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耆舊凋零盡—光緒十六年冬季的傳染病

本文摘自《東方早報》2013年3月17日第B03版 作者：姜鳴 原題為：一時耆舊凋零盡—光緒十六年冬季的傳染病。

　　光緒十六年，曾國荃、曾紀澤叔侄，湘軍水軍統帥彭玉麟、楊岳斌，河南巡撫倪文蔚、前山西巡撫衛榮光、前閩浙總督李鶴年等晚清重臣，到了歲尾，更有醇親王奕譞，均在這年作古……迄今為止，研究晚清歷史的學者，未見有人關注光緒十六年北京流行的這場瘟疫。

　　姜光緒十六年(1890)底，中國北方是一個暖冬。十月廿六日(12月7日)，節氣已入大雪，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

　　晴，尚暖。俗雲小雪封地，大雪封河，今大雪地猶未凍，午忽霧塞，陽氣不收之徵也。未晴風起，仍不甚寒。(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光緒十六年十月廿六日，中華書局版，第五冊，第2408頁)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申報》也報道說：

　　大雪以後，四野天低。一輪日黯，朔風不竟，饒有望雲思雪之意，而連朝欲雪不雪，似煙非煙，一片陰霾，瀰漫空際。且天時奇暖，不特河道未見冰凌，即溝壑之中，凍者半，未凍者亦半，非天道自南而北，即寒暑之愆期。氣候之不正也，或者恐釀冬瘟，不禁又切杞人之憂矣。(《丁沽霜信》，載《申報》，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二版)

　　冬瘟就是冬季傳染病。清代醫學術語與西醫用語完全不同，當時人記載的「大疫」、「時疫」、「癘疫」、「冬瘟」、「疫氣」，對應今天什麼疾病，往往醫史專家也難以解釋。一般理解，天花、霍亂、白喉、猩紅熱、瘧疾、傷寒，都可歸於瘟疫之中，而流行性感冒、腦膜炎、甲乙型肝炎，當年叫做什麼，就含混不清了。研究醫學史的學者余新忠認為，準確判斷歷史上發生的疫病為現代醫學所稱謂的何種疾病，無疑是件令研究者和讀者感到興奮的事情，然而這種判斷具有相當的危險性，有時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79-80頁)。

　　這年十月廿六日(12月7日)傍晚，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忽覺疲不支，飯後漱洗即枕，後胃氣鬱勃，起於腹中，上振囟門，下竄腰際，五夜不能合目，急起靜坐，始稍斂攝。終不得半晌眠也」。次日延醫視之，「投以疏散之品，不效」。李鴻章建議他服用金雞霜，張佩綸「自知病伏已久，而發之猛，非中醫所能治也。且疫氣方熾，停留長智，非速攻不可。午後肚熱，時作譫語，困甚」(張佩綸：《澗於日記》，光緒十六年十月廿六日—卅日，庚寅冊，第104-105頁)。幾天里，張佩綸連續服藥，至廿九日熱退病清，身體康復。

　　張佩綸患的是瘧疾嗎？有點像，因為他是服用了進口的抗瘧疾特效藥金雞納霜痊癒的。李鴻章相信西醫，他建議女婿服用金雞納霜並不令人意外。張佩綸在日記中寫道，他患病時，李鴻章「每日必陪醫兩次」。

　　金雞納霜是從原產於秘魯的茜草科植物金雞納樹樹皮研磨出來的粉末，經傳教士發現帶往歐洲併流傳世界各地。往前追溯兩個世紀，康熙三十二年(1693)，法國傳教士洪若翰(JeandeFontaney)即用金雞納霜治療了康熙帝的瘧疾，此葯遂在清朝成為專供皇室使用的寶物。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雪芹的祖父、江寧織造曹寅因患瘧疾無葯可治，仗著皇帝的寵信，他直接向康熙皇帝索要金雞納霜。蘇州織造李煦上奏云：「曹寅向臣言，我病時來時去，醫生用藥不能見效，必得主子聖葯救我。……若得賜葯，則尚可起死回生，實蒙天恩再造。」康熙帝看信後親筆硃批：「爾奏的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葯，恐遲延，所以賜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疾若未轉泄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金雞挐專治瘧疾，用二錢未酒調服，若輕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往後或一錢或八分，連吃兩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瘧疾，此藥用不得，須要認真，萬矚！萬矚！萬矚！萬矚！」(《蘇州織造李煦奏曹寅病重代請賜葯折》，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75年，第98-99頁)這是金雞納霜在中國流傳的早期逸事，從中也可看出康熙皇帝與曹家不同尋常的深厚關係。

