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私底下的關係怎麼樣,他的家人們是不知道的。
而對於劉亞樓將軍拿來的這兩瓶酒,熊伯濤笑著解釋:
他這是道歉。
劉亞樓要給熊伯濤道歉,說的到底是什麼事呢?
熊伯濤的革命人生道路,也是在磕磕絆絆中走過來的。
熊伯濤生於1904年,他是湖北黃陂人,在1926年的時候,熊伯濤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春天,湖北黃陂的田野間,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正在展開。
而熊伯濤在這片土地上嶄露頭角,當選為黃陂縣農民協會執行委員,並擔任駐東鄉辦事處主任。他與同伴們組織各村農民協會,推行減租減息,打擊土豪劣紳蔡當階的非法組織,為維護農民權益奔走。
但是,在1927年春夏之交,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黨人掀起了大規模的血腥鎮壓,這就導致了孫中山先生奠定的大革命失敗了。
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讓熊伯濤家鄉的黨組織分散隱蔽,熊伯濤與組織失去了聯繫。
但面對困境,他並未停下腳步,而是憑藉一則消息邁出了新的一步,熊伯濤一位高小同學在馮玉祥於鄭州開辦的軍官學校擔任副校長,熊伯濤聞訊後於1927年11月進入該校,成為一名學兵。
進入部隊後,熊伯濤憑藉高大的身材和過人的體力,他很快被連長任命為班長,在這裡,他不僅接受了軍事訓練,還意外與中共地下黨員王超相識,經過考察,他於1928年下半年開始在馮玉祥部隊中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這段經歷對於熊伯濤而言也是非常特別的,他因此奠定了軍事生涯的道路。
1930年中原大戰後,馮玉祥的西北軍第二方面軍第五路軍投奔蔣介石,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6路軍,1931年1月,蔣介石命令這支部隊開赴江西,參與對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的第二次「圍剿」。
但是,第26路軍內部對與紅軍作戰並無熱情,在濟寧地區遲遲不願動身,蔣介石再三催促後,部隊才於3月底分批抵達江西樂安、宜黃一帶,熊伯濤此時已升任排長,他雖然是國民黨的不對,可是心中所想的革命,一直都是無產階級革命。
所以他不僅沒有跟紅軍作戰的想法,並在部隊中配合其他共產主義者開展兵運工作,試圖因勢利導,動搖這些反動派的軍心。
事實上,隨著第三次「圍剿」失敗,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後民族情緒的高漲,第26路軍內部的反蔣情緒愈發強烈,1931年12月14日,在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下,第26路軍1.7萬餘人在共產主義者趙博生及愛國將領董振堂、季振同的領導下,於江西寧都發動起義,史稱「寧都暴動」。
熊伯濤,當時擔任著2團3營9連副連長,積极參与了這場行動,起義部隊隨後通電全國,宣布反蔣抗日,隨後改編為紅一方面軍第五軍團。
熊伯濤在此後歷任紅五軍團司令部作戰科長、團長,以及紅一軍團師參謀長,參與了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作戰。
但也是在1933年的時候,熊柏濤擔任紅二師的參謀長,他與師長劉亞樓,產生了一些誤會。
熊伯濤曾經是馮玉祥的西北軍部隊,雖然熊伯濤加入我黨的時間早於加入西北軍部隊的時間,但馮玉祥怎麼說都是反動軍閥,但馮玉祥這個人有個優點,他對於那些出身普通的人非常看重,在部隊裡面,馮玉祥對於富家子弟或者是普通人出身的士兵,確實是一視同仁。
熊伯濤在跟戰友談到馮玉祥的時候,對馮玉祥做出的客觀的評價,但這種言論被人認為,是熊伯濤在宣傳馮玉祥有多好。
隨後,劉亞樓就開會批評了熊伯濤,這一次批評鬧得非常嚴重,熊伯濤一度被開除黨籍。
隨後也被安排進了教導營工作。
直到紅軍到了哈達鋪之後,中央開會才撤銷掉了對熊伯濤的錯誤批評,劉亞樓也知道自己錯誤地批評了熊伯濤,一直想找機會道歉,但都沒有辦法。
但熊伯濤不管遭受到了怎樣的錯誤批評,他對於革命的心始終沒有改變,也把自己的個人榮辱放在身後。
1935年的3月初,中央紅軍部隊抵達貴州遵義。
