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遠行未敢忘家國

作者｜熊景明 1943年出生於雲南昆明，1988—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工作，其間參與多項中國農村扶貧項目，並編撰數本中國研究論文集，2007年之後主持該中心「民間歷史檔案庫」項目，從事民間歷史寫作、推廣、資料收集。著有《家在雲之南》。

三舅蘇爾敬（1923—2012）回昆明要辦的一件要緊事，是將當初雲南父老資助他赴美留學的費用還給政府。他到雲南省外事辦去交涉，對方說無法接受。後來他將這筆錢購買了一批英文書籍，贈送給昆明工學院。之後，三舅幾次自費回國講學，以此償還他心中的「債務」。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雙方軍力懸殊。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訓練都不能與侵略軍同日而語，加之當時中央政府尚未擁有調配地方力量的絕對權威。全國民眾鬥志高昂，但戰事不利，中國軍隊節節敗退，一座座城池失守。1941 年乃抗戰最艱難的時期，民族陷於深重災難之中，處於大後方的昆明不能倖免，日本飛機幾乎每天闖入高原的萬里晴空投彈轟炸，市民惶恐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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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的故事: 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熊景明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就在這一年8月，為雲南的未來籌謀，省政府和西南聯大合力開展了一次空前高規格的人才選拔與培訓。全省二十歲以下的高中畢業生都有資格報名，入選後到昆明接受兩年培訓，派往美國留學。雲南省經濟委員會主任繆雲台先生出任留美學生委員會主席，西南聯大負責學生遴選和日後兩年的教學。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任考試委員會主任，教務長潘光旦任副主任，雲大校長熊慶來擔任監試委員。命題及改卷的教授名單顯赫，包括聞一多、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等人，梅貽琦、潘光旦、繆雲台則直接擔任英語會話的考官。

提出這一主張的繆雲台先生本人曾為雲南省有史以來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學生，1894年在昆明出生，1907年考入為政府選拔留學人才的公立外國語學校—雲南方言學堂。很有趣，那時國人將英語、日語都視為方言。二十一歲的繆雲台和其他五名年輕人去到美國，1919年學成歸來，開始他的傳奇人生。時機與才幹令他成為啟動雲南經濟、金融現代化的推手。1934年，他向政府建議成立雲南省經濟委員會，統籌資源調配，制定發展規劃，協調公營及私營經濟，成績斐然。1941年，戰火正熾，財政困難，這位遠見卓識之士則提出對未來投資的方案，遣派公費留學生赴美。

當時教育部規定，公派出國留學生大學畢業後必須工作兩年以上，繆公則認為雲南教育落後，大學畢業生寡，且貧寒人家子弟進不了大學，決定選送高中畢業生。各市、縣青年在地方初選合格者，彙集昆明參加筆試及面試。1942 年5月11日、12日的筆試，曾三次被空襲警報打斷。8月8日，省政府主席龍雲親自主持面試，從筆試合格者六十人中，選出四十五人。其中考第二名的一位十九歲的昆明人，是我的三舅蘇爾敬。四十年前考取雲南公費留日的外公寫道：「父子出洋前後行，遠遊日美有同情，五經魁首爭先佔，第二名同第一名。前年冬雪始招生，去歲秋霜試完成。待到今秋方受訓，不知明夏可成行。」

1943年元旦開學，由西南聯大的名教授擔任各科導師，朱自清、游國恩教國文，楊石先、邱宗岳教化學，李紀桐教生物，潘光旦教民族學……總之，教師隊伍無疑是中國學術名人錄。看到這份名單，不難理解為何三舅後來對美國大學的一些教授頗為失望。

這四十五個年輕人實在令人羨慕。上課之外，西南聯大為他們安排講座，兩年中舉辦的五十三次名家大講堂大概是迄今為止最高水準的講座，梅貽琦講「科學發展與中國文化」，蔣夢麟講「中國文化對西洋文化應取之態度」，賀麟講「美國人民精神與哲學」，羅常培講「近百年來中國民族自救及演進」，楊振聲講「中國詩與中國畫的關係及特點」，戴文賽演講「西方音樂」，王德榮講「航空工程之趨勢及發展」，陳岱孫講「經濟統治與政治」。預備班的諸多導師均留學歸來，特意設計了有助克服文化差異的節目，組織暑期夏令營，舉辦體育、音樂、騎射、辯論等活動。

地處昆明的中國學術重鎮西南聯大，為留美預備班提供了前所未見的教育資源；基礎知識與獨立思考能力並重的聯大教育宗旨，得以貫穿在培訓班的課程設計和教學之中。如此的預科培訓，在中國教育史上也是曇花一現。

抗日烽火遍地，哀鴻遍野、民情沸騰的歲月，校園不可能平靜。令人敬仰的教授們對侵略者的義憤、對民族的關懷，都深深感染著這群學生。這些被命運眷顧的年輕人，同樣被「十萬青年十萬兵」的口號激勵，上不了戰場，卻背負著為國為家的使命。兩年多以來，勤奮苦學的最大動力是抗日救亡，它也成為伴隨三舅一生的情結。