　　金雞納是種奇特的植物，樹皮中含有奎寧、奎尼丁、辛可尼丁等多種生物鹼。奎寧是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從藥理學上講，它是喹啉類衍生物，能與瘧原蟲的DNA結合，形成複合物，抑制DNA的複製和RNA的轉錄，從而抑制原蟲的蛋白合成；另外，能降低瘧原蟲氧耗量，抑制瘧原蟲內的磷酸化酶而干擾其糖代謝。1820年，由法國化學家佩爾蒂埃(P.Pelletier)和卡芳杜(J.Caventou)首先製得純品。需要說明的是，無論康熙、曹寅，還是張佩綸，他們服用的金雞納霜，都還不是用現代醫學方法萃取的西藥，而只是西方傳統的植物類藥物。十九世紀，是傳統西藥向現代西藥轉變的年代，藥物的原料，大多還是從植物中提取，比如作為緩釋劑的顛茄、作為鎮痛劑的罌粟、作為興奮劑的洋地黃。純化學合成的藥物和抗生素，到二十世紀才大盛。但西藥即便從植物中提取，他們對病理和藥理的解釋，與中國醫學也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體系，且金雞納霜惟有外國進口，當時將其當作西藥，亦是天經地義之事。

　住在天津的張佩綸雖然痊癒，住在北京的工部尚書潘祖蔭卻在十月三十日(12月11日)突然病死。張佩綸記載：

　　聞都中疫氣亦盛，潘伯寅師病五日而卒。子授丈亦病亟也。(《澗於日記》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庚寅冊，第105頁)

　　幾年前，我在研究潘祖蔭與大克鼎專題時，就注意到潘祖蔭是得急症死的。查其年譜，本年春夏，直隸霪雨成災，永定河兩岸並南北運河、大清河及任丘千里河堤多處決口，上下數百里一片澤國，京師周圍，哀鴻遍野。潘祖蔭奉派主持救災，在城門之外添設多家粥廠，做賑濟災民的工作。十月十五日，他上奏請求再撥銀米，奉旨賞京倉漕米五萬石，以備冬撫，著潘祖蔭等分撥各廠煮粥之用。廿三日，他忽感寒身，熱汗不止，猶勉強起身入直。廿五日，查驗火藥局歸即作喘。次日喘益甚，旋請假延醫生診治，服疏散之劑。廿七日，熱解而喘如故，汗下如雨。假寐夢中，喃喃所言皆賑事(潘祖年編：《潘祖蔭年譜》，第75頁)。按照葉昌熾記載，「鳳石前輩」即同治十三年狀元陸潤庠為潘祖蔭診病(葉昌熾：《督緣廬日記》，光緒十六年十月廿八、廿九日，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三冊，第1834-1835頁)。陸潤庠，江蘇元和縣(今蘇州)人，與潘祖蔭為同鄉，出生於通曉醫理的書香門第，父親陸懋修(字九芝)為精研張仲景《傷寒論》的名醫，本人也通醫術。光緒三十二年的清宮脈案檔案中，還記載有陸潤庠為慈禧太后診脈的兩則脈案和處方。三十日上午，潘祖蔭的老朋友翁同龢接到李鴻藻報信，趕去探望，見到擅治時疫的名醫凌紱曾剛開完藥方，而私下，凌紱曾告知探視者，病人已經不行了。凌紱曾為名醫凌奐之子，字初平，一字別駕。浙江歸安(今湖州)人。精於醫，尤擅治時疫，於霍亂、痧症、爛喉丹痧等頗有心得。後來官至山東肥城縣、海陽縣知縣。翁同龢進入卧室，潘祖蔭神志清晰，一把執住他的手說：「痰涌恐難治矣」，另一手執眼鏡看藥方。翁同龢注意到，病人「汗汪然也」。對於最後的搶救，翁同龢主張使用人蔘，另一位老友、內閣學士李文田則說，人蔘、附子斷不可用，舌焦陰爍，須梨汁或可治。翁同龢爭辯道：「梨汁能救命嗎？」他們回到內室，看到潘祖蔭出汗更多(《翁同龢日記》，光緒十六年十月三十日，中華書局版，第五冊，第2409頁)。不久，葉昌熾去探望，潘祖蔭已不能言，僅手書「痰聲如鋸不治也」，字跡模糊，不堪辨認(《督緣廬日記》，光緒十六年十月三十日，第三冊，第1835頁)。申刻，病人痰涌，酉刻，以坐姿告終，不平卧。