此時,紅軍正面臨國民黨軍與地方武裝的層層圍堵,形勢異常嚴峻,3月14日,紅軍前敵司令部發出絕密電報,決定次日向盤踞魯班場的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部發起進攻。
魯班場位於貴州仁懷西南40里,是通往茅台渡口的要道,而茅台渡口則是紅軍三渡赤水的關鍵節點,魯班場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周渾元在此修築了堅固的工事,並計劃待援軍抵達後內外夾擊紅軍。
紅軍若貿然渡河,可能陷入背水一戰的絕境。
若繞道攻擊側面的打鼓新場,又有腹背受敵之虞,面對這一困局,毛澤東決定出其不意,以攻為守,集中力量突襲魯班場。
熊伯濤所在的教導營被派往仁懷及茅台兩條大路執行警戒任務,確保主力部隊的側翼安全,戰鬥異常激烈,但紅軍的戰術布置發揮了作用,經過一番激戰,紅軍成功攻克魯班場,為後續佔領茅台鎮掃清了障礙。
這場勝利為三渡赤水的順利實施創造了條件。
攻下魯班場後,紅軍趁勢推進,熊伯濤所在的教導營奉命指揮紅2師偵察連搶佔茅台鎮,搜集渡河所需的船隻與器材,並協助工兵架橋,以保障主力部隊三渡赤水。
偵察連與教導營密切配合,一舉佔領茅台鎮,戰鬥中幾乎未有傷亡,更為意外的是,部隊在鎮上繳獲了數十瓶茅台酒。
熊伯濤將軍後來回憶,部隊駐紮在當地頗具規模的酒坊「義成老燒房」,這座西式建築內擺放著巨大的水缸,每隻缸可裝20擔水,而缸中盛滿了茅台酒,酒香瀰漫四周。
而酒坊的主人,是一名當地土豪劣紳,得知紅軍到來後早已逃離,紅軍沒收了他的財物、糧食和酒,除留下一部分供部隊使用外,其餘分給了當地群眾。
對於紅軍將士而言,茅台酒的出現無疑是一份意外的饋贈,熊伯濤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的學員和戰士取得了圓滿的勝利,在該地的群眾慰問中,個個興高采烈,見面就說:『喂!同志,吃茅台酒啊!』」
而熊伯濤自己也毫不掩飾對茅台酒的喜愛,一位戰士遞給他一瓶後,他立即開懷暢飲,會喝酒的戰士們盡興品嘗,不會喝的則將酒裝入壺中,用於行軍時搓腳活血或舒緩筋骨。
軍事教員黃春庭還曾調侃熊伯濤:
「老熊,這回夠不夠你過癮?今天真是你的世界了!」
熊伯濤在回憶中坦言,喝了幾次後,甚至忍不住跑到大缸旁又看了兩次,也是因為這一次的戰鬥經歷,茅台酒成為了熊伯濤將軍人生記憶中最重要的佳釀。
茅台鎮的短暫駐紮,次日出發時,熊伯濤用衣服包了三瓶茅台酒隨身攜帶,行軍途中不時小酌幾口。
貴州多雨,部隊急行軍時,天空突降大雨,山路泥濘不堪,一些戰士在上山下嶺時不慎摔倒。
熊伯濤見狀安慰道:
「同志,不要緊,紮營後可用茅台酒來搓腳板或泡腳!」
長征的艱苦眾所周知,草地、雪山、飢餓、疾病無不考驗著每一個人的意志,戰士們用茅台酒驅寒取暖,甚至以此緩解行軍的疲憊,這無疑為他們注入了一絲繼續前行的力量。
熊伯濤在《茅台酒》一文中寫道:
「很不甘心,睡幾分鐘又起來喝了兩口。」
1935年10月,紅軍到達陝北,結束了長征的艱難跋涉,次年8月5日,毛澤東與總政治部負責人楊尚昆聯名發出電報,徵集長征親歷者的回憶錄,以出版《長征記》。
熊伯濤得知消息後,根據自己在茅台鎮的經歷,撰寫了《茅台酒》一文。
而這篇文章於1937年在中共於法國巴黎主辦的《救國時報》刊發,並被收入1937年的《二萬五千里》書稿,後經修訂,於1942年以《紅軍長征記》為名正式出版。
在這篇文章中,熊伯濤不僅記錄了魯班場戰役與茅台鎮佔領的經過,還生動描述了茅台酒帶給戰士們的歡樂。
他寫道:
「部隊在茅台鎮的勝利與群眾的慰問交織在一起,酒香與笑聲相伴,構成了一幅獨特的畫面」。
值得一提的是,熊伯濤的這份文字流傳海外,在巴黎的華人圈中引發共鳴,也讓茅台酒與紅軍的革命歷程產生了更深的聯結。
不過關於茅台酒的事情都是後話了,在1935年8月時,紅一軍團進入茫茫草地,天氣驟冷,物資匱乏。
夜晚,幹部們將簡易帳篷讓給了戰士,熊伯濤與黃春庭、劉少卿共用一床毛毯取暖,他身材高大,睡在中間支撐毛毯,與兩位戰友抱團入睡,黎明時分,同志們發現他們已被凍僵,急忙在周圍燃起幾堆火取暖。
三人蘇醒後,對周圍的情景感到詫異,全然不知自己曾在生死邊緣徘徊。
戰友們見他們無恙,親切地稱他們為「草地三劍客」。
熊伯濤將軍的為人就是如此的親切,也是因為他這一種精神,讓他在部隊中收穫了許許多多的終身戰友,熊伯濤與他們都是生死之交。
所以,對於熊伯濤的為人,劉亞樓是相信的,在1955年授勛之後,劉亞樓總覺得是自己當年的錯誤行為影響了熊伯濤的軍事生涯,這才送了兩瓶茅台酒給熊伯濤。
雖然熊伯濤已經不在意這些事情了,但對於劉亞樓的心意,熊伯濤還是接受的。
劉亞樓也知道,茅台酒對於熊伯濤而言不僅僅是酒,更是跟教導營將士們在一起的時候,那種令人難忘的回憶,越喝越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