1945年，三十九位同學考試合格，從留美預備班畢業，三舅考第一名。這回不輸給當年報考公費留日成績第一名的外公了，在家中傳為美談。外公詩云：「考場屢試列前名，有志人終成此行。修養身心期記所，報稱家國待登程。乘風破浪海天闊，利用資生學術明。莫入寶山空往返，光陰虛度誤生平。」

那個年代，出國留學不過是暫別親友數載，如外公所言，入寶山取經。即便自費留學，也幾乎沒人想過由此轉變身份，移居他國。三舅1948年從伊利諾伊州立大學化學系畢業，獲得銅牌獎，是首位在該校獲畢業獎的華人。1949年6月，當年雲南留美預備班的同學大多數都返回祖國，三舅剛剛考入麻省理工學院碩士班，決定先留在美國，完成學業後再回到他日夜思念的親人身邊。無路費回國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團聚，唯有盼望幾年後取得學位返回故鄉。這一蹉跎便二十四年。

1950年10月，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在全國展開，美帝國主義成為中國的頭號敵人。私人寫往敵國的書信，得受審查、受限制，三舅與家人的聯絡一度中斷。兩年後收到他報平安的信件和照片時，外公已經去世，外婆一遍又一遍地看。從此，對昆明的家人而言，三舅遠在天邊。

三舅1950年從麻省理工碩士班畢業，進入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博士班，同時在實驗室工作。據說因為他對導師的種族主義忍無可忍，憤而放棄學業，離開學校，先後到芝加哥、匹茲堡、紐約等地工作，1967 年開始在底特律福特公司做汽車廢氣污染及控制研究，直到退休。

我的三位舅舅都一表人才，不明白為何最為英俊的三舅直到1961年三十八歲時才等到他的意中人。沒有白白等待，舅媽徐曼菁是一位來自台灣的兒科醫生，溫文爾雅。那些年三舅正在接濟大陸的眾位親戚，三舅媽能夠接受並賞識他，可見其善良與大度。

十六年前在留美預備班畢業禮上致辭的繆雲台先生為新人主持婚禮。費心儘力為雲南培養人才、促成這三十九名雲南青年赴美留學的繆雲台先生沒有料到，他自己在1950年也攜家人寓居美國，和當年留美預備班的學術負責人、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在紐約住同一公寓。戰亂時期為國育才的往事，可堪回首？

1959年起，饑荒在農村蔓延，城市居民尚有糧食供應維持生存，但肉類和食用油稀缺。高中二年級時，我因為營養不良得了水腫病。不記得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定時收到三舅托他在香港的朋友寄來的包裹——豬油和奶油。三舅在中國內地的哥哥、姐妹及他的舅舅家，一共九個家庭，一連幾年受惠於這「救命」的包裹。三舅年終給親屬匯款，一直沒有間斷。他自己在美國僅僅是一名收入不高的工程師。

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鬆動。年底，中國政府首次允許在美華人回國探親，第一位回昆明的美籍華人便是三舅，攜三舅媽和七歲的女兒靄中同行。少小離家老大回，朝思暮想的雙親已故去多年。眾姐妹得到特許，從各地趕回昆明。三舅的昆明話講得比所有人都地道，住在「兩個世界」的親人久別重逢，並無隔膜，我覺得三舅就是我從來知道的那個三舅。三舅媽文質彬彬，總是面帶笑容，輕言細語；上小學二年級的靄中，在眾人喧鬧聲中，捧讀英文小說《魯濱遜漂流記》。在昆明人不加掩飾的熱情和高聲談笑的氛圍下，母女倆乃一道可愛的異國風景。 這是蘇家幾十年來最盛大的節日，歡聚一堂之外，「海外關係」對所有人不再是政治上的污點，是何等值得慶幸之事。曾因三舅寄來的罐頭被當成是發報機而背上間諜嫌疑的大姨媽，罪名一下子洗刷乾淨，從勞動農場歸來參加團聚。好似時光倒流，令人感受到塘子巷大家庭親切歡愉的氣氛。沒人提起二十八年來的慘痛往事，就當沒有發生過。

親戚輪流請三舅到家中吃飯，家家集中了當月肉票、豆腐票……各位姨媽製作拿手菜，回憶當初外公喜歡的菜式。大家有點失望，因為他們吃得實在太少，每道菜淺嘗輒止。看得出夫婦二人盡量不掃興，努力咽下不習慣的食物。時間和空間造成的文化差距，畢竟無法消失。和外公一樣，三舅不喝酒，他是基督教循道公會的教徒，連茶也不喝。

