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長春城頭陰雲密布,十萬守軍身陷重圍。城外,解放軍鐵桶合圍,步步緊逼;城內,糧盡-援絕,人心惶惶。
坐鎮指揮的,是國民黨東北「剿總」副司令長官兼第一兵團司令官鄭洞國。這位久經沙場的抗日名將,此刻卻深陷一場由最高統帥親手布下的困局泥潭。
蔣介石的四道指令,如同四記昏招,非但未能解圍,反而加速了長春的崩潰,甚至留下了一則令國防部高官們哄堂大笑的荒誕軼事——飛機吊人!
這究竟是怎樣一段令人啼笑皆非又沉重無比的歷史?
一、亂命初現:不顧天時強令「打出來」
1948年初的東北戰場,國民黨軍已是強弩之末。繼杜聿明、陳誠之後,衛立煌臨危受命出任東北「剿總」司令,鄭洞國仍任副手,是東北國軍高層中唯一對全局保持連續性觀察的關鍵人物。面對解放軍的強大壓力,蔣介石一度考慮放棄瀋陽、長春等大城市,將部隊收縮至錦州乃至撤入關內。這從戰略上講,不失為保存實力的無奈之舉。
衛立煌堅決反對倉促撤退,認為條件不成熟。1948年2月23日,他派遣鄭洞國飛赴南京牯嶺面見蔣介石,陳述不宜立即撤退的理由。鄭洞國以他一貫務實的風格,向蔣介石彙報了東北的嚴峻形勢,特別指出:「目前東北正在解凍,道路翻漿,大兵團的輜重行李很多,行動不便。」這是基於東北特殊氣候(春季解凍導致道路泥濘不堪)和龐大部隊實際情況的客觀分析。
然而,蔣介石的回答卻充滿了脫離實際的空想和莫名的類比。他大聲斥責道:「只有趕快打出來才是上策,況且錦州方面可以策應你們。回去告訴衛總司令,還是想辦法向錦州打出來吧。」當鄭洞國再次強調道路困難時,蔣介石竟以二十多年前的北伐舊事作比:「北伐時,樊鍾秀帶幾千人,由廣東穿過幾省到河南,你們連樊鍾秀都不如嗎?」至於錦州如何策應、具體撤退路線如何規劃等關鍵問題,則一概不提。
鄭洞國無功而返。這道不顧天時地利、強令大兵團在泥濘中「打出來」的亂命,不僅暴露了蔣介石指揮的隨意性,也為後續長春的困局埋下了伏筆。
二、再出昏招:強釘「死棋」於絕地
鄭洞國返回東北後,局勢進一步惡化。兵力捉襟見肘的衛立煌,決定放棄吉林(永吉),將守軍撤回長春,並希望鄭洞國能親自坐鎮長春指揮撤退並固守。鄭洞國對此安排深感憂慮,他清醒地認識到:長春孤懸於瀋陽以北近千里,距離後方過於遙遠,一旦被圍,補給斷絕,根本無法長期堅守。他極力主張將新七軍和六十軍這兩個主力軍全部撤回瀋陽,集中兵力,確保瀋陽這個東北核心樞紐的安全。他甚至以身體有恙為由,婉拒此任,建議由范漢傑接替。
衛立煌則以長春事態緊急、只有鄭洞國能調和梁華盛(時任吉林省主席)與滇軍將領曾澤生(六十軍軍長)的矛盾為由,力勸其留下。兩人反覆商討東北全局,據鄭洞國回憶,衛立煌本也懂軍事,若鄭洞國再堅持,或許能改變放棄長春的決定,至少將部隊撤至瀋陽附近。
就在這關鍵時刻,蔣介石的又一道亂命從天而降,徹底斷送了長春守軍唯一的生機。蔣介石電令指示:「長春是東北第一大城市(偽滿時期更是號稱亞洲第一大),若放棄長春,在國際上影響不好。長春有堅固的工事,防守完全有條件。若是放棄了,以後想奪回來可難了。」他直接明令鄭洞國出任第一兵團司令官,坐鎮長春!
