價值、安全保障和國家穩定的政治話語，天然具有更強的動員能力。

民粹化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在政治實踐中，高市早苗善於藉助高度象徵化與情緒化的議題進行動員，把複雜的結構性問題轉化為易於理解、便於傳播的政治敘事。無論是圍繞外國人問題，還是強調日本「被輕視」「必須強硬回應外部壓力」的論述，其核心目的並非提供精細的政策方案，而是構建明確的「我們與他們」的政治界限。這種策略在學理層面或許不夠嚴謹，但在現實政治中卻極具動員效力。參政黨作為民粹主義政黨能獲得大量支持，背後離不開這種思潮的推動。自民黨雖非民粹政黨，但存在高市早苗這類民粹型政治家。因此，在其執政期間，選民將對參政黨的支持轉化為對高市內閣的支持。

高市當選首相後，其內閣支持率一直維持在70%—80%的高點。高市本人的民粹主義操弄手法或許能夠解釋其高支持率，即使用「對華民粹主義」（煽動民眾反華情緒）和「稅金民粹主義」（承諾短期內不增加消費稅）兩個槓桿來獲取民眾的支持。就其實際推行的政策來看，民眾並沒有對其給予較高的評價，市場也對其政策做出負面反饋。例如，儘管日本銀行在去年12月下旬做出加息的決定，但是日元貶值的態勢仍然沒有得到緩解，這從側面說明其政策並沒有顯著效果。至於其高支持率還能維持多久，那要看其經濟政策是否奏效以及民眾對其政權的耐心指數。

三、高市涉台錯誤言論負面影響中日關係

高市早苗出任首相後，其執政風格迅速展現出高度連貫性。她在言辭和政治姿態上延續了競選時期的強硬立場。這種風格在短期內有助於穩固核心支持者，也符合當前日本政治環境中對「強勢領導」的期待。

然而，這種執政風格也具有風險，其在涉台問題上的錯誤發言便是其中一例。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聲稱，日本或將台海衝突視為「存亡危機事態」，並行使集體自衛權介入。這一言論立即引起了中方的強烈反應，認為這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並違反了中日間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則。高市顯然尚未完成從「競選模式」到「執政模式」的角色轉換：競選時可用煽動性語言爭取支持，但成為政府首腦後，其所有公開表態均會被國際社會視為政府官方立場。高市仍以爭取媒體關注、迎合保守選民的方式處理高度敏感的國家安全議題，這不僅缺乏應有的政治責任感，更使日本政府陷入被輿論牽制的境地。

從法理層面看，高市的發言存在對「集體自衛權」概念的明顯混淆與濫用。根據日本政府長期以來的官方解釋，日本雖在形式上享有《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所規定的集體自衛權，但在憲法第九條框架下「享有但不能行使」。直至安倍政府時期，日本才引入「存亡危機事態」這一高度限定概念，為行使集體自衛權開闢了極為狹窄的制度空間，且這一制度設計本身就被認為主要針對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情形。

即便依據安倍政府時期的解釋，台灣問題也不構成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適用對象。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事務範疇，並不存在「援助遭受攻擊的他國」這一前提條件。集體自衛權是《聯合國憲章》賦予主權國家的權利，而台灣並非聯合國承認的所謂「國家」。高市將「台灣有事」直接與「存亡危機事態」相掛鉤，這本質上是以政治意圖取代法律推理、自行製造安全威脅的行為。

高市涉台言論絕非偶然失言，實則是其長期政治立場的集中彰顯。在擔任首相之前，她便多次公開宣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且在競選期間將相關主張作為爭取保守選民的關鍵手段。其上台後，在內閣與黨內的人事布局中，明顯向親台派政治人物傾斜。此外，前述日本國內政治生態的變化，為高市的涉台冒險提供了現實土壤。近年來，「中國威脅論」在日本媒體與政治話語中被不斷放大，「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逐漸被塑造成一種「政治正確」。在此種氛圍下，涉台強硬表態不僅未受到實質性約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獲得輿論支持。

高市執意推行「台灣有事論」，還服務於其擴軍與強化防衛力量的現實政治訴求。通過渲染台海緊張局勢，高市為提高防衛預算、加速軍事部署尋求正當性支撐。這種做法進一步加劇了中日關係的緊張。在中日關係層面，高市涉台言論已對雙邊政治互信造成實質性損害。儘管日本政府反覆宣稱「基本立場未變」，但近年來日方在官方場合迴避完整重申《中日聯合聲明》等政治文件，客觀上造成中日政治基礎持續被侵蝕的局面。

高市早苗涉台表態迅速引發中方強烈反應，其影響並未局限於外交層面，而是向經貿、人員往來及社會認知等多個領域擴散。中日關係由此前相對可控的低烈度摩擦狀態，轉向高度敏感、低信任的新階段。對高市內閣來說，中日關係的階段性緊張在國內政治層面或許能產生一定動員效應，有助於鞏固其強硬形象。但從中長期視角來看，則不得不說這是一種戰略誤判，其負面影響或將持續較長的周期。首先，高市並沒有預想到其「不經意的失言」會招致中國政府如此強烈的反彈，中方的反制措施已經在事實上影響了日本經濟；其次，高市並沒有預想到美國沒有在這次中日外交對抗中站在日本這一邊，沒有美國的明確支持則讓日本外交在國際輿論場上面臨更大的壓力。

高市早苗 視覺中國 資料圖

四、結語

總體而言，高市早苗政權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社會保守化以及民粹化在特定階段的集中體現。其執政並非偶然發生，而是在現有政治結構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這種政權形態本身也高度依賴特定政治環境，一旦內外條件發生變化，其穩定性將受到嚴峻考驗。

高市能否實現長期執政，關鍵不在於其立場是否足夠強硬，而在於其是否具備將動員型政治轉化為治理型政治的能力。作為「雙少數」執政黨的領導人，她需妥善處理府會（政府與國會）關係、黨際關係（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政官關係（特別是與財務省官僚的關係）以及對外關係（如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客觀來說，當前日本國內對高市內閣的支持率確實維持在高點，但更多體現為民眾的願望思維以及民粹情緒的推動，接下來其穩定執政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夠真正滿足民眾對其解決經濟社會困局（通貨膨脹、財政赤字、實際收入下降等）的期待，例如日本在面對持續的通脹壓力時，儘管名義工資有所增長，但實際購買力仍在下滑，這要求政府和央行採取有效措施以穩定經濟並提升民眾的生活水平。通過煽動民粹來消費中國，或者說寄希望於對中國強硬來贏得民眾支持的策略短期內或許會有效果，但是從長期來看未必能夠奏效，如不能妥善處理還有反噬內閣支持率的可能。

（王廣濤，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本文原標題《高市執政與中日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