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年外蒙古雖在版圖層面與中國分離,但當時當地不少群體仍保留著對中國的文化與歷史認同。
貴族間仍有「南北蒙古終歸一家」的討論,庫倫商埠的漢人還在用晉語交流、祭拜關帝,寺院里的喇嘛抄寫經卷時,扉頁上仍會鈐印「大清皇帝萬歲」的硃砂印,這些細節都能看出當時中國認同的殘留。

初期:認同殘留未消
1924年外蒙古頒布憲法,國號中不再體現與中國的關聯,可民間層面的中國印記並未立刻消失。
就拿商貿來說,當時庫倫的漢人商幫掌控著與張家口的皮毛貿易,內蒙古來的移民在金礦、驛站做苦力,這些跨區域的交流網路,其實都在維繫著與中國相關的聯繫。
而且寺院里的喇嘛用回鶻式蒙文抄寫《甘珠爾》,這種文字載體本身也承載著過往與中國文化互動的痕迹。
要是這種交流能持續下去,或許當地的中國認同不會消解得那麼快。

不過,隨著外部勢力的介入,情況開始慢慢變化。
外部力量認為,喇嘛群體和漢人商幫的存在,會讓外蒙古繼續與中國保持聯繫,於是開始嘗試影響當地的發展方向。
這種影響最初還比較隱蔽,主要是通過政策建議等方式滲透,還沒直接對當地的文化和社會結構動手。

中期:文化紐帶斷裂
到了1930年代,外蒙古的文化領域開始出現明顯變化。
首當其衝的是宗教層面,藏傳佛教在當地原本有著深厚根基,也是連接中蒙文化的重要紐帶,可這一時期大量寺院被拆毀,僅留下少數作為展示用途。
僧侶群體的規模大幅縮減,很多僧侶不得不離開寺院,原本通過宗教活動傳遞的與中國相關的文化理念,自然也就斷了傳承。
宗教作為一種文化載體,它的衰落對中國認同的衝擊是很直接的,畢竟很多人對中國的認知,最初就是通過宗教儀式和相關典籍建立的。

緊接著是精英階層的變化。
那些熟悉中國歷史、與中國有過較多交流的貴族和知識分子,逐漸從公共視野中消失。
這些人原本能在日常交流中傳遞中國歷史文化知識,他們的淡出,讓當地失去了一批能講述中蒙歷史關聯的人。
更關鍵的是,民間的交流網路也遭到破壞,庫倫的漢人商幫逐漸消失,內蒙古移民的生活也受到影響,原本頻繁的跨區域商貿和人員往來少了很多。

如此看來,文化和人員交流的雙重斷裂,讓中國認同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三、後期:記憶載體更換
1940年代,外蒙古在文字和歷史敘述上的改變,進一步加速了中國認同的消解。
原本使用的回鶻式蒙文被替換成西里爾字母,這種文字的更換影響很大。
要知道,回鶻式蒙文記錄了大量與中國相關的歷史文獻和文化典籍,換成西里爾字母后,年輕人沒法直接閱讀這些舊文獻,對過往與中國的歷史聯繫也就沒了了解的途徑。

本來想通過舊文獻傳承歷史記憶,但後來發現,文字載體一變,很多歷史細節都被慢慢遺忘了。
歷史敘述的調整也很關鍵。
在新的歷史課本里,對與中國相關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表述發生了變化,不再強調中蒙之間的歷史關聯,反而刻意弱化甚至調整了一些歷史事實。
比如對成吉思汗的評價,不再提及他與中國歷史的交集,而是著重突出其作為當地民族象徵的一面。

很顯然,這種歷史敘述的調整,讓年輕一代對中國的認知出現了偏差,原本存在的中國認同也就很難再延續下去。
到了1990年代後,外蒙古雖然開始去蘇聯化,推倒了列寧雕像,更改了部分地名,但西里爾字母仍被保留。
這背後其實有現實考量,畢竟使用多年,更換文字需要大量成本,而且年輕一代已經習慣了這種文字。
不過,這也意味著,通過文字重新連接與中國歷史文化的可能性變得更小。

如今,蒙古國雖然宣布要逐步恢復回鶻式蒙文,但面臨著小學教師短缺、青年一代習慣西里爾字母的困境,恢復之路並不容易。
更重要的是,曾經維繫中國認同的文化紐帶、歷史記憶,已經斷裂多年,想要重新建立並非易事。
其實,一個地區的認同形成需要漫長時間,消解之後再重建,往往要付出更多努力。
外蒙古中國認同的消解,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文化載體的破壞和歷史記憶的斷裂,起到了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