這道命令,完全推翻了蔣介石自己之前考慮撤出東北的想法,也置鄭洞國和衛立煌基於現實的判斷於不顧。所謂「國際影響」和「堅固工事」在孤懸敵後、補給線斷絕的現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鄭洞國萬般無奈,只得硬著頭皮接下了這盤註定無解的「死棋」。他後來痛心地回憶,長春本是一塊尚有退路的「活棋」,蔣介石的瞎指揮,硬生生將其變成了坐以待斃的「死棋」。最高統帥的朝令夕改與戰略短視,在此刻顯露無遺。
三、火上澆油:空運特權引發混亂與腐敗
長春被解放軍重重包圍後,鄭洞國曾組織過堅決的突圍行動,但在東野頑強的阻擊下均告失敗。隨著包圍圈日益緊縮,城中糧食物資極度匱乏,人心浮動。此時,穩定軍心民心是當務之急。
然而,蔣介石的第三條「妙計」卻適得其反,在困境中製造了更大的混亂與不公。他下令空軍在向長春空運物資補給時,「可以相機運出部分眷屬,俾使大小官員稍能安心」。初衷或許是安撫軍心,但蔣介石嚴重高估了手下官員的操守,低估了人性在絕境中的陰暗面。
命令一下,駐紮長春的空軍部門立刻鑽了空子。空軍家屬利用空運返程的飛機,大包小包地「優先」撤離。其他軍政人員的家屬則只能望「機」興嘆。這種赤裸裸的特權和不公,瞬間引爆了全城的不滿情緒,各界紛紛指責空軍「開後門」。鄭洞國怒不可遏,質問空軍負責人。對方卻因系統不同而有恃無恐,聲稱這是「南京方面的允可,空軍自運空軍的人,不關鄭長官什麼事」。鄭洞國發電報向南京核實,果然是蔣介石親自下達的指令,他也只能徒呼奈何。
更惡劣的後果接踵而至。一些權貴和富商嗅到了「生機」,開始大肆賄賂空軍官員,將家屬甚至自己偷偷塞上飛機逃離。這徹底踐踏了「同舟共濟」的底線,嚴重打擊了普通官兵和市民的士氣,城中怨聲載道。同時,巨大的災難財機會也出現了。隨著圍城日久,長春糧價飛漲,法幣、金圓券迅速貶值如同廢紙。鄭洞國被迫發行地方銀券維持流通,並請求蔣介石空運一萬兩黃金作為準備金,遭蔣拒絕。
掌握糧食的軍政官員(尤其是存糧相對充足的新七軍部分軍官)和投機分子,則發現了生財之道。他們利用手中糧食,以長春城內瘋狂貶值的舊貨幣(法幣等)換取市民手中尚存的金銀細軟或貴重物品,然後通過空軍的關係,將這些在長春已是「廢紙」但外地尚有殘值的舊幣運往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兌換成黃金或硬通貨。這一進一出,暴利驚人,長春普通市民的財富被洗劫一空。蔣介石的一道旨在「安撫」的命令,非但未能穩定人心,反而加劇了城內的腐敗、不公和經濟崩潰,徹底瓦解了守軍的鬥志和凝聚力。
四、荒誕終章:「飛機吊人」成國防部笑柄
時間推移到1948年秋,長春已成人間地獄,守軍因長期缺乏營養(後期主要靠吃豆餅維持),普遍浮腫,連走路都困難,更遑論戰鬥。蔣介石對這支深陷重圍的精銳部隊憂心如焚,甚至一度想親飛長春上空視察,被衛立煌等人拚命勸阻。
為「解救」愛將和部隊,蔣介石苦思冥想,終於又「計上心來」。他先是親筆書寫手令,讓空軍用紅布包裹空投進長春,嚴令鄭洞國再次組織突圍。鄭洞國心知肚明這已是天方夜譚,但為敷衍上命,只得當眾宣讀手令,象徵性地命令部隊「突圍」。結果可想而知,部隊剛出陣地不遠,在解放軍火力下就迅速潰退回城。