那時十一位兄弟姐妹都健在，在美國的七姨媽一家缺席，在台灣的大舅一家不能夠前來——中國大陸尚未對海峽對岸的同胞開放。三舅回來時，我母親已經卧病在床十八年，當年11月母親去世，姐弟終於能夠見一面，感謝上蒼。1945年三舅離開昆明後，全家大團圓只能在夢中。

三舅作為雲南省首位歸國省親嘉賓，受到官方隆重接待。政府做了安排，訪問工廠、醫院、農村，每到之處都會給人留下好印象。我陪同他去到近郊一個村莊，村委會地上鋪滿綠油油、散發清香的松針，這讓他回憶起小時候每逢過年家裡堂屋鋪上松針的情景，頗為感動。主人道，我們這裡很方便，松樹就在村邊山上，每天去摘來鋪在地上。

1973年，八個樣板戲是國人唯一可觀看的文藝節目，政府招待三舅看《智取威虎山》。我坐在小表妹旁邊，佩服她那麼禮貌地看這表演，只在鑼鼓聲太大聲時捂住耳朵。台上楊子榮解開大氅扣子，一手扯住衣襟，邁開馬步，擺出威武的姿態，兩個眼珠咕嚕咕嚕轉動。表妹輕聲問爸爸：「他急著要去廁所嗎？」幸好她只會講英語。這兩個情節是陪同三舅在昆明參加公家安排的節目時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

三舅回昆明要辦的一件要緊事，是將當初雲南父老資助他赴美留學的費用還給政府。他到雲南省外事辦去交涉，對方說無法接受。後來他將這筆錢購買了一批英文書籍，贈送給昆明工學院。之後，三舅幾次自費回國講學，以此償還他心中的「債務」。

外公外婆分別在1951年、1956年去世。儘管誰也不知道在台灣的大舅和在美國的三舅何時能夠回來，甚至不能肯定是否會有這一天，二舅還是堅持一定要等兩人回鄉，才將骨灰下葬。1981年大舅在台灣去世，1985年三舅回來將外公外婆的骨灰安葬。墳地在昆明西山，從公路邊上去要爬半小時陡坡。這天雨下個不停，山路泥濘，三舅慢慢往上爬，雙手捧著骨灰盒，不肯讓人接手。四十年前以為是暫別，歸來卻已陰陽相隔。

三舅畢生拒絕購買日本貨，但並沒有仇恨日本的情緒。我的大舅媽是日本人，三舅十分尊重這位大嫂。1950年代初大舅一家在台灣，生計艱難，三舅匯款幫忙支付表弟妹的學費。當時他在美國雖然收入有限，但美金兌台幣匯率高，無異雪中送炭。三舅多次去日本汽車公司訪問，非常佩服員工的素質。他不仇視今天的日本，「不忘抗戰」則是他不曾忘卻的使命。

三舅到福特任職後，加入了當地華人成立的「密歇根二戰在亞洲中國歷史協會」（Michigan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WII in Asia）。這個組織從屬於全球華人二戰歷史研究聯盟。三舅是協會的骨幹，退休後協會的工作幾乎成為他的全職工作，還有一位志同道合的至親——我的七姨父、住匹茲堡的退休工程師張文顯。我看到他們某年籌款的報告，詳細列出了捐款人的名字和數額。他們兩人的名字在最後一列，只註明捐款一萬美元以上。1992 年我去看望三舅時，他說目標是在美國建一座抗戰紀念館，需要籌集兩億美金。聽起來無法實現，但對三舅而言，是方向，也是信仰。

青少年時代從外公那裡獲得的身教言教成為三舅一生不變的信條，留美預備班兩年多，他有幸接受中國最優秀學者的教誨。到美國後成為基督教循道公會虔誠的信徒，其實很自然。教會的教義和他自小接受的長輩、良師的教誨別無兩樣：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和節制。這些美德眾人皆知，用一生去實踐者，我見過的只有三舅一人。

1992年我去密歇根大學訪問，三舅開車來接我去他家。他們在安娜堡買了房子不久，三舅剛退休，三舅媽仍是忙碌的兒童醫院院長。當年她生下女兒後，辭掉工作做全職主婦，七年後重新考取執業醫師執照，她的付出與天分均令人折服。他們家真可謂一塵不染，花園看來是舅媽的天地，她用碎石鋪小路、圍花壇，在菜園裡種了茄子、番茄。家中所有的擺設、壁上掛的畫，都可以用兩個字形容：思鄉。一幅徐悲鴻的駿馬圖，是大姨媽寄來的舊年掛曆。三舅帶我去他們住了三十年的老房子。那時賣房的複雜手續統統辦完了，這是最後一次去巡視。進得門來，頭頂上一架那麼熟悉的紫藤，令我找回塘子巷外婆家的感覺。三舅說他試了幾次，終於栽活了一棵紫藤。房子空了許久，地上堆滿紫藤落葉，三舅拿來兩把掃把，我們一下一下地掃，不說一句話，掃乾淨了地上的枯葉，卻掃不去千思萬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