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淮海地區的城市都是落後貧窮的，基本上都各省最窮的了？

在中國東部沿海的璀璨經濟版圖上，淮海地區如同一塊暗淡的拼圖。這片涵蓋蘇北、皖北、豫東、魯西南等地的廣闊平原，曾是夏商文明的搖籃、唐宋經濟的中心，卻在近代淪為四省交界的「經濟窪地」。

2023年數據顯示，淮海經濟區20個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無一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徐州作為區域經濟「一哥」，GDP僅排全國第30位，而宿遷、亳州等城市人均收入更不足3萬元。

淮海地區的命運，始於一場人類與自然的博弈。1128年南宋將領杜充為阻金兵掘開黃河大堤，導致黃河奪淮入海，徹底改變了這片土地的生態基因。泥沙淤塞讓淮河失去獨立入海口，形成「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惡性循環。

明清時期，為保證京杭運河漕運暢通，淮北被劃為泄洪區，僅明萬曆年間就有23次大規模洪災記錄，每次水患導致「田廬盡沒，餓殍載道」。這種生態災難摧毀的不僅是農田水利系統，更瓦解了社會再生產能力。清代淮北鹽商年利潤可達千萬兩白銀，但因河道淤塞，運輸成本飆升，最終讓位於海鹽。

戰爭則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從楚漢爭霸到宋金對峙，從捻軍起義到抗日戰爭，這片「四戰之地」歷經大小戰役數百次。北宋靖康之變後，開封人口從百萬銳減至不足十萬；明末清初徐州「城郭丘墟，百里無雞鳴」。頻繁戰亂導致人口持續外流，僅1853-1868年捻軍活動期間，皖北就流失40%人口，精英階層的逃離使地方失去發展內生動力。

自元代設立行省制以來，這片文化同源、地理相連的區域被切割給四省管轄，形成「邊緣中的邊緣」：徐州到南京、鄭州、濟南的距離均在300公里以上，卻都不在任一省會輻射圈內。各省政策資源向核心城市傾斜，導致淮海地區長期處於投資盲區。江蘇財政轉移支付中蘇北佔比不足20%，山東對魯西南基建投資僅為膠東半島的1/3。

這種制度性歧視在產業布局中尤為明顯。20世紀90年代，當長三角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時，淮海地區卻被定位為「糧倉」和「能源基地」。2023年，該區域第二產業佔比仍高達45%，其中煤炭、化工等傳統產業占工業總產值60%以上。

這種「去工業化」策略使區域錯失發展機遇，當環保政策收緊時，又因產業路徑依賴陷入轉型困境——徐州曾因煤礦繁榮躋身全國工業30強，但資源枯竭後GDP排名十年下滑12位。

在豫東、皖北等地，人情消費已成「不可承受之重」：一個普通家庭年均走親訪友30餘次，禮品開支超1.5萬元；婚喪嫁娶外，升學宴、喬遷宴等名目衍生出「月月隨禮」的怪象，部分地區禮金支出占家庭收入40%以上。

利用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實施「淮河生態走廊」計劃，通過建設海綿城市、濕地公園提升防洪能力。借鑒荷蘭「三角洲工程」經驗，在沂沭泗流域構建智能水網管理系統。同時推動隴海高鐵複線、淮河入海水道二級航道建設，將徐州打造為「淮海版鄭州」，重塑交通樞紐地位。

設立「淮海省」已討論百餘年，當前可先行試點「淮海特別合作區」，賦予其省級經濟管理許可權。建立跨省稅收分享機制，如徐州-棗莊產業園稅收按6:4分配。複製深汕特別合作區模式，由中央財政設立1000億元淮海振興基金，重點支持新能源、現代農業等產業。

推廣「禮俗改革」試點，如商丘推出「紅白事服務標準」，規定宴席不超過10桌、禮金不超200元。實施「新淮商培育計劃」，對返鄉創業者給予3年免稅政策。更重要的是打破教育困局。建議將中國礦業大學、江蘇師範大學等整合為「淮海聯合大學」，聚焦人工智慧、現代農業等學科，每年為本地培養2萬名技術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