　　潘祖蔭得了什麼病？其癥狀是身寒、出汗、痰喘，中醫治療，使用「疏散之劑」，假如延請西醫，使用奎寧，他能否起死回生？對此我均難以斷言。梨汁能潤肺止咳化痰，人蔘能調節中樞神經系統，但對付急性傳染病，恐怕都不是靈藥。李鴻章說：「潘文勤五日之疾，遽謝賓客。」(李鴻章：《復通永道楊》，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載《李鴻章全集》第三十五卷，第140-141頁)在醫學不發達的年代，即便是位極人臣的高官，得病後迅即去世的幾率也是很高的。

　　張佩綸前面提到的「子授丈」，即戶部左侍郎孫詒經。翁同龢十月廿八日早晨「出西長安門問孫子授疾」，他發現孫「痰喘甚重」。十一月初六日(12月17日)丑刻，孫詒經去世。翁在日記中說：「七日之中兩哭吾友，傷已，子授亦諒直之友哉。」(《翁同龢日記》，光緒十六年十月廿八日，十一月初六日，第五冊，第2409、2411頁)孫詒經的兒子孫寶琦，後來做過清政府駐法國、德國公使，清末最後一任山東巡撫，民國年間任過北洋政府的外長、財長和代理國務總理。張佩綸與第三任太太鞠耦所生的小兒子張志沂，在與原配夫人黃素瓊(湘軍水師提督黃翼升的孫女)離婚後，1934年與孫寶琦的女兒孫用蕃結婚。這樣，孫寶琦就成為張愛玲的繼外祖父了(張子靜、季季：《我的姊姊張愛玲》，文匯出版社，2003年，第38頁)。當然，這是四十多年後的後話。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4日)夜，前禮部右侍郎寶廷去世。寶廷兒子壽富編纂的《先考侍郎公年譜》謂：「是秋，京師瘟疫盛行，公以積弱，遂遘斯厲。」寶廷十一月初四日得病，初七日少痊，次日復重，遂昏如重醉，十二日少痊，元氣已損，自知不起，交代兒輩「建樹報國，戒以毋為無用之學」(壽富編：《先考侍郎公年譜》，載《偶齋詩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下冊，第1016頁)。他從得病到去世，前後九天。寶廷、張之洞、張佩綸，在光緒十年前，是著名的「翰林四諫」中的傑出人物，他們指點江山，臧否人物，彈劾昏庸官吏，名震朝野上下。光緒八年，寶廷在出典福建鄉試回京途中，納船妓為妾，旋自劾罷官，隱居西山，過著貧寒的生活。

　　關於這場疫病，住在北京的禮部尚書李鴻藻，曾有一函致張佩綸，函中提及：

　　京師至今無雪，每晨大霧迷漫，似有瘴氣。伯寅、子授皆以感寒，為葯所誤。伯寅同年至交，一旦化去，感傷不能自已。此次振(賑)撫災民，籌集巨款，心血盡矣。臨終譫語仍以春賑無款為憂，令人可敬。鄙人公私交迫，日無片刻之暇。難題將出旦夕間耳，此事從隆從殺，難得一當，窒礙甚多，非面談莫悉也。(李鴻藻致張佩綸函，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廿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藏：甲70-10，李鴻藻存札，第二函，第一冊，第7-9頁)