南京方面收到「執行手令」的報告,蔣介石竟信以為真,似乎看到了希望。他立即召見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提出了一個更加「天才」的設想:既然大部隊突圍無望,能否用飛機把長春城內的團以上軍官都救出來?哪怕部隊損失了,這些人也可以作為重建軍隊的「種子」。周至柔為難地回答:機場已被共軍佔領,無法降落,辦不到。
蔣介石退而求其次:那單救鄭洞國一個人總可以吧?周至柔仍表示飛機無法降落。情急之下,蔣介石竟異想天開地提出:「能不能從飛機上放下一條繩子,把鄭洞國吊上來?」
面對最高統帥如此荒誕不經的「營救方案」,周至柔雖心中愕然,卻不敢再直接反駁,只得唯唯諾諾地應承下來。後來蔣介石大概也覺不妥或忙於其他戰事,未再追問,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這則「妙計」卻在國民黨高層內部悄然流傳。
據可靠史料(如親歷者的回憶錄)記載,不久後在南京國防部的一次高層會議上,討論緊張的淮海戰局時,周至柔或許是覺得壓抑,也或許是實在覺得荒謬可笑,忍不住將這段「飛機吊鄭洞國」的插曲當作軼事講了出來。在座的白崇禧的參謀覃戈鳴聽後,忍俊不禁地反問:「飛機飛那麼快,一拖不就把他鄭洞國拖死了?」周至柔也苦笑著搖頭嘆息:「鄭洞國知道是要被拖死,他能讓繩子綁他嗎?」此言一出,原本氣氛凝重的會場頓時爆發出一陣難以抑制的哄堂大笑。蔣介石這異想天開的「餿主意」,竟成了高級將領們在生死存亡關頭的一則苦澀笑料。
最高統帥的指揮若定、運籌帷幄形象,在此刻蕩然無存。關注細節、喜好微操,若在中下層或許算優點,但在決定數十萬大軍生死的戰略層面,蔣介石的脫離實際、朝令夕改和荒誕決策,不僅葬送了長春十萬守軍的生路,也讓他本人在部屬心中威信掃地,淪為笑柄。這哄堂大笑的背後,是國民黨軍事指揮體系深刻的危機與絕望。
尾聲:棄暗投明的抉擇
「飛機吊人」的鬧劇,是壓垮鄭洞國對蔣介石政權信心的最後一根稻草。面對如此統帥和如此亂命,鄭洞國徹底心灰意冷。1948年10月18日,蔣介石發來最後一電,聲稱將派空軍進行「最後的轟炸」以助突圍。鄭洞國這次沒有沉默,他直接複電明確反對:「城中已堅持到最後時刻,轟炸已無意義,徒然給老百姓增加傷亡。」
翌日,1948年10月19日,在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部起義之後,鄭洞國最終順應大勢,率余部放下武器,走向新生。他拒絕無謂的轟炸傷害百姓的電文,成為了他在舊陣營軍旅生涯中一個頗具人性光輝的註腳。長春圍城戰,以蔣介石四條亂命始,以守軍投誠、城市和平解放終。這段歷史,深刻揭示了脫離實際的瞎指揮如何一步步將精銳之師推入絕境,而最高決策者的荒誕,最終只能在部屬的鬨笑聲中黯然收場。鄭洞國的回憶,為我們留下了這段戰略失誤與人性掙扎交織的珍貴歷史切片。
【參考資料】:
《鄭洞國回憶錄》(鄭洞國著,團結出版社)
《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鄭洞國著,東方出版社)
《遼瀋戰役親歷記(原國民黨將領的回憶)》(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
《蔣介石日記揭秘》(張秀章編著,團結出版社)
《東北解放戰爭紀實》(劉統著,人民出版社)
《國民黨高級將領列傳》(王成斌主編,解放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