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前《人民日報》主編，卻否認南京大屠殺，在香港被人暴打

2003年的時候，香港灣仔街頭髮生了一樁事情。傍晚時分，前《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馬立誠剛從酒店出來，被好幾個蒙面之人堵在了巷口。他們套上了頭套，對馬立誠進行了一番拳腳相加。人群散開之後，馬立誠躺在地面之上。眼鏡破碎了西裝沾染著泥污。手裡緊緊握著一疊稿紙，而那疊稿紙就是他「對日新思維」演講的提綱，正是這提綱讓他招惹出了大的動靜。

這件事情有點諷刺。馬立誠並非是邊緣人士，而是體制內實實在在的精英。在1998年他出版了《交鋒》，對改革開放的阻力進行批判，那時候還被稱作「思想解放的先鋒」。可是五年之後，同一個馬立誠，由於公開說出「日本已道歉25次，中國人該學會寬容」「南京大屠殺死亡數字得重新考證」這樣的話語，就變成了眾人都指責的「漢奸文人」。更為奇特的是，打人的人始終沒有被抓到，港媒在報道的時候委婉地寫道：「好像是因為歷史觀點不一樣而產生了衝突」

馬立誠的轉變早已有伏筆存在。在2002年的時候，他在《戰略與管理》雜誌上發表文章提出「對日關係新思維」。其核心包含兩個要點：日本在戰後走上了和平的道路，中國應該首先把歷史爭議暫且放置一邊去開展經濟合作。這要是在學界進行討論原本沒有什麼大的問題。可他卻偏偏牽扯到南京大屠殺的「數字爭議」，還暗示30萬遇難者的統計「缺少直接名冊的印證」。這下就招惹出麻煩來了。當時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夏淑琴還在世，老人撩起衣襟露出刀疤對記者說：「我的全家七口死在日軍的刺刀之下，他反倒替兇手計算賬？」學界也有更為嚴厲的駁斥。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張憲文翻找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筆錄：日軍戰俘太田壽夫供述，僅僅屍體處理隊就焚燒掩埋了15萬人，這還不包括拋到江里、進行焚化的（人員）。

美國牧師馬吉擁有16毫米的膠片。膠片之中畫面晃動，而且看起來還比較嚇人。有被砍頭的市民，還有赤身裸體的女屍堆積成小山的情形。馬立誠輕飄飄地說「得理性進行討論」。日本學者笠原十九司在《南京事件爭論史》當中進行書寫，就連他都沒有辦法看下去。笠原十九司表示，某些中國知識分子為了顯得與別人不一樣，比日本右翼還要更熱衷於解構民族傷痛。但是馬立誠的遭遇或許映射出某種更為深層次的焦慮。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學界曾經有過「翻案風」。從李鴻章到袁世凱，好像不撕開歷史定論的那個缺口就不算是獨立思考。馬立誠在《人民日報》評論部待了十幾年，懂得輿論運作的規律。他的言論與其說是親近日本，還不如說是一種話語方面的策略——用驚人的觀點去搶佔輿論的高地。之後他出了一本書叫做《仇恨沒有未來》，扉頁上還引用了曼德拉的話：「若不能埋葬仇恨，南非不會有新生」。可是他忘記了，曼德拉和解的對象是承認罪行的種族主義者，而不是到現在還在靖國神社供奉戰犯的日本右翼。在2014年有更加具有戲劇性的對比。

中國設立國家公祭日的時候南京全城默哀。馬立誠在北京的一個論壇上講「歷史宜粗不宜細」。會後有年輕人問他是否堅持否認大屠殺，他沒有正面回答，說「你們這一代人要超越仇恨」。話還沒有說完，台下站起一位滿頭白髮的老人，他是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常志強的兒子。老人沒有和馬立誠爭吵，展開一張泛黃的照片，是1937年12月南京街頭一個孩子趴在母親屍體上吮奶的場景。全場安靜下來，馬立誠掏出帕子擦汗。這麼看來歷史真相或許不怕爭論，可最傷人的常常是輕慢。

馬立誠後來搬遷到了新加坡。在晚年接受採訪的時候，他還在辯解稱是「最初的想法是防止民族主義對外交進行綁架」。但是當記者問他關於香港那件事情的時候，他突然就不發出聲音了，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才說道：「有些疼痛，比皮肉所遭受的疼痛還要更加厲害」。這就會讓人聯想到拉貝日記當中的話語：「真相不會因為花言巧語就變得淡薄，就好像傷疤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就消失掉一樣」。

南京大屠殺的證據，早已在東京審判的判決書當中被記載著，也銘刻在每一個倖存者的記憶裡面。想要藉助學術方面的包裝來動搖它，就好像抽出刀劍去截斷水流一樣。而那場存在著許多疑點的街頭暴力事件，把它稱作是正義的伸張，倒不如把它說成是時代裂痕的一種野蠻註解——理性的討論沒有了，拳腳就變成了最後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