　　李鴻藻筆下的北京天氣情形，與前引《申報》的描述完全一致。他認為潘祖蔭、孫怡經，皆以感寒為葯所誤，亦即不能如同平常那樣，使用疏散之劑來泄熱。此信後半段所講某事需要面談云云，不詳，使用的是兩人間心照不宣的隱語。

　　這段日子，名士李慈銘也在時疫中掙扎。十一月初三日，他早起後肚子痛，感覺是中寒了，但已經約了黃體芳、王仁堪、樊增祥、鮑臨、吳講、沈曾植、黃紹箕等朋友晚上飲酒，姨太太也約了一班女眷吃飯，一直鬧到二更才散。客人走後，李慈銘因腹痛已不能行步了。此後身體天天不適，初八日日記記載：「身熱益甚，已成傷寒熱證。蓋近日都中疫病大作，余以肝疾感寒，兼染時氣也。」初十日，氣喘不止，勺飲不進，身熱作痛，咳不絕聲，胃腎兩窮，胃氣上逆，自覺將要不治。次日又記，竟日的咳喘，使得喉舌枯竭，需要時時以龍井茶潤口，且痰逆不思食。十五日記：「徹夜咳嗽，吐痰至數升，氣弱而促口中枯臭，尚憂不濟。」十八日記：「是日喘雖少而咳急如故，吐痰輒升許，胸中煩熱，氣惙如絲，不更衣者已十餘日，昨又竟夕不寐，慮終不濟。」他延請汪文樞看病。汪文樞，字冠中，號干廷，江西人，同治七年(1868)進士，時任吏部主事，善醫。汪給李慈銘服疏導藥物，後又改溫散發汗之葯、清解之葯，禮部右侍郎李文田(他十一月十二日遷升此職)也給他下過幾次藥方。在眾友人的關懷之下，李慈銘漸漸康復過來，有時也隨著處方而翻閱《本草》，服食了人蔘、麋茸、人乳和各種藥物。他是著名美食家，養著城裡最好的廚子，讀到日記中留下的「蜥易須雌雄一對用之，言與人蔘羊肉同功」；「蛤蚧、桑寄生等皆缺真者，意不如以血肉之物稍養胃陰，令庖人烹鴨湯及以羊肉作包子稍稍飲而下之，以防氣脫坐化」之類有趣記載，令人不覺莞爾。他的病，大約至廿七日痊癒，算是到鬼門關上走了一遭(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十七冊，第12652-12667頁)。

　　李慈銘在病中和愈後寫下了《病甚三首》《挽潘鄭庵尚書四首》《病起柬敦夫弢夫雲門子培仲弢五君子三首》《雲門和予病起詩有促歸之語作此答之》《黃再同編修日以所畜黑牛乳見餉賦此奉謝》《病中聞伯羲祭酒同年亦病甚近日皆起以詩柬之》《介唐宮庶今秋遘危疾甫愈余病大作屢承過視起後賦此酬之》《病起呈翁叔平尚書師》《病起柬瞿子玖學士同年並謝病中枉過》等詩篇。寫了患病的痛苦、友朋的關懷和康復的喜悅。其中《病甚三首》是考慮到臨終之際占授以作遺書，令後人知其志節的：

　　嗒若枯枝卧，居然杜德機。君親成兩負，生死總皆非。寒熟中交戰，呼謈力漸微。殷勤慚執友，病榻日依依。

　　尚有乎生習，床頭數疊書。不知何日起，仍與此君俱。未午猶開卷，先師早儆予。法華無用殉，一冊孝經儲。

　　死後商量事，青山葬此身。北南難自定，遲速稱家貧。岩壑三生舊，煙霞一榻新。春陽與秋月，終古伴閑人。(李慈銘：《越縵堂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冊，第517頁。)

　　病癒後，他感念李文田、汪文樞對自己的妙手救助，作《病起酬李侍郎汪吏部文樞枉診惠方葯》：

　　岱嶽收魂又賜環，居然古井見波瀾。瓮虀尚合饒貧士，樹稼由來止達官。卧雪備嘗諸獄苦，負暄消受一窗寬。柴胡桔梗彌山澤，自有回春至寶丹。(《越縵堂詩文集》，中冊，第522頁)

　　而汪文樞，在當了二十多年京官之後，光緒十七年正月廿八日，外放甘肅涇州靈台縣知縣，時年四十七歲(《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彙編》，第二十八冊，第59頁)。

