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吳石將軍在台灣犧牲，周總理聽聞消息大驚：一定要查清原委

1950年6月10日，台北馬場町。

槍聲響了，倒下的人里，有一個叫吳石，穿著國民黨中將的軍服，官至「國防部參謀次長」。

這消息兜兜轉轉傳回北京，進了中南海。

周恩來聽完報告，一反常態，猛地一拍桌子，臉色鐵青，話不多，就一句：「必須搞清楚，吳石同志是怎麼犧牲的！」

能讓總理這麼失態的，不是自己人，是個對面陣營里的高級將官。

這事兒，得從頭說。

吳石這個人，腦子是頂級的。

他不是黃埔軍校出來的，那是蔣介石的嫡系圈子，可他在國民黨軍界照樣混得風生水起，靠的全是硬本事。

1894年生在福建，家裡是讀書經商的，底子不錯。

十七八歲的時候，辛亥革命打響，他書也不念了，跑去參軍。

進了保定陸軍軍官學院，跟後來桂系的大佬白崇禧一個班。

白崇禧夠厲害了吧，可考試回回被吳石壓一頭，吳石次次都是第一，人送外號「保定狀元」。

後來去日本陸軍大學留學，更是學成了個全才，什麼文的武的、好幾國的外語，樣樣精通，被人叫「十二能人」。

這樣的人，按理說應該在前線帶兵打仗，可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搞軍事理論，在陸軍大學教書。

他肚子里有貨，講課也明白，軍中的學生一大把。

但他自己心裡憋著一股勁，想的是上戰場。

抗日戰爭一打起來，他總算逮著機會了，一頭扎了進去。

也正是在抗戰那會兒，國共合作，他的想法開始變了。

他負責搞戰地情報訓練，還正兒八經地請過周恩來、葉劍英這些共產黨的高級將領，去給他的學員講游擊戰。

這一來二去，接觸多了，吳石就看出了不一樣的地方。

共產黨這邊的人，一個個精神頭十足，講起抗日來兩眼放光，是真的要把日本人趕出去。

再回頭看自己這邊，派系林立，互相拆台，嘴上喊著抗戰，背地裡想的都是怎麼保存實力，撈好處。

這種對比太鮮明了，讓他心裡很不舒服。

到了1940年桂南會戰，吳石指揮得不錯，白崇禧很賞識他，提拔他當了第四戰區的中將參謀長。

官是越做越大了，可他心裡的疙瘩也越來越大。

他覺得自己效忠的這個政府，從根子上就有點問題了。

晚上沒事的時候，別人可能在打牌喝酒，他卻關起門來，偷偷看毛澤東寫的《論持久戰》。

那本書，他翻來覆去地看，越看心裡越亮堂。

他頭一次覺得，能救這個國家的，可能不是南京政府，而是延安窯洞里的那群人。

這個念頭一旦冒出來，就再也壓不下去了。

抗戰打贏了，可老百姓的日子沒好過，反而更糟了。

國民黨派到各地去「接收」的那些大員，跟土匪沒兩樣，把工廠、房子、物資全當成自家的了，搞得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吳石全看在眼裡，心裡跟明鏡似的，這個黨國，已經爛透了。

這時候，一個老朋友何遂找到了他。

倆人關起門來聊，聊時局，聊未來。

何遂看出了吳石的心思，就幫他牽了條線。

1947年春天，上海錦江飯店一個不起眼的房間里，吳石見到了中共華東局的負責人劉曉和張執一。

當時吳石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國防部的史政局局長。

這次見面，沒搞什麼複雜的儀式，也沒說什麼慷慨激昂的話。

吳石很平靜，話說得很實在：「我想為國家的和平民主出點力。」

就這麼一句話，他成了我黨在國民黨軍事核心裡級別最高的潛伏人員，代號「密使一號」。

從那天起，吳石就過上了兩種日子。

白天，他是國民黨高級將官，在國防部上班，接觸的都是最核心的軍事機密。

到了晚上，他悄悄地把這些機密整理出來，送到何遂兒子何康的家裡，再由地下黨轉出去。

他送出來的情報，分量太重了。

淮海戰役開打前，國民黨在徐州那邊集結了幾十萬大軍，具體怎麼部署的，哪個部隊在哪兒，工事修得怎麼樣，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清楚。

吳石利用自己的關係和聲望，給他另一個老朋友吳仲禧寫了封推薦信，讓吳仲禧以「視察」的名義，混進了徐州「剿總」司令部。

吳仲禧把黃百韜、邱清泉那些兵團的部署情況，死死記在腦子裡，然後帶了出來。

這份情報，成了我軍制定淮"中間突破"戰術的關鍵，一上來就打掉了最硬的黃百韜兵團，整個戰役的局面一下子就打開了。

後來打渡江戰役，就更懸了。

吳石直接搞到了一份《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圖》。

那圖上，不光是哪裡有多少兵、多少炮標得清清楚楚，他甚至用紅藍鉛筆在上面做了標記，哪些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戰鬥力強，哪些是雜牌軍，沒什麼鬥志。

我軍拿到這份圖，一看就明白了，繞開了防守最嚴密的江陰要塞，從兵力薄弱的蕪湖、安慶一帶插了過去，長江天險就這麼被撕開了一道大口子。

1949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準備往台灣跑。

這時候，吳石接到一紙調令，讓他去台灣，擔任「國防部參謀次長」。

這個官職，能直接接觸到台灣防務的最高機密。

可這一去，就是龍潭虎穴，九死一生。

吳仲禧勸他別去了，大陸馬上就解放了，留下來就是功臣，何必再去冒險。

吳石態度很堅決，他說：「我覺悟太晚，為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現在還有機會，個人安危算不了什麼。」

他心裡清楚，解放台灣是最後一戰，那裡的軍事情報，能讓我們的戰士少流很多血。

為了不讓對面懷疑，他做了一個很痛苦的決定。

把大兒子和大女兒留在大陸，只帶著妻子和兩個小一點的孩子去了台灣。

這一走，跟家裡人就等於永別了。

到了台灣，他很快就把《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這類要命的情報搞到了手。

不久，我黨派了女交通員朱楓秘密潛入台灣，跟他接頭。

就在他們緊張工作的時候，出事了。

1950年初，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沒扛住，叛變了。

他把我黨在台灣的地下組織幾乎一鍋端，供出了四百多人。

一張大網，就這麼撒向了吳石。

3月初的一個晚上，保密局的特務包圍了吳石的家。

在審訊室里，特務頭子葉翔之親自上陣，用盡了各種酷刑。

吳石被打得一隻眼睛都瞎了，可他從頭到尾，一個字都沒吐。

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就在一本畫冊的背面，給留在大陸的子女寫了封信，信里沒提什麼大事，說的都是家常話：「我這輩子沒攢下什麼錢，生活也簡單」「你們要記住咱們家清廉儉樸的家風」。

1973年，吳石犧牲整整23年後，經過周恩來的多次過問，中央最終批准，追認他為革命烈士。

在他犧牲前寫下的絕筆詩里，有這麼兩句：「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

他的妻子王碧奎和兩個孩子留在了台灣，一直被監視，生活困苦。

幾十年後，他的骨灰才由子女輾轉帶回大陸，安葬在北京。

參考資料：

何康口述，載於《炎黃春秋》2010年第2期，《憶父親何遂與吳石、陳佈雷的交往》。

劉曉，《「密使一號」吳石》，載於《黨史博覽》2004年第10期。

徐宗懋，《1950仲夏的馬場町：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的最後身影》，台灣《傳記文學》2001年第78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