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個繞不開的標誌性人物,他本名周樹人,出生於1881年的浙江紹興一個沒落士紳家庭,早年家境還算殷實,但祖父周福清因為科場舞弊案入獄,家道迅速衰落,這件事對他影響很大,讓他從小就對舊社會體制產生懷疑。
魯迅年輕時去南京求學,後來留學日本,本來學醫,但看到中國人麻木不仁的現狀,決定棄醫從文,用筆杆子喚醒民眾。他回國後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同時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地教書,寫出了《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名作,抨擊封建禮教和社會弊端。魯迅一生沒少得罪人,他的雜文尖銳,常常直指人心黑暗面,但也正因為這樣,他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再說朱安,她生於1878年,也是紹興人,出身商戶家庭,從小裹小腳,幾乎不識字,典型的舊式女子。朱安的婚姻是家裡安排的,1906年7月6日與魯迅成婚,那時候魯迅從日本趕回來,本來是因為母親魯瑞稱病催他,但其實就是為了逼婚。婚後魯迅很快就返回日本,夫妻倆基本沒同居過,魯迅對這段婚姻從頭到尾都抵觸,他覺得這是母親強加給他的枷鎖,朱安成了他擺脫不了的負擔。朱安留在紹興周家,侍奉婆婆魯瑞,日子過得單調而壓抑,她試圖接近魯迅,但魯迅在北京時很少回家,即便回家也避開她,兩人之間沒有情感交流,更談不上夫妻生活。朱安一生無子,就這麼守著空蕩蕩的身份,成了舊時代婚姻的活化石。
許廣平出生於1898年的廣東廣州,家庭是官宦背景,但她是庶出,在家地位不高。從小她就反抗舊習俗,不裹腳,還撕毀父親為她定的婚約,離家去天津讀書,後來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那時候魯迅在北京教書,許廣平是他的學生,她積极參与五四運動,1923年女師大學潮中表現突出。1925年3月,許廣平給魯迅寫信求教,兩人從此通信,信件內容從時局談到個人情感,漸漸拉近距離。許廣平骨子裡有股叛逆勁頭,跟魯迅對舊世界的批判精神相投,她不顧師生身份的爭議,主動接近魯迅。

1927年1月,魯迅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許廣平作為助教跟隨,兩人開始公開同居。這件事在當時社會引起不小波瀾,因為魯迅還沒和朱安離婚,同居相當於挑戰傳統道德底線。3月,他們轉到上海定居,租房過日子,許廣平幫魯迅打理生活,魯迅繼續寫作。這段關係讓魯迅晚年生活穩定下來,但也讓他背上罵名,有人說他拋棄原配,薄情寡義。
朱安在北京周家得知消息後,沒有大吵大鬧,她對身邊人說出一段話: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這話聽起來平靜,卻透著徹骨的寒意,朱安把自己比作蝸牛,爬牆代表她對婚姻的堅持和幻想,現在幻想破滅,她徹底放棄了希望。
這段話出自朱安對俞芳的表述,後來在各種回憶錄和傳記中流傳開來,比如周冠五的回憶和相關歷史資料。它反映了朱安的無奈,她一生都活在魯迅的陰影下,努力維護周家顏面,卻換不來一絲回應。朱安不是文化人,她的話語簡單直白,卻戳中了舊婚姻制度的痛點,許多人讀來覺得心寒,因為它道出了無數舊式女子的悲哀命運。
魯迅對朱安的態度一直冷淡,他從日本回來後就提出讓朱安改嫁,但魯瑞不同意,擔心家族名聲。魯迅每月寄錢給朱安和母親,經濟上沒虧待,但情感上完全疏離,他甚至說過朱安是母親的媳婦,不是他的妻子。
許廣平在關係中扮演的角色也複雜,她是魯迅的學生,年齡差17歲,兩人從通信到同居,中間經歷了學潮和政治動蕩。1925年10月,許廣平登門拜訪魯迅,兩人關係進一步發展。魯迅南下廈門時,許廣平留在北京,後來追到廣州。他們的結合不是簡單的師生戀,而是基於共同理念,許廣平幫魯迅整理文稿,參與編輯工作,還在抗日時期堅持宣傳魯迅精神。但她也面臨輿論壓力,有人叫她小三,她自己也曾為懷孕而糾結,最終生下兒子周海嬰。1929年9月27日,周海嬰出生,這孩子成了魯迅唯一的後代,魯迅為此妥協,沒讓許廣平打掉。

魯迅與許廣平同居的消息傳開後,朱安的生活沒多大變化,她繼續在北京西三條衚衕住,靠魯迅寄來的錢過日子。
朱安沒文化,但她明白自己的位置,她的話語中沒有指責魯迅或許廣平,只是自嘲式的絕望。這段話如今讀來依舊心寒,因為它提醒人們,舊時代女性在婚姻中的弱勢地位,朱安爬牆的比喻,像極了無數人努力卻徒勞的命運。
魯迅逝世於1936年10月19日,死於肺病,享年55歲。他臨終前拉著許廣平的手,希望她開始新生活,但許廣平沒改嫁,她撫養周海嬰,同時每月寄錢給魯瑞和朱安,一筆給婆婆,一筆給朱安,直到魯瑞1943年去世。朱安活到1947年6月29日,死於北京,享年69歲,她一生沒離開周家,葬在紹興。
許廣平則活到1968年3月3日,她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全國婦聯副主席等職,致力於婦女權益,還整理出版魯迅遺稿。1941年,她被日軍逮捕,受盡折磨,但沒出賣任何人,出獄後繼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