　　李慈銘還在另外兩首詩歌的注釋中分別寫道：「近日疫疾大行，都中十室九病，投以寒散(之劑)，無不斃者。侍郎及汪君皆以參茸治余疾雲。」(《病起酬李侍郎汪吏部文樞枉診惠方葯》，《越縵堂詩文集》，中冊，第522頁)又說：「比來京師大疫，如怡親王載敦、潘伯寅尚書、孫子授侍郎、寶侍郎廷、馮大理爾昌及翰林台諫郎署諸君病歿者數十人。」(《病中聞伯羲祭酒同年亦病甚近日皆起以詩柬之》，《越縵堂詩文集》，中冊，第526頁。)為後人了解這場疫病留下重要的史料。

　　怡親王載敦死於十一月十一日。《申報》報道說：「上月初染患時疫，觸發痰喘舊疾，迭經醫治，惟年老氣衰，漸形沉重」而逝(《幽燕冬景》，載《申報》，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第一版)。載敦是咸豐帝顧命八大臣之一愛新覺羅·載垣族弟。道光五年(1825)，載垣襲封怡親王，咸豐十一年，載垣在辛酉政變後被奪爵賜死，抄沒其家。同治三年(1864)，朝廷恢復被革之怡親王世爵，由載敦繼襲。載敦雖然擔任過內大臣、都統、閱兵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賞戴三眼花翎(《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第十六冊，第320頁)，但都是閑職，他在晚清政壇上並不出名。

　　不僅親王染病，時疫也傳入宮中。十一月十五日，麗皇貴太妃以「年屆花甲，近染時疫，經御醫請脈，進以清表良劑，終因年邁氣衰，藥餌不易起效」而薨逝(《閬苑鶴書》，載《申報》，光緒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第一版)。在香港導演李翰祥執導的電影《垂簾聽政》中，麗妃千嬌百媚，能歌善舞，深受咸豐帝寵愛，根本不把慈禧放在眼裡。一心想要受寵、費盡心機往上爬的慈禧對她妒恨不已。咸豐皇帝死後，慈禧發動辛酉政變，肅清了敵對勢力後，回過頭來整治昔日與她爭寵的麗妃。她效法漢代呂后迫害戚夫人的方法，將麗妃的手腳悉數砍去，裝在一個罈子里，拉去她的宮殿觀看，麗妃毫不示弱，照樣奚落慈禧，還唱著：「艷陽天，艷陽天，桃花似火柳如煙……」這個情節，相信當年給所有觀眾留下了深刻而恐怖的印象。然而事實上，麗妃作為先皇帝遺孀，一直平靜地生活在紫禁城的某個後宮裡。咸豐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兩宮太后頒旨，賜顧命大臣載垣、端華自盡，肅順斬首，初十日，即以麗妃「承侍宮闈，恪恭淑慎」，「誕育大公主」，晉封她為麗皇貴妃(《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咸豐十一年十月初十日，第十一冊，第416頁)。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又尊封麗皇貴妃為麗皇貴太妃(《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二十四冊，第362頁)。麗皇貴太妃薨逝後第三天，光緒皇帝親詣祭奠行禮，宗室以上王公文武官員素服一日，並從十七日起，輟朝五日(《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七日，第十六冊，第322、324頁)。這位早已淡出世人視野的老太太，此時猶如一張陳舊的照片被重新發現，喚起了許多人早已褪色的昔日回憶。

　　關於大理寺卿馮爾昌，我們所知甚少。他是同治二年的進士，字玉雯，號仲山，山東安邱人。曾經擔任廣東學政、光祿寺卿。不知為何，《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彙編》《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彙編》兩大文獻總匯均無他的檔案材料。我在李慈銘的詩歌注釋中發現了他去世的蛛絲馬跡。再從《申報》中檢索，找到他九月十二日起，連續請假五十天的記錄(見《申報》，光緒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十月初九日、二十三日)，但確切死期不詳。馮爾昌死後，張蔭桓於十二月十二日接任了他的職務(《清德宗實錄》，光緒十六年十二月丁未，第五十五冊，第887頁)。